5月19日，特朗普在一次出行中對媒體放話，稱美國“可能不得不再給伊朗一次沉重打擊”，并在社交媒體上披露，18日那天距離下令攻擊“只差一個小時”，是海灣盟友求情才按下暫停鍵。他給了談判“兩到三天的有限時間”。同日，美國參議院以50比47推進限制總統對伊朗動武的法案，4名共和黨參議員倒戈支持。

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社交媒體上表態：“伊朗人民不會屈服于脅迫。”議長卡利巴夫措辭更為激烈，指責特朗普“妄圖將談判桌變成投降桌”，并宣布伊朗已做好在戰場上“亮出新牌”的準備。

關于戰爭是否繼續，華盛頓給出的信號自相矛盾——總統威脅“再打一輪”，國會要求“別再打了”。德黑蘭則在用最硬的語言告訴華盛頓：這不是投降儀式。

一、當全球化肥少了三分之一

在討論油價之前，我們先談談化肥。

霍爾木茲海峽承載著全球約30%的海運原油和約20%的石油貿易量，在本輪沖突中通航能力一度降至正常水平的10%。但在所有人都在關注油價的上漲時，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尿素肥料供應已經中斷，肥料價格上漲了40%。

這個數字怎么理解？對小麥而言，停止施用氮肥可能導致產量減半；對水稻而言，磷肥不足會使產量下降約30%。東南亞的農民已經在做選擇：要么承受翻倍的化肥成本，要么減少播種面積和施肥量。不管選哪個，結果都是幾個月后糧食產出縮水，價格上行。越南稻農的種植決策，會在一兩個作物周期之后，變成亞洲各國糧食進口賬單上的數字。

亞太作為能源凈進口區域，尤其容易受到戰爭的影響。根據聯合國估計，這場戰爭可能導致亞太地區880萬人陷入貧困，經濟損失高達2990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更具體。基準情形下，亞太發展中經濟體2026年通脹率將從3%升至3.6%。一旦中東混亂延續到今年第三季度，通脹率將飆至5.6%，經濟增長率從5.4%放緩至4.7%。

二、“K型分化”正在發生

從4月的數據來看，亞洲整體石油進口量同比下降了30%，是2015年10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供應缺口正在各國的加油站和電價賬單上兌現。菲律賓柴油價格飆升約140%，越南漲110%，馬來西亞漲100%，新加坡漲67%。印尼嘗試依靠燃油補貼強行壓住價格，但財政賬本上多出來的補貼支出不會消失，最終還是要有人買單。

這就是“K型分化”的核心邏輯——面對同樣一場外部沖擊，不同經濟體的承受能力截然不同。

新加坡、中國、韓國正在加速綠色能源轉型，通過技術替代和供應鏈多元化對沖風險。而菲律賓、越南、泰國等經濟體，缺乏同等級別的技術和財政工具，只能在油價上漲中被動承受成本沖擊。

以泰國為例，豬肉平均價格較戰前漲了8%，雞肉漲3%，雞蛋漲9%，棕櫚油漲8%。這些漲幅最終都會傳導到居民消費端。而對于低收入家庭來說，食品支出占比本就在總消費中偏高，價格每漲一個百分點，實際購買力的損失都被放大。

化石燃料短缺以及隨之造成的化肥短缺的長期效應更值得關注。從播種到收獲再到進入流通，需要一個完整的作物周期。食品價格影響甚至可能持續四個季度，對實力較弱的新興經濟體而言，復蘇周期可能延續到2027年年中甚至年底。

三、霍爾木茲海峽的雙刃劍

伊朗為什么敢于在軍事壓力下繼續封鎖海峽？

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哈梅內伊3月12日發表上任后首份聲明，提出“絕不放棄復仇”，核心手段就是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并威脅打擊位于海灣國家的美軍基地。這個表態很快演變為“三點主張”：侵略者必須賠償損失，霍爾木茲海峽管控進入新階段，所有抵抗陣線視為整體。

伊朗看重的是，從美國國內角度，封鎖海峽引發美國國內能源價格與股市劇烈波動，將在中期選舉中對特朗普所在共和黨造成不利影響，形成施壓的著力點。從地區角度海峽封鎖波及全球經濟，尤其讓海灣國家承壓，并不“得人心”。伊朗近年來致力于改善同海灣國家的關系，封鎖海峽會破壞這一外交成果。

伊朗的策略本質上是一種不對稱對抗——在常規軍事力量上處于劣勢，但通過控制地理節點來放大自身影響力。美國面臨的困境在于：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打擊未必能迫使伊朗就范，而持續的軍事行動又在消耗國內的政治耐心。

伊朗也在承受代價。海峽封鎖雖然打擊了對手，也讓伊朗自身的經濟承壓。目前伊朗已將封鎖定位為“談判籌碼”而非長期戰略目標，并提出了明確的停戰條件——承認合法權利、支付戰爭賠償、國際社會提供安全保證。這種從“模糊威懾”到“明碼標價”的轉變，說明德黑蘭對自身承受極限有清醒判斷。

四、華盛頓的左右手互搏

特朗普19日在白宮的表態包含了兩個相互矛盾的信號：一方面威脅“再給一次沉重打擊”，另一方面承認伊朗“已坐上談判桌”。特朗普的矛盾表態，背后是當下混亂的美國政治。剛剛結束的參議院推進限制動武法案的投票結果是50比47，4名共和黨參議員倒戈，3名缺席。此前民主黨已7次提交類似法案，均未通過。這次之所以成為突破口，與戰爭拖延帶來的政治損耗直接相關。

倒戈的參議員各有理由。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卡西迪在聲明中說，他在家鄉“聽到很多民眾——包括特朗普的支持者——對這場戰爭感到擔憂”，而白宮和五角大樓一直沒有向國會充分說明戰爭情況。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的原話是：“總統就像一個拿著上膛手槍的幼童。”

《紐約時報》的民調給出了更具殺傷力的數據：64%的登記選民認為特朗普發動戰爭是錯誤決定，僅30%認為正確。

不過，該法案距離真正生效還隔著幾道程序。參議院還需至少兩輪投票，然后要過眾議院，即便通過也幾乎肯定會被特朗普否決，推翻否決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美國歷史上從未有戰爭權力決議成功推翻過總統否決。

即便如此，參議院的投票作為一場政治表態，對特朗普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繼續升級沖突的政治成本正在變貴。這對于判斷沖突走向具有參考價值。

五、一個被低估的經濟變量

與軍事戰線和政治博弈并行的，還有一條更隱蔽的經濟戰線。

2025年中伊雙邊貿易額已突破400億美元，2026年初伊朗對華原油出口實現100%人民幣結算。伊朗還試圖將霍爾木茲海峽通行費與人民幣綁定。

更廣泛的趨勢是，沙特對華原油出口的人民幣結算比例已從2025年的15%飆升至45%，其國有銀行全面接入中國跨境支付系統（CIPS）；伊拉克開放人民幣結算后，兩個月內占比突破60%。

這些數字說明一個問題：中東的能源出口國正在主動進行結算貨幣的多元化布局，其中的驅動因素正式規避制裁與匯率風險。

伊朗將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略位置轉化為金融籌碼。中伊之間正在形成“石油→人民幣→中國工業品和基建”的貿易閉環。對中國而言，與伊朗、沙特等國的本幣結算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美元結算的制裁風險，但無法完全抵消供應中斷和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

能源安全方面，中國當前的戰略儲備約為14億桶，超過美國戰略石油儲備的3倍，足以支撐至少3個月的進口需求。即便霍爾木茲海峽完全封鎖，仍可從俄羅斯等中東以外地區獲得約60%的石油供應。若不計伊朗原油，真正因波斯灣中斷而損失的供應量不足總進口量的20%。

德黑蘭方面近來釋放出“中國有權參與戰后重建和能源合作”的信號，意在鞏固最重要的外部經濟紐帶。這條經濟走廊能否成為伊朗在戰略困境中的穩定器，取決于中國在中東博弈中如何把握平衡——既維護自身能源安全，又不被卷入與華盛頓的直接對抗。戰略定力本身也是一種杠桿。

六、結構性沖擊不會隨著停火而消失

把上述幾個維度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三個判斷：

伊朗的“死戰到底”不等于拒絕談判。穆杰塔巴提出的三項條件——賠償、海峽管控新安排、不放棄正當權利——本質上是一張要價很高的談判桌入場券。伊朗的強硬姿態有對內凝聚民族情緒的考量，對外則是為談判積累籌碼。從“絕不談判”到“有條件談判”，這中間是有空間的。

美國的“極限施壓”正在遭遇邊際效應遞減。特朗普一邊威脅動武，一邊承認伊朗“已坐上談判桌”，這種自相矛盾恰恰說明軍事壓力的效果已經到了天花板。參議院的倒戈、民調數據的惡化、盟友的勸退，都在壓縮特朗普的決策半徑。

亞洲付出的代價正在倒逼地緣格局重組。880萬人陷入貧困、近3000億美元經濟損失、化肥斷供導致糧食減產——這些數字的背后是真實的民生代價。更為深層的后果是能源供應多元化和結算貨幣多元化的加速。亞洲國家正在用賬單上的數字重新審視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霍爾木茲海峽的戰事可以停火，但供給鏈重塑的進程不會倒退。一場發生在中東的軍事沖突，也會改變的是亞洲經濟的走向——這就是全球化時代地緣風險的傳導機制，每個人傳導鏈條上不同位置的成本承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