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19時29分，山西省沁源縣通洲集團留神峪煤礦發生瓦斯爆炸。截至發稿，事故已造成90人遇難。

事故發生的山西通洲集團留神峪煤業有限公司隸屬于山西通洲煤焦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址為沁源縣沁河鎮上莊村，生產能力為120萬噸/年。

山西通洲煤焦集團官方微信公眾號顯示，該集團成立于1995年2月，注冊資本2億元，是集原煤開采、洗煤、煉焦、化工、旅游開發、物流、三產服務為一體的民營企業。現已形成了依托煤、延伸煤、發展煤、超越煤的煤—焦—化—電—氣可持續發展的循環經濟產業格局，資產總額100億元。

在煤礦安全被多次整頓、監測技術已日趨成熟的今天，一家年產能超百萬噸、理論上擁有完善預警系統的成熟煤礦，為何依然無法阻止瓦斯爆炸？重慶大學資源與安全學院教授、“預防煤礦瓦斯動力災害基礎研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胡千庭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起重大礦難打破了近十年來煤礦安全生產相對平穩的預期，未來需進一步強化煤礦安全的技術和管理研究。

2026年5月22日19時35分，山西省沁源縣通洲集團留神峪煤礦發生瓦斯爆炸。圖/視覺中國

瓦斯爆炸沒有明顯的“黃金救援期”

《中國新聞周刊》：事故通報顯示，井下當班作業人員有247人，這在年產能120萬噸的高瓦斯礦井中是否為異常的人員配置？從瓦斯災害防治的技術原理來看，這種人員規模對通風系統和瓦斯監測會帶來什么樣的壓力？

胡千庭：根據現行的煤礦安全管理規定，井下作業人員數量需要綜合考量礦井規模、自然災害條件以及防災工程的復雜程度。

人員規模會在兩個維度上放大事故后果。其一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直接相關性，即井下人員基數越大，在同等事故烈度下的傷亡絕對數必然越高；其二是空間分布的風險疊加，如果大量人員集中在有限的作業區域，一旦發生瓦斯爆炸，沖擊波和有毒有害氣體的致死半徑內會包含更多的作業人員，造成群死群傷的概率顯著上升。

從技術層面分析。按照規范，井下人員不僅包括采煤工人，還應包括從事瓦斯抽采、防滅火工程、防治水工程等防災措施的專業人員。依據礦井災害風險的高低，有一個合理配置的問題。如果防災工程人員的比例不足，則說明安全工程的投入可能存在結構性缺陷。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死亡人數呈現遞增態勢，從最初的個位數逐步上升至90人。從瓦斯爆炸事故的災害演化規律來看，這種傷亡擴大的機制是什么？次生災害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胡千庭：這里需要澄清一個認知誤區。數字上的“遞增”并非災害在持續惡化，而是搜救進度的體現。瓦斯爆炸事故的致死機制具有即時性特征，能夠在初期逃生的人員會迅速升井，而數小時后仍未脫險的人員，其生還概率比較小。

瓦斯爆炸的致死機制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爆炸沖擊波產生的機械性損傷，包括高壓氣流的直接沖擊和拋擲物的二次打擊；第二種是一氧化碳等有毒氣體的急性中毒，一氧化碳作為劇毒氣體，在密閉空間內達到致死濃度的時間極短；第三種是缺氧窒息，爆炸消耗了大量氧氣，并破壞了通風系統，導致氧氣濃度驟降。

次生災害會顯著擴大傷亡范圍。如果煤塵參與爆炸，會形成所謂“瓦斯—煤塵復合爆炸”，其爆炸能量可達單純瓦斯爆炸的數倍，波及范圍也會成倍擴大。

此外，爆炸引發的巷道坍塌會形成堵塞，將部分人員困在井下。即使這些被困人員在爆炸中幸存，由于自救器的有效時間通常只有幾十分鐘，在通風系統完全癱瘓、一氧化碳濃度持續維持在致死水平的環境下，長時間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恰好處于井下壓縮空氣供給點附近的人員，他們可以依靠壓縮空氣維持呼吸。

圖為涉事煤礦

《中國新聞周刊》：瓦斯爆炸發生后是否存在黃金救援期？井下救援面臨的最大技術挑戰是什么？

胡千庭：瓦斯爆炸事故的救援與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救援存在較大區別。地震救援的核心是物理性解困，被困者如果未受致命傷且有氧氣供給，可以存活數日。但瓦斯爆炸事故中，致死因素是即時性的化學性損傷和機械性損傷，傳統意義上的“黃金救援期”不明顯。如果人員在爆炸發生后的短時間內未能脫險，已經遇難的可能性較大。

救援的最大技術挑戰在于防止次生爆炸。爆炸會在井下留下大量明火和高溫點，而瓦斯會持續從煤層中涌出，通風系統又已被破壞無法有效排出瓦斯，這就形成了“瓦斯—火源”隨時可能再次碰頭的高危態勢。因此救援的第一要務是火源控制，必須在保證救援人員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偵測火點位置并實施滅火。只有在火源得到有效控制、井下瓦斯濃度被稀釋到安全閾值以下之后，大規模搜救才能展開。這個過程往往需要數小時甚至更長時間，這也是為什么被困人員的存活率較低。

預警系統為何失靈？

《中國新聞周刊》：在歷次重特大瓦斯事故中，預警失效是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從技術系統的可靠性角度分析，這種失效的癥結在哪里？

胡千庭：我認為，是技術層面的成熟度與現場執行層面的可靠性之間出現了脫節。從純技術角度評估，當前的瓦斯監測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成熟度。以瓦斯濃度傳感器為例，早期采用催化元件的傳感器需要每周標定一次以保證精度，而現在主流的傳感器技術可以將標定周期延長至半年甚至一年，測量精度和穩定性都有了質的飛躍。

在制度設計層面，我國已經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瓦斯監測預警體系。按照《煤礦安全規程》的要求，井下采掘作業的情況下，瓦斯濃度正常情況下不能超過1%，而瓦斯爆炸的閾值是5%到16%，這有一定的安全區間。一旦超限，系統會自動報警，監測數據也會實時傳輸到屬地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理論上監管部門可以在第一時間發現瓦斯超限情況并介入處置。

但任何技術最終都要靠人來執行，其中可能存在人為規避監管的因素。比如，有的企業沒有將傳感器掛在規定位置，而是直接把它甩到一個有新風系統的風筒里面去。風筒里永遠不可能超限，數據傳上去也是安全的假數據。如果企業不按規定放置，或者不愿意采集真實數據，技術再好也沒辦法發揮作用。

歸根結底，技術的有效性最終取決于人的執行意愿。當企業的安全理念缺失，沒有處理好安全生產和企業效益的關系，技術再先進也無法自動轉化為安全保障。這正是我們面臨的核心困境。

媒體報道截圖

《中國新聞周刊》：該礦在2025年曾因“猴車急停保護失效”和“頂板無補強支護”被行政處罰。從安全管理的系統性視角來看，這些違規行為與最終發生的瓦斯爆炸事故之間，是否存在著內在因果邏輯？

胡千庭：從技術分類來看，猴車急停失效屬于機電運輸系統的隱患，頂板無補強支護屬于頂板管理的隱患，瓦斯爆炸則屬于瓦斯治理的隱患，三者分屬不同的事故類型。但它們共同指向更深層的問題：該企業在安全管理的制度執行上存在系統性隱患。

“推進礦山‘少人化’”

《中國新聞周刊》：按照現行的安全生產監管體制，發現企業存在安全隱患并實施行政處罰后，企業應當進行整改，監管部門應當跟蹤督促整改落實。但從此次事故來看，這個閉環顯然沒有形成。問題出在哪里？

胡千庭：當前我國實行的是“國家監察、地方監管、企業負責”的三級監管體制，并且強調屬地化管理原則。理論上，行政處罰只是監管手段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確保企業將隱患整改落實到位。按照規定，實施處罰的監管部門有責任對整改過程進行跟蹤檢查，確認整改措施的有效性。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外部監管無論多么嚴格，都無法替代企業的內生安全動力。如果企業僅僅是把應付檢查、應付處罰作為一項“成本”，那么再嚴格的外部監管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的安全管理行為。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企業內生安全動力不足的問題，是什么導致部分企業在安全投入上的動力缺失?

胡千庭：從成本端來看，煤礦的安全投入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根據不同的地質條件和災害程度，安全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差異很大。對于高突出礦井、沖擊地壓礦井等高風險礦井，安全成本可能達到每噸煤20—30元，占總成本的20%—30%。國家為了鼓勵企業加大安全投入，允許將每噸煤最高50元的安全費用作為稅前抵扣項目。即使是條件較好的低瓦斯礦井，安全成本也需要每噸煤10—15元。

但從收益端來看，安全投入與直接經濟效益是不掛鉤的。企業在面臨經濟壓力時，可能會產生一種僥幸心理：“是不是我少投入一點，或者不按規范做，只要碰運氣，今天不出事，我也能把煤采出來賺到錢？”

另外，去年整體煤炭市場形勢不佳，多數煤礦企業面臨虧損或微利的困境。在這種背景下，企業可能試圖通過提高產量來攤薄固定成本，同時壓縮包括安全投入在內的變動成本。

《中國新聞周刊》：山西作為產煤大省，近年來的安全整頓力度不可謂不大。但面對這種大型企業，為什么依然無法杜絕瓦斯爆炸事故？

胡千庭：坦白說，這起重特大事故，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因為經過這些年的治理，全國已經有近十年沒有出過這么大的煤礦事故了。正因為事故少了，部分從業者可能產生了一種樂觀的錯覺，認為煤礦安全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其實安全問題永遠沒有止境。

目前的破局方向是通過技術手段來避免一些管理漏洞，我們需要研發出更多的“傻瓜型”技術——比如你不按規定放置傳感器，系統不僅能識別，還能立刻強制斷電報警。

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礦山的“少人化”甚至“無人化”。在采煤、掘進、鉆孔等高危工作面，盡可能用機器替代人。邏輯很簡單：如果井下沒有人或者人很少，即使發生事故，傷亡也會大幅降低。

目前公開資料顯示，全國有超過1000處礦井在往這個方向推進。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完全的“無人化”在當前階段還不現實。煤層地質條件千變萬化，設備故障、地質突變等特殊情況仍需人工干預。因此，現階段更現實的目標是“少人化”，即在正常工況下實現遠程控制和自動運行，在異常工況下由專業人員進入現場處置。這也需要設備可靠性達到極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南北方礦井也存在差異。北方礦井多數煤層賦存條件較好，厚度大、傾角小、地質構造簡單，而且瓦斯含量相對較低，有些甚至是低瓦斯或無瓦斯礦井。這種條件下，設備運行的環境相對可控，實現自動化、智能化的技術難度較小。但南方礦井情況完全不同，煤層傾角大，瓦斯含量往往比北方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還伴有復雜地質災害。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公眾對安全的期望值會不斷提高，這要求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動態提升的安全治理機制。當重特大事故長時間沒有發生時，企業、監管部門甚至學術界都不能產生“問題已經解決”的錯覺，認為現有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已經足夠，這種心態是極其危險的。

記者：李沁樺

編輯：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