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推動對阿拉伯恐怖分子適用死刑運動的一部分，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最近發布了一段視頻，拍攝地點是耶路撒冷地下囚徒博物館，具體位置在紀念那些在托管時期被英國人處決者的展室里。視頻中，本－格維爾站在絞索旁，指著它說：“我迫不及待想處決恐怖分子。”

這座博物館當時因與伊朗的戰爭而關閉，后來為了拍攝這段視頻才特別開放。國家甚至聲稱，這構成了不當利用公共資產進行競選宣傳。但除了眼前的道德、法律和政治爭議之外，歷史上的絞刑架與今天要求適用死刑之間的這次相遇，本身就顯示出以色列激進右翼政治記憶的轉變：從歌頌與絞刑架相連的英雄主義——因為它表達的是作為民族解放斗爭一部分的自我犧牲意愿——轉向希望把那些自認為也在為民族解放而戰的敵人送上絞架。

與過去曾把以色列猶太人各個派別和群體團結起來的猶太復國主義神話不同，所謂“走向絞架者”的傳奇英雄主義，長期以來一直牽動著以色列右翼的神經。事實上，絞索神話最早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的右翼激進圈子里。當時，修正主義運動中的極端主義派別，也就是反對中間路線的“最大派”，開始渴望一次處決：希望英國人在獨立斗爭的背景下絞死一名猶太猶太復國主義活動人士。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處決將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事件，象征猶太復國主義向真正的民族解放運動轉變。

當時，猶太定居區的大多數人都認識到，托管當局正在為猶太復國主義計劃提供廣泛支持。盡管存在爭執，甚至出現裂痕，1930年至1936年間，猶太定居區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猶太人最終占到英屬巴勒斯坦人口的三分之一。

不過，在“暴徒聯盟”以及右翼貝塔爾青年運動和伊爾貢地下武裝內部更前衛、也更激進的圈子里，一種活躍的意識形態氛圍占了上風，他們試圖煽動對執政當局的反叛。軍國主義和自我犧牲的崇拜，構成了他們塑造一種新民族心態的核心，而這種心態被寄望于推動猶太復國主義轉變為解放運動。從艾希曼到“極右翼思潮”：以色列的死刑辯論出現轉向 斯馬達爾·本－納坦“年輕阿拉伯戀人的幻想”：托管時期巴勒斯坦的秘密圈子 奧弗里·伊蘭尼

多年間，一些人從愛爾蘭民族斗爭的歷史事件中獲得了靈感。不過，像“暴徒聯盟”創始人阿巴·阿希邁爾這樣的角色，主要是從俄國革命者那里引入了絞刑架崇拜。尤其是他們把目光投向“民意意志”組織——這是19世紀末的一個組織，其領導人把死于絞架視為個人自我犧牲的體現，基于這樣一種觀念：歷史前進得很慢——它需要有人推一把。

在這種浪漫主義的影響下，阿希邁爾警告說，猶太復國主義革命不能只靠政治活動，并解釋說，猶太民族最優秀的兒子們正在背離猶太復國主義。“年輕人逃離猶太復國主義，因為它自滿而乏味。年輕人會奔向那些要求他們作出犧牲的地方——去坐牢，去走上絞架。”

今天要求適用死刑，意味著激進右翼的政治記憶發生了轉向：從歌頌與絞刑架相連的英雄主義，因為它表達的是民族解放斗爭——轉向希望把那些為民族解放而戰的敵人送上絞架。

絞架神話說明，英雄傳奇并不只是從事件本身中誕生；有時，它們會提前塑造事件的走向和英雄的形象。1938年，激進修正主義者迎來他們的第一位烈士什洛莫·本－約瑟夫時，顯然就是這種情況。

本－約瑟夫在前一年抵達托管巴勒斯坦時年僅24歲，隨后在阿拉伯大起義最激烈的時候加入了上加利利地區羅什平納鎮的貝塔爾小隊。隨著針對猶太定居區和英國當局的恐怖活動不斷蔓延，這些年輕的貝塔爾成員對伊爾貢加利利總部要求他們繼續遵守先前克制政策的命令感到憤懣。

本－約瑟夫加入了小隊中一些成員發起的反恐襲擊計劃。策劃這次行動的阿夫拉罕·申，和許多其他貝塔爾成員一樣，也深受絞架神話影響。有人作證說，在逾越節前夕，他曾舉杯祝愿第一位被英國人絞死的猶太人，并借此為救贖鋪路。

修正主義黨最終作出決定：避免一場政治審判，設法救下這三個人。他們的律師試圖推翻恐怖主義指控。最終，本－約瑟夫的命運與同案者不同：他的死刑判決被維持了下來。他成為這起事件中唯一的英雄，這也為整件事增添了神話色彩。本－約瑟夫在阿卡監獄等待行刑期間的表現，以及他從牢房里傳出的信息，決定性地推動了他的形象從一名無名貝塔爾成員轉變為運動英雄。

據一份證詞稱，有人曾為他安排逃脫計劃，但他拒絕了，理由是他的逃跑會玷污民族尊嚴，因為人們會說，猶太人因為膽怯而從絞架前逃走。本－約瑟夫真心希望展示一名猶太英雄應當如何走向絞架。行刑前夕，他寫道：“明天我將被絞死。還有誰能像我這樣快樂？”

絞架崇拜大多是從俄國革命者那里引入的。阿巴·阿希邁爾警告說，猶太復國主義革命不能建立在“宴會和演講”之上，并解釋說：“年輕人會奔向那些要求他們作出犧牲的地方——去坐牢，去走上絞架。”

判決原定于1938年6月29日執行。行刑前幾個小時，本－約瑟夫洗了澡，還刷了牙，好讓自己干凈整潔地走上絞架。被絞死前，他還來得及高喊“雅博廷斯基萬歲！”，并唱起貝塔爾頌歌和《希望》，后者后來成為以色列國歌。

本－約瑟夫成了一個不朽的象征。原本既反對這次行動、也反對絞架神話的雅博廷斯基，在寫給羅什平納貝塔爾領導人的信中轉而支持本－約瑟夫，他寫道：“我們要用他的絞架建起一座塔；用他的墳墓建起一座圣殿；用他的記憶建起一門公民宗教！”本－約瑟夫的葬禮。根據一份證詞，他曾被提供逃脫方案，但他拒絕了，因為他擔心人們會說，猶太人因為膽怯而從絞架前逃走。

整個猶太定居區都普遍關心這些被判死刑的年輕人的命運，也為減刑作出了大量努力。他們在牢房里等待時所表現出的自豪的個人與民族姿態，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很難說他們被視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核心英雄。由于他們隸屬于那些違背猶太定居區機構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既定路線的組織，他們被接納為此類英雄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

以色列建國后的那些年里，首相戴維·本－古里安和他的政府實際上試圖把“走向絞架者”的神話從國家官方記憶中剝離出去——既從教育體系中剝離，也從公共空間中剝離。阿卡監獄被改建為精神病院，而不是國家博物館，這一做法本身就體現了這種神話的邊緣化。

不過，隨著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的政治爭議逐漸平息，英國作為昔日敵人的形象不斷加深，“走向絞架者”的地位也在民間記憶中上升。貝京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把這一神話重塑為一種替代性的民族英雄傳奇，意在跨越族群和政治界線。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公眾對猶太復國主義英雄主義神話的態度從漠不關心到失落式的犬儒不等時，猶太復國主義者對“走向絞架者”的提及反而增加了。20世紀80年代，在“少年衛士”運動、宗教教育體系以及古什·埃穆尼姆定居者運動的年輕成員中，都能看到大量對“戰斗家族”神話的吸收。

在另一場活動中，數百名年輕人參加了耶路撒冷的一場集會。宗教媒體夫婦耶迪迪亞·梅爾和西萬·拉哈夫－梅爾寫道：“現場有一種地下組織般的氣氛。那里的年輕人似乎被帶回了伊爾貢和萊希的年代。他們談論‘走向絞架者’和‘王國殉道者’，談論［萊希領導人］阿夫拉罕·斯特恩、梅納赫姆·貝京、澤埃夫·雅博廷斯基和烏里·茲維·格林貝格。那一刻，仿佛英國警察就要沖進來了。”

本－格維爾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把神話和歷史用于當代政治目的的人。即便如此，他選擇絞刑室和絞索這一象征，本身就意味著把它們從歷史語境中切割出來，并賦予它們一種新的、挑釁性和暴力性的含義。他的視頻和這條信息，從根本上改變了絞架神話。它不再是那些為主權而戰者自我犧牲意愿的象征，而成了主權借以展示力量、壓制他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