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猶太右翼的“鐵娘子”露絲·維瑟。在哈佛，她曾為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校園奔走，也反對種族優待政策。如今，她警告說，正在出現一種“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的趨勢。

1993年至2014年，她在哈佛任教二十多年。在那里，她參與推動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校園。幾周后，在紐約公寓接受采訪時，她談起杰斐遜講座，也回憶起當年的爭論。她說：“那項禁令等于告訴所有人，這個國家不值得保衛。至少，不值得由哈佛的男孩子們去保衛?！?/strong>

她還在哈佛教師會議上反對她所說的“群體優待”——她不接受“平權行動”這種委婉說法——也反對反以色列宣傳。2011年，后備軍官訓練團重返哈佛校園。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又推翻了大學招生中的種族優待政策。

但在維瑟看來，反以色列的執念已經惡化成一種“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的現象。

她用這個說法來概括一種傾向：在德國，它自稱反猶主義；在蘇聯，它自稱反猶太復國主義。維瑟說，這種做法“會轉移責任，把矛頭指向某個特定目標，而且最能把不同力量拼成聯盟”。

她認為，伊朗和早年的阿拉伯聯盟可以作為例證。美國許多高校同樣如此，多年來，對以色列進行儀式化譴責，已經成了校園政治的組織原則之一。即便如此，2023年10月7日發生的事仍讓她震驚：哈佛33個學生團體簽署聲明，稱以色列應對哈馬斯殺害猶太人一事“負全部責任”，是“唯一應受譴責的一方”。

校園里發生的事，并不會只停留在校園里。維瑟反問，如果沒有哈馬斯發動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歸咎浪潮和宣傳攻勢，“他們又怎么會找到這樣一位市長？”

她所說的是佐赫蘭·馬姆達尼。維瑟稱，他是反以色列校園運動的產物，在10月7日之后，他的表態與那些哈佛學生如出一轍。她說，如今他“領導著紐約，全國各地還有不少人想學他”。

在某種意義上，馬姆達尼對那場暴力事件的反應并不新鮮。維瑟指出，在還沒有以色列國家可以被指責的時候，約瑟夫·斯大林就曾把1929年阿拉伯人針對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嚴重暴力事件，解釋為一種革命性騷動。她說：“蘇聯人后來塑造出了今天這種我們所熟悉的反猶太復國主義?！?/strong>

這算不算反猶主義？在維瑟看來，這個詞本身太滑動，正因為如此，不如直接說，這是“把政治組織起來對付猶太人”。她解釋說：“它的每一種形式都會說，‘我們不是那個，我們是這個。’德國的反猶主義本身，就是建立在自己并非舊式基督教反猶觀念的基礎上，而是自稱更理性、更進步。”

維瑟說：“很多美國人看不到，我們的自由是怎樣被劫持的?！覀儾皇怯醒哉撟杂蓡?？’是的，我們有——而這種自由也可以被用來組織不滿、歸咎他人，并借此攫取權力?！?/p>

她接著說：“先拿下校園和媒體。再從一座城市的市長職位做起。慢慢地，其他觀念就會成形——比如美國不好，美國是一片奴役之地?！彼€說，聯合國“原本是懷著最高尚的自由主義理想建立起來的”，但后來“被怨憤和替罪羊政治扭曲了”，就像那些把所有猶太人都趕走的阿拉伯政體一樣。

猶太復國主義的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早就明白，這類政治并不只是猶太人的問題。維瑟說，赫茨爾“之所以被推動著去解決這個問題，是因為自由主義歐洲本身出了問題，而反猶主義已經威脅到它的理性基礎”。

她說：“《人權宣言》發表一百年后，政治竟然還能淪落到把責任推給猶太人？赫茨爾認為，這種反?，F象不該毀掉歐洲原本可能實現的自由主義前景?！?/p>

那么，我們這片土地以及它的自由主義前景又如何？面對反以色列宣傳，維瑟看到一些自由派猶太人對“無權無勢”狀態的留戀，也迷戀那種隨之而來的道德純潔感。她說：“這是道德自信的喪失?！辈贿^，她更擔心的是，這種留戀和信心流失，正在更廣泛的美國人中出現。

她舉了肖洛姆·阿萊赫姆的例子。這位1859年至1916年間活躍的意第緒語大師，創作了特維耶故事，后來啟發了《屋頂上的提琴手》。維瑟說，這也是猶太幽默的重要來源之一：“它指向的就是這一點——失敗者其實才是贏家?！?/p>

她說：“我現在仍然覺得，這里面有值得肯定的東西。它讓人明白，一種力量可以來自內在，你會覺得這種內在力量足以抵擋任何外在力量。但這并不是全部?！?/p>

她接著談到1883年至1924年的弗朗茨·卡夫卡。她說，卡夫卡是一位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人，“他看見了施萊米爾會失敗，而且一直看到了那個悲劇性的結局”。不久之后，歐洲猶太人也會面對同樣的結局。她說，謝天謝地，美國不是施萊米爾；解放達豪和布痕瓦爾德，靠的是美國的力量。維瑟擔心，美國人可能會忘記這一點，就像哈佛忘記過一樣。

我第一次聽到“約瑟夫·K其實是個猶太人”這個說法，是在提克瓦的課堂上。自2014年以來，維瑟一直把這家猶太基金會視為自己的歸宿?？ǚ蚩ā秾徟小返闹魅斯珡念^到尾都不知道自己被控告什么，仿佛什么都被控告了，又仿佛什么都沒有。

維瑟說，他的處境固然荒誕，但并不比“針對猶太人的戰爭”更荒誕。這個人口很少的民族，先后被希特勒和斯大林、阿拉伯聯盟以及伊朗軸心追逐打擊。

在維瑟所在會堂的《托拉》圣柜上方，寫著一句希伯來語訓誡：“要知道你站在誰的面前。”她說，這句話本意是說，人站在上帝面前。從《舊約》時代起，沒有哪個民族比猶太人更善于在上帝面前自我反省。

但她也說，如果一個民族在敵人面前也以同樣姿態站立，甚至接受哪怕一點點責難、怨憤和轉移責任——而這些在她看來“完全是控訴者及其社會的病理”——那就會像約瑟夫·K一樣無可挽回。她點點頭說：“要知道你站在誰的面前——這應該成為猶太人的政治準則?！?/p>

在維瑟看來，建立國家帶來了主權、自衛能力，也帶來了擺脫那種一味遷就、注定失敗的政治方式的機會，“這絕不是小事”。但她也說，如果猶太人以為這樣就能離開被告席，那就太天真了。如今，《審判》完全可以在世界舞臺上、在聯合國里被重新上演。

說到這里，也許可以想到敖德薩出身的猶太作家伊薩克·巴別爾。維瑟稱他“甚至比卡夫卡還偉大”。在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里，有一篇寫到柳托夫——一個像巴別爾本人一樣，跟隨哥薩克騎兵行動的猶太知識分子。他試圖按對方的標準證明自己是個真正的男人，但柳托夫仍然被輕蔑對待。

他的指揮官對他說：“我看透你了。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這輩子就是不想有任何敵人?！?/p>

在她那本1992年出版、上個月再版的大膽之作《如果我不為自己：自由派對猶太人的背叛》中，維瑟寫道，巴別爾知道，“不想有敵人，這個愿望本身并沒有錯”。但她也認為，巴別爾擁有道德上的完整與藝術上的完整——而她寫道，這兩者本來就不可分割——因此他能夠說出那種苦澀的真相。

她寫道：“他并沒有要求我們只為柳托夫那顆溫柔的猶太靈魂鼓掌，卻不告訴我們，這顆靈魂是如何被鄙夷，又如何可能被那些他急于認作兄弟的人毀掉的。”

難怪維瑟2021年的回憶錄《像猶太人一樣自由》，一開篇就贊揚父親的政治現實主義。1940年，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后，紅軍推進之際，他沒有選擇給紅軍一個機會，而是把全家帶離了切爾諾維茨——那時那里屬于羅馬尼亞，如今屬于烏克蘭。

仿佛是為了強調當年逃生余地之狹窄，維瑟逃離歐洲時乘坐的那艘船，在返航途中還遭到了魚雷攻擊。

她的許多親屬后來都被德國人殺害了。但她說，“對那段歷史教育的投入，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她說，人們當然應該終生每天都記住這段歷史，猶太人也確實如此，“我們至今仍在哀悼耶路撒冷的圣殿”。

不過，在她看來，公共層面的這段歷史教育，更像是猶太人向基督徒做出的一個姿態：“把猶太人的苦難展示給他們看，仿佛這能為我們其余的人帶來某種救贖。”

即便接受這種宗教框架，維瑟也說：“我們漏掉了復活。不是三天之后，而是三年之后?！睆?945年那場浩劫結束，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猶太民族讓自己復活了——這就是奇跡”。

她說：“并不是海水自己分開了，而是猶太人自己把它分開的?！痹谧铌P鍵的時候，阿拉伯人成功阻斷了歐洲猶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的通道，隨后又拒絕了聯合國關于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和一個阿拉伯國家的分治方案。流亡將近2000年后，猶太人還必須擊退5支阿拉伯軍隊的入侵，才贏得獨立。

維瑟說：“猶太人的復活，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故事?？删驮谖覀兊臄橙嗣χ堰@個故事丑化的時候，我們自己講述的卻是那段慘痛歷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