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勢下，為加強浙江全省的統一領導，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指示，撤銷中共閩浙邊臨時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成立中共浙江省臨時省委。

9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浙江臨時省委轉為正式省委。10月，臺屬臨時特委轉為正式特委，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劉清揚任特委書記。

在中共臺屬特委的領導和推動下，臺州民眾抗日救亡活動走向新的高潮，黨組織在臺州地區的影響也迅速擴大。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臺屬特委趁機吸收大批工農和知識分子入黨，到1939年底，全區建有11個縣委，20多個區委，黨員發展到2766個。

但1939年冬到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范圍掀起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臺州國民黨當局也趁機開始頻頻制造反共事件，臺屬地區黨組織的活動日漸困難，國共團結合作抗日的政治局勢開始急轉直下。

此時，國民黨方面并不知道劉、林兩人的真實身份。在警察看守下，二人不能交談，就用手指在對方的腳底下劃字。通過如此交流，最后兩人統一了口徑：互不認識，因避雨偶然碰到一起。第二天審問時，兩人都裝作互不認識，當問及對方，只說“不知道”。

中共黃巖縣委得知劉、林二人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多名交通員送信特委領導人，并設法營救。經過多方努力，加上當局在林堯身上實在是找不到證據，只好同意讓其親友保釋出去。

這樣的情況令當局進一步確信，“王以德”極可能是“異黨”重要分子。因此，黃巖警察局將劉清揚列為要犯，并給他上了鐐銬，嚴加看管，準備上解省政府處置。這樣一來，給我方營救工作帶來很大的困難，保釋劉清揚或幫其越獄都難以實現。

特委領導人分析，既然黃巖當局無權裁決此事，一定會把人上解給省政府，那就待劉清揚被押往省政府（國民黨省政府駐永康方巖）時，組織武裝在押解隊途經臨海、天臺兩縣邊界山區時將其救回。

從黃巖到永康方巖，要經過臨海、天臺。因日本飛機轟炸，汽車已經不通，從黃巖到臨海有汽輪可乘，從臨海到天臺有人力船可乘，其余路程都是步行，這是組織營救的有利條件。

因此特委領導決定，不論水路還是旱路，都要組織人員在途中搶回。行動地點定在臨海與天臺交界處，原因一是那里地理條件好，地處深山；二是該區黨組織力量較強，群眾基礎比較好；三是可以利用臨海與天臺兩縣國民黨當局相互推諉之際，安全轉移劉清揚。

初步營救方案制定后，特委交代臨海縣委做好充分準備。

6月初，警察局內部傳出消息，劉清揚即將被押往省府，臺屬特委和臨海縣委立即投入緊張的營救工作。

特委領導張貴卿、丁學精和臨海縣委書記楊炎賓、宣傳部長鄭伯永專程到大石巖坑村，在巖坑中心黨支部書記孫高英家召開有北區區委和仙人、巖坑等黨支部負責人參加的會議，討論了營救劉清揚的行動方案。

會議決定由臨海北區區委具體落實，并作周密部署：北區區委委員梁老四組織10人在百步嶺守候；仙人村黨支部組織6人同縣委派出的人員一起，守候在仙人村交通要道上；殿前村支部組織6人守候在臨海、天臺兩縣接壤處；下灣村支部組織4人守候在青龍頭地方；營救指揮部設在仙人村，由鄭伯永負責。

會后，大家商定了聯絡暗號，各支部按計劃行動，有扮作放牛的、割草的，有裝成砍柴的、釣魚的，整天守候在必經道路兩邊，密切注意著從縣城方向過來的行人動向。

就在臨海縣委緊鑼密鼓地張羅著營救工作的同時，黃巖縣委繼續嚴密監視警察局內的動向。幾天后，中共黃巖縣委書記丁學淵從內線得知確切消息，劉清揚將由水路解往臨海。

黃巖縣委派人用事先約好的暗語打電話，告知在浙江省高等法院四分院（設在臨海）工作的共產黨員劉熙春：“貨物從黃巖到臨海那班輪船帶去，請你到碼頭去接。”

國民黨黃巖警察局為了保證押解順利，也下了一番功夫。

在劉清揚被起解前，黃巖警察局為了不引人注意，特地將劉頭上的學士帽、身上的長衫、腳上的皮鞋全部換掉，給其穿上一身舊的短衣，換上一雙舊布鞋。加上劉清揚已一個月沒理發、沒刮胡子，從被捕時的“闊老板”，變成了一個要飯似的窮老頭子。

劉清揚由水路被押到臨海后，在縣城住了一宿。臨海的國民黨軍政頭目，聽說有“共產黨要員”經過，都想看個究竟。在這些人心目中，共產黨人能拉武裝，能打游擊，一定是像四大金剛一樣的人物，于是擺開“大堂會審”的架勢。當他們看到是一個個頭不高，穿戴破舊的老頭時，都感到驚詫。

劉清揚曾多次被捕后脫險，斗爭經驗十分豐富，一看這個場面，計上心頭，來個“假戲真做”。他立即俯身向地，用戴著手銬的手去撿香煙蒂頭，又拿起煙蒂走到這些人面前討火點煙，嚇得他們連連倒退。他還用滿口的閩南話回答問題，誰也聽不懂。

這場戲演得非常有效，臨海警察局以為“王以德”可能真的就是個送信的而已，放松了戒備，在黃巖起解時，用了一個班的武裝，到臨海住了一宿后第二天啟程趕路時，就只派兩名警察押解，且僅配警棍，沒帶其他武器。

大石地區參加營救任務的同志，一連守了多日，不見劉清揚人影，各路人員紛紛向鄭伯永詢問是情報不準，還是人已另走他路。正值農忙時節，為了不誤農時，鄭伯永通知其他同志暫時撤回，聽候命令，待自己去臨海城探明情況再作部署。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飯，鄭伯永趕往臨海。剛走到石佛洋時，看到兩個警察一前一后押著一個犯人迎面走來，仔細一打量，正是劉清揚。他不由暗喜，終于等來機會了。

為免引起解差的懷疑，他永機智地背起牛草鞋，裝成牛販子，繼續往前走了一段路。到了一個拐彎處，他馬上抄田塍小路折回，氣喘吁吁地跑回巖坑村找到孫高祿。

兩人迅速叫上巖坑中心黨支部黨員孫高暖、孫高清、陳祖義。鄭伯永下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劉清揚搶回來。在路上，他們又遇上了另一個村的地下黨員梁老五，就這樣，成立了5人營救小組。

營救小組考慮到上陳橫地處臨海、天臺兩縣的交界處，如果出了事，天臺縣國民黨政府和臨海縣國民黨政府都有借口推卸責任，于是決定埋伏在上陳橫并乓巖。該處易于藏身又視野開闊，旁邊還有一條小路通到山村，是個理想的營救地點。

幾人埋伏好不久，就看見兩個警察一前一后地押著劉清揚過來了。眼看他們到了巨石邊，大家一擁而出：“把我老板弄到哪里去？”警察拿起背上的雨傘就想打人，梁老五手快，“砰”地朝天一槍，兩個警察就跪在地上求饒了。

梁老五用槍頂著警察的頭喝令說：“這個‘老板’我們請了！”“可以放你們走，但只準朝天臺方向走，不準回臨海方向。”

孫高祿命令警察給劉清揚打開手銬，又將兩人訓斥了一頓，然后放他們逃命去了。隨后，劉清揚被安全地轉移到粗坑村梁思土家。幾天后，再由天臺地下工作人員接應，護送到天臺隱蔽起來。

這次成功的營救行動，有力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勢力的囂張氣焰，鼓舞了臺屬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斗志，也充分顯示了經過長期革命斗爭的臺屬黨組織正逐步走向成熟。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進攻，臺屬地區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并未被嚇到，而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靈活的革命斗爭，比如：爭取鄉保甲長、進步青年和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擴大武裝工作隊，依靠群眾，抓住有利時機，進行必要的自衛；積極開展新地區和恢復被摧殘地區的組織工作。此次營救事件正是通過臺屬特委與臨海縣委、黃巖縣委、天臺縣委之間密切的協作，成功保護了革命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