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英國網紅博主艾米在海外社交平臺發布了一則視頻，記錄了自己在北京的就醫經歷。胃痛兩年的她，在英國公立醫院候診遙遙無期，飛到中國后當天掛號、當天就診，13天就完成從檢查到手術的全部流程，費用不到300英鎊。視頻迅速走紅，“Cured in China”（到中國看病）成了海外社交媒體上的高頻話題。

與話題熱度同步上升的，是不斷攀高的真實數據。據國家衛健委2025年度涉外醫療服務報告，國內重點涉外醫院全年接診國際患者已達128萬人次，較三年前大幅增長73.6%。其中，歐美患者數量同比實現翻番，僅東南亞地區年赴華就醫患者就突破15萬人次。

數字變化的背后，是全球醫療資源格局的深度調整。曾經，中國患者漂洋過海赴歐美求醫；如今，海外患者開始“打飛的”來華就診。這一逆轉是怎么發生的？對于14億人共用的醫療系統，國際患者的涌入究竟是增量紅利，還是潛在的隱憂？

中國醫療吸引國際患者的現象，首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等開放前沿城市有了具體的數據支撐。上海作為全國免簽入境的第一站，2025年全市公立醫院服務外籍患者達7.32萬人次，同比增長8%。

在這座亞洲醫學中心，來自南非的一名2月齡嬰兒被診斷出遺傳性腦白質營養不良病，家長在咨詢國外醫生后慕名前往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最終通過造血干細胞移植獲得救治。

在“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義烏，跨國就醫的規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浙大四院扎根義烏這座縣級城市，2025年服務外籍患者超過2.65萬人次，是全國接診外籍患者最多的醫院之一。

近三年來，該院外籍患者就醫人次連續保持高速增長——2025年增長33%、2024年增長32%、2023年增長45%。在義烏，非常住外籍人士在當地就醫的比例從2023年的30%增長到2025年的約50%。

從個案看，跨境就診的“中國效率”構成了一種不可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孟加拉國患者薩利赫因血栓脫落導致肢體動脈栓塞，輾轉多國后，在浙大一附院實現了“第1天看門診，第3天入院，第4天手術”。加拿大滑雪教練馬克身上多處脂肪瘤，在加拿大需等待3個月且分次手術，而落地海南瑞金海南醫院后，48小時內就完成了5處脂肪瘤的切除。

廣州的案例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馬來西亞患者李女士初診白內障后，通過綠色轉診通道當天下午即完成手術。在這類個體經歷的匯聚之下，中國跨境醫療“速度與溫度”兼備的口碑逐步在海外積累。支撐這些案例的，是中外醫療體系的結構性反差。

在歐美發達經濟體中，公立醫療系統普遍面臨等待周期長、費用偏高的雙重困境——英國公立醫療體系近40%科室治療等待時間超18周；在高度市場化的美國，2024年人均醫療支出高達15474美元，44%成年人難以承受。相比之下，中國多數三甲醫院能實現當日掛號、當日就診，影像檢查也相對即時。

一項在美國可能花費數十萬美元的復雜手術，在中國總費用可能僅為其十分之一甚至更低。這種懸殊對比，讓中國醫療的高效和性價比優勢直觀呈現在全球網友面前。

在診療能力方面，龐大的人口基數使中國醫生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在罕見病、復雜手術等維度的處理能力已不輸國際頂尖水準。云南明頓醫院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春艷將當前來華就醫的外籍患者大致歸納為四類群體：一是在華居留的外籍人士，伴隨免簽政策持續擴容，這一群體逐漸成為主要增長點；

面對持續升溫的跨境醫療需求，國內各地正在加快布局。據《中國國際醫療服務行業發展報告》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至少有57個城市的850余家醫療機構開展了國際醫療服務。在政策層面，北京提出健全國際醫療服務體系；

重慶明確將積極發展國際化醫療服務；海南把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作為前沿陣地，僅2025年樂城先行區就接待醫療旅游人數86.53萬人次，同比增長109.18%，全年引進國際創新藥械和特殊食品首次突破100種。今年3月，廣東則公布了首批25家國際醫療服務試點醫院。

在制度層面，中國醫療標準的國際化同樣邁出了實質性步伐。2022年，國內首個經國際醫療質量協會認證的醫院評審標準——《國際醫院評審認證標準（中國）》正式發布，與美國JCI、澳大利亞ACHS等標準展開同臺競技。

2025年5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負責人在第七十八屆世界衛生大會上專門推介了這一標準，同年香港已有兩家醫院通過CIHA評審認證。標準走出去的同時，意味著打通國際商保結算、檢驗結果互認等一系列壁壘，為跨境醫療流動創造了更加制度化的空間。

不過，部分公眾對國際醫療發展的擔憂也隨之而來：外籍患者的涌入會不會擠占本就緊張的本土醫療資源？

對此，制度層面已有相應的規范安排。此前我國就有規定，公立醫院提供特需服務比例不得超過全部醫療服務的10%，國際醫療服務一般被歸入特需服務項下，這條紅線在各地被嚴格執行。例如，珠江醫院國際醫療中心設有獨立樓層、獨立區域與專屬設備，實行嚴格的預約制。

該中心主任孫嘉介紹，“國際醫療中心的教授會先保證普通門診”，醫院通過動態資源調度機制，既滿足外籍患者需求，又不占用基本醫療服務。重慶等地也已出臺地方性規范，明確開展國際醫療服務的機構應當設置獨立區域，并在物理空間上建立明確分層，隔絕兩類服務相互干擾的可能。

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副院長徐美東對此的表述更為直接：“這類國際醫療部、特需部通常依托新增床位、新增空間和專門的服務團隊建設，而不是從普通病房簡單平移資源。”也有業內專家補充認為，國際患者帶來的收入及科研合作機會，完全可以反哺公共醫療體系，支持高水平醫生激勵與學科建設投入。

行業內部對尚存的短板也有清醒判斷。張春艷坦言，目前來華就診的患者仍集中在部分地區，部分醫院要支撐國際部運營成本，還依賴轉診服務機構從海外尋找合適患者。此外，跨境轉診機制尚未完全打通，國內與南亞、東南亞國家之間轉診路徑仍不夠清晰、協作效率也有待提升。

還有一些國際患者對國內醫療機構存在信任壁壘，中國醫療機構在國際認證領域的品牌認知度和全球曝光度，仍需持續積累。

從數年前中國患者遠赴海外求醫，到今天128萬國際患者涌入中國——這一流向之變，是中國醫療體系在效率、成本、技術三個維度多年積累的綜合體現。而在政策和制度持續完善的背景下，“到中國看病”正從一個社交媒體熱搜話題，逐漸沉淀為全球患者的一個理性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