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9年間，李政道、吳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陳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過物理、化學、生化、數學四個中美博士生考試與申請項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選派1700余人赴美攻讀博士，培養了大批頂尖人才。該系列訪談旨在通過展示這些校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對中國乃至全球發展所做出的集體貢獻，彰顯這些項目不僅對中國，也對全球都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我是趙天池，退休之前的工作單位是華盛頓大學物理系，我所在的高能實驗物理專業在美國會有一個實驗組，所以我的職位需要幫助實驗組做一些實驗的具體工作。由于高能物理實驗要依賴大型加速器，在學校里是沒有這種實驗條件的，所以要到國家實驗室去做大型實驗。

墨子沙龍：您于何時加入了CUSPEA項目？這個項目如何改變了您的人生？

趙天池： 我參加CUSPEA項目是1979年，李政道先生第一次組織了PRECUSPEA考試，這是我第一次參與CUSPEA考試。這次考試錄取了5名學生，包括陶榮甲，陳成鈞，裘照明，吳真和陳天杰。

后來，我又在1980年考了一次，這次考試用的是哥倫比亞的資格認證卷子，這個卷子是分了三次考的，然后錄取了130個左右全國各地報名的學生。對我來說，在我已經到了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已經考上了碩士生的情況之下，如果按照我原來的軌道，不去美國我就會在中國科學院做一個簡單的碩士論文，然后就留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做研究。

到了美國以后就去了紐約大都會，因為李政道先生都事先安排好了，我們的生活上沒有任何困難。對我個人來說，陳成鈞對我的幫助非常大，他在去了以后，他對我們都很關心。

墨子沙龍： 您在《李政道全傳》中梳理了李政道家族史于戰時求學細節，是什么契機促使您以物理學家身份撰寫李政道先生的傳記？創作中最大的史學挑戰是什么？

趙天池： 起因還是要從我的前一本傳記開始說，它的名稱叫做《大國石油夢》，是以訪談錄的形式記錄了我的親舅舅閻敦實先生的一生，他是30多年主管全中國的石油勘探的總地質師。我從2008年開始寫，2013年出版之后影響非常好，我就送給了王垂林一本書，他也仔細看過了這本書。

2015年的時候，CUSPEA的同學借著上海交大李政道圖書館落成典禮的機會搞了一次大聚會，那次大聚會上我碰到王垂林，他比我高兩屆是同一系的。那次我和王垂林談的比較多，關于李政道先生的問題問得也很詳細，因為我本人和李政道先生的直接交往很有限，由于我本身是高能實驗物理專業，李政道先生是理論物理專業，實際上它不光有高能物理理論，還有統計力學和天體物理，其中很多領域他都涉足過。但是我的知識非常淺薄，絕對不足以去理解李政道的學術思想。我跟王垂林說我沒涉及過李政道先生的專業領域，王垂林說他可以幫助我寫。2006年到2008年，那個時候李政道先生準備退休了，把很多資料搬到C-CAST，要求他們編一個李政道先生的學術文集，最后編成了兩大本學術文集。王垂林就送給了我，說你帶回美國去，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資料，你仔細看看。

自從李政道和楊振寧獲諾貝爾獎以后，在宣傳方面就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有關李政道和楊振寧爭議的課題一概不允許出版，也不允許在媒體上炒作。當時我在寫的時候，我就要回避這個問題，所以我和王垂林決定，這個事情只有咱們倆去寫，其他人任何人不去通知。

墨子沙龍： 您認為您在專業領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可以用大眾易于理解的方式跟觀眾介紹一下嗎？

趙天池： 我沒有什么特別大的成就，比如說我在博士后期間第一次加入費米實驗室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涉及到一種探測器叫多絲正比室，它是一個公司幫助做的，做的時候在設計上有點小問題，我幫助他解決了這個實驗。

實際上做高能實驗物理的人，特別資深的人可以去申請經費，你可以做一個比較宏大的設想，要做一個大的項目，像丁肇中先生就屬于這一類人，我的老板也是這樣。但是像我們這樣剛入行的人，主要是做一些工程方面的工作，里面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物理工程方面的工作，沒有很大的成績。

大概二零一幾年的時候我有一個探測器制造方法的發明，這個發明還是很有價值的，后來我把它轉移到中國科大，幫助和指導他們用我的這個方法去制作一種探測器。再一個是做了一種在高能物理叫做閃爍玻璃的材料，這個材料是我在2008年的時候，根據直線對撞機實驗的需要，去把它從文獻里查出來，然后找人去研制樣品。

墨子沙龍： 您認為CUSPEA這一中美學術交流計劃對中國物理學界的關鍵影響是什么？

趙天池： 從目前的會議報告來看，不斷回到國內的學者也好，還是在美國物理學界打拼的這些學者，他們做出了很多值得贊賞和很有價值的工作。CUSPEA總共是1000個人左右，后來從事物理工作的也不過就幾百個人，對于整個物理學界的影響，我覺得可能是低于李先生原來的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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