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6日，解放軍對越自衛反擊作戰部隊剛剛全部撤回國內。炮火聲還沒有完全遠去，越南黎筍集團就向聯合國安理會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越南方面聲稱，在高平省河安縣董竹地區，原中國121師駐扎的彈藥庫陣地附近，發現了39具越南平民的尸體，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兒童占了19人之多，死狀極為凄慘，除兩人被匕首捅死外，其余三十七人均是被軍用利刃砍傷頭部致死。越南代表團在聯合國總部義正詞嚴地指控中國軍隊在作戰期間犯下了屠殺平民的暴行，要求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制裁。

消息一出，國際輿論嘩然。就在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探索之際，這樣的指控足以將中國的國際形象拖入深淵。而黎筍集團隨后在輿論場上的操作，更是讓整個事件迅速脫離了事實本身。

黎筍顯然不滿足于僅僅在聯合國控訴。為了讓“中國軍隊屠殺平民”的說法變得“真實可信”，他親自披掛上陣，帶領一群外國記者前往董竹地區進行實地采訪。在所謂的事發現場，黎筍向記者們痛陳慘狀，但每當有記者追問中國軍隊為什么要這樣做時，這位越南最高領導人卻含糊其辭。

更讓人生疑的是，一名自稱是“董竹血案幸存者”的人物很快出現在公眾視野。這位“幸存者”將矛頭直指中國121師炮兵團，言之鑿鑿地稱這些平民是遭解放軍殺害的，原因是121師炮兵團下轄的130火箭炮連在高平省班姆峽谷遭遇伏擊后，部隊傷亡慘重，認為居住在董竹地區的越南平民泄露了部隊行蹤情報，因此殺人泄憤。這位“幸存者”不僅對中國軍隊的番號和主要干部的名字了如指掌，甚至連火箭炮連何時何地遭遇伏擊、傷亡多少人這些本不該為普通百姓所知的細節，都能一五一十地講出來。

一個普通平民，怎么可能對敵軍內部情況掌握到如此精細的程度？這些所謂的“幸存者”，最大的可能就是親自參與了這場血案的越南情報人員，他們混在平民隊伍中刺探情報，對自己的同胞下毒手后，再將罪名栽贓給中國軍隊。可當時國際記者們無心深究，一篇篇搶占頭條的報道讓中國迅速淪為了西方輿論的口誅筆伐的對象。

其實，這種被栽贓陷害的經歷，中國已經見識過一次了。回溯到1978年11月1日，越南一支由武裝公安和民軍組成的小分隊侵入中國廣西靖西縣的庭毫山地區，向正在我國境內排雷作業的民兵發動突然襲擊，當場打死6名中國民兵、打傷8名群眾，還將烈士遺體和受傷群眾擄走。兩天后，越南方面將烈士遺體擺在越南一側，邀來大批記者，聲稱“中國士兵越界入侵越南，被當場擊斃”。隨后更是悍然將庭毫山劃入越南版圖。

庭毫山事件的劇本與“董竹血案”如出一轍——先制造事端，再倒打一耙偽裝成受害者，借助國際輿論對中國施壓。黎筍集團最擅長的，就是將戰火點燃在自己點燃的地方，然后聲淚俱下地向世界哭訴“被侵略”。只可惜，這樣的把戲演得多了，破綻也越來越多。

要弄清董竹血案的真實背景，就必須回到1979年3月10日發生的一件事。當天，121師炮兵團下轄的130火箭炮10連奉命南下支援扣屯戰斗。在途中經過班姆峽谷時，這支車隊突遭越軍伏擊，傷亡慘重。全連陣亡17人，損失130毫米火箭炮4門、工程修理車1輛、彈藥運輸車2輛，整個連隊幾乎喪失了戰斗力。

就在同一個夜晚，另一件事也在董竹彈藥庫附近發生了。白天，我師某步兵小分隊在搜山清剿殘敵時抓獲了一批越南俘虜，由于人數較多且不便帶走，便將這39名男女俘虜移交給了警衛炮兵陣地的步兵看押。到了下午，陣地官兵得知火箭炮10連遭遇伏擊、傷亡慘重的消息，全陣地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憤之中。有人提出要將陣地附近越軍營房和房子全部燒掉，也有人在爭吵中嚷嚷著要把這批俘虜“盡快解決”。事情鬧到了副團長王德富那里，他當即召集李天才副團長、后勤處長司敬業、團輪訓隊長張彥堂以及步兵負責人等開會研究。

會議上究竟做出了什么決定，王德富最后拍板了沒有，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有親歷者多年后回憶，會議之后“二連的一個兵就告訴華哥，剛才已將那批人處理完了”。更有人認為，這批人其實并沒有被處決，而是被驅散后自行離去，后來又落入了越軍手中。無論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戰后越南方面宣稱在董竹發現了39具尸體，死亡人數與此前俘虜和不愿離去的村民人數高度吻合。

還有一個版本的敘述與此不同。據查證，當時121師363團受命將43名不愿離開董竹的越南平民移交給彈藥庫看管。彈藥庫的官兵與這些平民并無過節，語言不通之下也未多加干涉，只是提供了食物和水后便讓他們自行離去。3月11日以后，部隊陸續執行撤軍命令，沒人再關注這43人的去向。而他們恰恰是在部隊撤出后遇害的。

真相究竟如何，核心只有一點：121師彈藥庫的官兵是否真的動手殺死了這些平民？戰場上的殘酷現實是，一支經歷血戰的軍隊不太可能因為懷恨在心而選擇用利刃這種方式進行“發泄”。而且，如果真的是解放軍所為，為何39具遺體的死亡細節與后來王德富和親歷者描述的情況存在如此明顯的矛盾？最關鍵的是，整起事件從黎筍攜帶記者高調“考察”、到“幸存者”出現作證，再到越南方面各種含糊其辭的回應，這整套輿論操作的手法，與庭毫山事件如出一轍。

國際輿論持續發酵，中國面臨巨大的外交壓力。而此時，負責駐守董竹彈藥庫的王德富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據可靠消息，當時上級已經準備提拔王德富為副師長，但風波之下，這位本應記功的炮兵陣地最高指揮官被禁閉審查。1979年7月，軍事法庭以戰場處置“俘虜”措施失當為由，判處王德富有期徒刑三年。41軍軍部、121師師部、炮兵團各級首長都曾反復為王德富求情，但最終未能改變判決結果。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王德富是無辜的，他只是這場國際輿論風波中不得已的犧牲品。但中國不會讓任何一位軍人含冤受屈。

不僅如此，中國還采取了一系列正面應對措施。外交部邀請此前跟隨黎筍前往董竹采訪的各國記者，前往設在云南盤溪的戰俘管理所進行實地考察。在這里，19名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親眼看到了中國戰俘管理所嚴格按照《日內瓦公約》標準建設的設施——戰俘們有娛樂活動室可以進行體育和卡牌活動，有配備了越語書籍的閱讀室，生活物資和伙食水平也令人滿意。記者們一致認為，一支如此善待戰俘的軍隊，絕不可能在戰場上做出屠殺平民的暴行。

關于王德富的調查也在同步推進。軍事法庭對此案重新展開調查，發現雖然121師的戰士在3月10日確實與越南平民有過接觸，但無法查明是哪名士兵或哪個班實施了所謂的“屠殺”，也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董竹地區發現的39具遺體是解放軍所為。1980年初，軍事法庭正式撤銷了對王德富的判決，王德富無罪釋放，重新回到121師炮兵團任職。

時間是最忠實的見證者。1986年黎筍病逝后，越南官方對董竹血案一事保持沉默。1991年中越關系正常化后，兩國官方不再提及此事。而那個所謂“三天反攻中國65到80公里”的宏大計劃，連同董竹血案中那些無法解釋的疑點，都被歲月蓋上了厚厚的塵埃。黎筍機關算盡，不惜犧牲自己同胞的性命來栽贓中國，最終換來的不過是國際輿論場上的一陣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