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中國有兩種語言：政策的與市場的。
政策的語言高高在上，提出了一個要求：讓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這是一種行政指令，能不能實現，要看市場。
市場看什么？
市場不會把政策的語言當回事，提高消費已經提高了5年了，連續五年消費者價格指數不達預期，也就是說，如果真想讓“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只需做對一件事，就是在目標消費率上做四倍乘數，把錢實實在在地轉賬支付給全體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而不是你買家電，我給你補貼多少；如果老百姓不積極，你不用補貼，價格會降得比你補貼的還多。
美國居民消費率68%，歐盟52%，日本55%，中國2024年為39.9%。
我們的居民消費率的確是低了，應該提升，但真正奇怪的是，只要是涉及消費，政策的語言很宏大，實際措施總是在和市場對著干。
市場的語言是你增加貨幣供應量，商品就會漲價，“居民消費率“就會明顯提高，全世界的學者都奇怪，中國不會這么做，辦公室精英想的是，怎么能讓居民把口袋里的錢都掏出來，拯救經濟。
政策的語言為什么總是反的？
原因在機制上的背離，比如增加投資，這個錢辦公室精英很有感覺，因為中國的稅收不看實際消費，中國的GDP計算也不看消費，要看生產。只要你生產了，房子蓋出來，能不能賣出去，原則上不影響財政的稅收，也都是實打實的GDP，而消費對財政沒有這種直接的強約束，不是辦公室精英沒心沒肺，消費者是企業的上帝，但不是辦公室精英們的上帝 ，這是機制決定的。
消費型國家沒有這種問題，房子賣不出去計入庫存，虛擬一筆租金計入消費，差異是很大的，而且 本質上是一個負向指標，所以，機制上就不支持這種為了GDP而GDP的投資，消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
這就影響到了不同國家，在遭遇到通縮時的不同對策。
消費型國家幾乎無一例外，會通過向居民發鈔，實現”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的指數目標，而中國更多的是加大投資，或刺激消費。只談刺激，不談增收 。
這就構成了一種反向操作，GDP越強，居民消費率的提升壓力就越大，如果不同步，那就不是明顯提高，而是相對下降，雖然總社零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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