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貼大字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清華附中預科班的學生不僅學習成績好，而且思想比較活躍，其中以預651班的學生最為突出。他們中有許多人不滿足于按部就班地學習，有的人提出要在年內學完所有高中課程，有的人提前開始自學高等數學。

清華附中校領導在教育改革問題上是比較開明的，也采取了一些很開放的措施，如允許同學到圖書館去上晚自習等等。班上有同學向學校提出：數學課以自學為主，以老師輔導為輔。學校竟然也同意了，就讓他們在數學課時、自己到圖書閱覽室去自學。

當時，《光明日報》在組織“怎樣才能生動活潑地主動地進行學習”的討論。預651班針對這個話題經常進行激烈的辯論。許多人把自己的觀點寫成小字報，貼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板報欄里。可并不是所有同學，都在考慮怎樣學習。

和北京四中、北京師大女附中等校不同，當時的清華附中是個以平民子弟為主的學校，大家考大學是以分數為基礎、相對平等。清華附中也有一群干部子弟，但很少有國家級領導人子弟，有的多是些部級領導子弟。比如，清華附中紅衛兵小組主要負責人王銘，就是曾經做過羅瑞卿秘書、后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王仲方的兒子。

他初中由四中畢業后只考取到了北京五中，但卻通過關系轉到了清華附中。要知道，當時的清華附中是北京市中學錄取分最高的。

“分數掛帥”的制度，平民子弟很少有意見，但干部子弟表現出了強烈的不滿。當時的軍人和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其子女的文化學習，使得干部子弟們的成績普遍不好。而成績不好，又讓他們更加不喜歡學習。而出生于知識分子、或城市資產階級家庭的，家里的文化氛圍較強，學習成績自然好過革命家庭的。普通的工農階層處于社會底層，面臨的選擇少，大多也都能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學習。

分數掛帥

這樣一來，就讓這些干部子弟、又不是很高級別的干部子弟，在清華附中的平民環境中受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他們感到在自己的成長之路上存在著很多的競爭對手。為革命流過血、拼過命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到頭來還不如那些沒為革命做過任何貢獻的平民階層子弟的有優勢！

出于這樣的考慮，一些干部子弟也開始通過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不滿。比如前面轉學來的王銘，如果是平民子弟的話，肯定就會倍加珍惜這次得之不易的機會。但是他不是這樣，由于一直自由散漫、落得連入團都成了問題。團支部多次討論都沒通過他的入團申請。

但是這人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居然向團中央寫了一封信，說清華附中的領導不執行階級路線。這可嚇壞了學校領導，責令他班的團支部發展他入團；在他入團后，又立即讓他擔任了支部組織委員，繼而又升任清華附中分團委委員。

當時，王銘這樣的干部子弟事實上已經在享受著很多平民子弟無法企及的特權，但他們并不滿足、胃口越來越大，想擁有更多出人頭地的優勢。

1965年10月28日，預651班駱小海在板報欄里貼出一張題為《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其中寫道：造反，造舊事物的反，是歷史的偉大動力。……拿我們學生來說，什么教育制度、學習方法、紀律規章、天地六合，都藏有舊的東西，對待它們，只有一種精神：“造反！”

可見，按照五?一六通知是文革起點的觀點，文革前半年多，清華附中預651班的中學生就已經開始拿“造反”作旗幟，喊出“造反精神萬歲”了。

這個駱小海，又名楊海平、朱小海、HARRYYOUNG，清華附中紅衛兵領導者之一。文革后、上世紀80年代留學美國，入美國籍。后來，此人被爆出常出現在中國境內。尤其在北京、上海兩地，以其單身海歸的招牌、有才華又有教養的高級知識分子形象，獵艷騙色。

“造反有理”

他獵艷的場所包括：各地大學，網絡論壇，洗腳屋，按摩房，各類色情交易場所，旅途之中，獵艷對象涉及各個年齡階層。據說，此人還公開發布言論說：“我駱小海，在這里鄭重宣布：我是嫖娼者，嫖娼是美的，婦女賣淫是人性與經濟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擁有和駱小海類似的人生軌跡的人不在少數。他自己就在博客里說：“我的朋友，尤其是紅衛兵里面的哥兒們……與我私底下交流嫖娼之樂的人也不在少數。”

民間針對這種情況，在表達對這幫干部子弟的厭惡時，創造了這句著名的話：“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都變老了！”

駱小海的小字報貼出后，逐漸在學校里形成了一個以他和卜大華、鄺桃生等為主的小圈子。鄺桃生和駱小海是干部子弟。卜大華，是七機部（第七機械工業部，也就是航天工業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達之子。

他們幾個開始把與部分教師和學校領導之間的一些分歧，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1964年7月，他們就“學校里有沒有階級斗爭”“學校里要不要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兩個問題與校方辯論。一位學校黨支部委員明確地答復：“學校里就是沒有階級斗爭！”“家庭出身好的，也出了不少反革命。”

起初，與老師和領導對立的學生很少，全校總共也就幾十人，主要就集中在預651班和預642班，多數是干部子弟、也有軍人子弟。開始時，學校領導態度比較堅決，并通過各種途徑對持反對意見的學生施加壓力。

比如，一名黨支部委員就曾這么警告過反對派的學生：“反右斗爭時，黨委開始不表示態度，有些黨員就提意見，寫大字報，‘一評黨委態度’，‘二評黨委態度’，結果成了右派。”

一些支持校領導的學生，明確表態擁護黨支部，反對預651班等少數人。當時，經常可以看到他們與反對派學生在食堂、宿舍等地進行激烈的辯論。反對派的學生勢單力薄，常常被圍攻，有時還有些推推搡搡發生，但他們并沒就此退縮。

大批判

在反對派學生眼里，學校規定的作息時間和規章制度等都是空氣。他們常常在晚上活動，有的時候在教室里，有的時候就到學校西邊的圓明園遺址去，開會、研究形勢和商討對策。他們往往要在熄燈鈴響后很久才回到宿舍樓里來。

好幾次，等他們回到宿舍樓的時候，宿舍樓大門早被鎖上了，他們只好從倒垃圾的孔道爬進樓里。有一天，當他們又要從垃圾道里進樓的時候，突然發現，在進口的上方擺著幾十斤重的暖氣片，令他們倒吸了一口涼氣。

反對派學生都是干部子弟，他們對學校的反對大張旗鼓、立場鮮明，而學校領導要顧及這幫學生的家庭背景，對他們的批評小心翼翼。這樣一來二去，反對學校領導的學生不但沒收斂，而且人數逐步擴大，同情或支持他們的越來越多。

這期間還發生了很多平民子弟不知道的事情。1966年3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主席專門就學術問題作了講話，說，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

主席還強調說，我們在解放以后，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指中共建國后，讓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工作），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

到了5月，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又說到：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平心而論，干部子弟比一般平民子弟對政治敏感、且從小就有政治抱負。他們從主席的講話中，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些信息。他們想利用這些信息，有所作為。

5月10日，駱小海又寫了一篇題為《從我校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看我校是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的》的文章，來批判校領導。5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后，這些干部子弟開始躍躍欲試，準備做些更有影響的事情，迎接即將到來的政治洪流。

紅衛兵

5月29日傍晚，在圓明園遺址上，卜大華、駱小海、鄺桃生、王銘、張曉賓、張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來個學生在一起開了個會。會議上，他們一直認為，為了更有力地與校方進行斗爭，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組織。當討論到組織的名字時，張承志說：“就叫紅衛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紅衛兵，同階級敵人、反革命修正主義斗爭到底！”

“紅衛兵”是之前張承志寫小字報的筆名。就這樣，1966年5月29日的晚上，“紅衛兵”的名字獲得大家一致同意。6月2日下午，一張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醒目地出現在清華附中。大字報的題目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這是紅衛兵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此后，一大批高干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地在北京的各個學校成立了起來。

說到底，紅衛兵組織在當時之所以能夠成立，思考者認為：其實就源于一群不可一世的干部家庭子弟，集體狂歡般的情緒發泄、夾雜著政治投機。當然，他們也許真的認為，他們那么做就是為了肩負起時代賦予他們的歷史使命。

文革時期發生的那些駭人聽聞的迫害事件，幾乎都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制造的；可是，等到文革以后，他們又紛紛扮起了“受害者”，成為批判文革最不遺余力的力量。再后來進入了改革，他們中的部分人利用父輩的權勢資源、一個個都成了“先富”。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興起了淡化毛主席的風氣，“先富”者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開始利用手里掌控的宣傳工具，制造或默許烏煙瘴氣、抹黑主席……

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便在他們霸占公共話語權時，他們的伎倆也被看穿、他們的謊言也被識破。從文革到改革、幾十年了，那些當初作孽，至今仍然不知收斂、不思悔改者，用“壞人變老了”來評價他們，真的是非常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