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診斷說起，因為這份計劃在這一點上值得肯定。美國海軍目前擁有291艘戰斗艦艇，而法律規定的目標是355艘。過去20年里，造艦預算翻了一番，但艦隊規模幾乎原地不動。

這份計劃中最連貫的一條主線，是“對沖戰略”。這一框架由海軍作戰部長達里爾·考德爾上將在其近期的《作戰指示》中提出，核心是把高端、多任務平臺與模塊化、可消耗、低成本且能夠大批量生產的系統結合起來。

這一邏輯是成立的。一個既要威懾同級對手、又要持續滿足日常存在與危機應對需求的海上力量，不可能完全依賴那些昂貴而精致的平臺，因為這類平臺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服役時間都耗在維護上。

“對沖戰略”承認，海上競爭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分布式殺傷和大規模無人系統確實具有現實的作戰優勢，而現代海戰嚴酷的經濟規律也要求艦隊構成更加多元。考德爾這一框架最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它試圖把這種思路結構性地嵌入艦隊設計，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事后的條令補充。

我對此仍持謹慎樂觀態度。美國海軍圈子幾十年來一直在討論各種版本的“分布式殺傷”，但這一概念始終停留在紙面上。因此，對這一次是否真能走得更遠保持適度懷疑，完全合理。不過，就思想架構而言，這個方向是對的。

5月這份計劃與上述框架分道揚鑣的地方，也是本屆政府海軍政策內部張力暴露得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戰列艦項目。我此前已經較為詳細地寫過“核動力導彈戰列艦”問題，而這份造艦計劃并沒有真正緩解我的擔憂。

也就是說，它同時被設想為打擊平臺、指揮艦、戰略投送載具和防空資產。必須記住，一艘被設計成“無所不能”的艦艇，往往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既無法按時交付，也無法控制預算。

我今年早些時候討論戰列艦概念時提出過兩點觀察，而5月計劃對此都沒有回應。第一，這型艦以巨大的排水量為代價，換來的導彈火力邊際提升卻微乎其微，和更小型艦艇相比并不劃算。

第二，也是更嚴重的一點，它取代了“下一代導彈驅逐艦”項目。后者盡管有其局限，但至少尺寸適配現有船廠，也是在成熟工業基礎上推進的一步漸進式發展。

戰列艦項目則把時鐘徹底撥回起點：這是一種全新設計的艦艇，體量接近“艾奧瓦”級，而提出這一項目的海軍，在過去近30年里一直把內部設計能力逐步轉交給造船企業，同時現有船廠也并未按這一規模進行配置。

更深層的問題不在工業，而在戰略。我始終擔心，這份計劃和《作戰指示》之下都潛藏著一種難以調和的概念性張力：考德爾想要的是一支依靠分布式殺傷和可消耗規模優勢的海軍，但戰列艦概念卻是高價值平臺邏輯的極致體現。

戰列艦恰恰是“對沖戰略”試圖擺脫的那類資產：體型龐大、造價高昂、需要數百名水兵操作、依賴尚未投入實用的技術，而且幾乎可以肯定，最早也要到2030年代后期才能真正加入艦隊。

護衛艦的故事則體現出另一種、但又彼此相關的病灶。我一直以一種既出于職業興趣、又帶著職業性沮喪的心情關注這一問題。去年12月，我曾寫過“星座”級項目被取消一事，把它視為一次項目尸檢：一個起點本來相當合理的項目——采購成熟的歐洲設計、克制修改、盡快形成艦體——最終還是被它原本明確要避免的制度性習慣壓垮。

我愿意相信這一點，但“星座”級的崩潰，主要并不是結構性失敗，而是行為性失敗。5月計劃并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機制，來防止同樣的事情在“星座”級之后、在瀕海戰斗艦之后，再發生第三次。

我的判斷沒有改變：美國能否獲得其所需的小型水面作戰艦艇，最終只取決于一件事——美國海軍是否愿意選定一個設計，然后在足夠長的時間里不去動它，讓船廠真正把船造出來。宣布一種新護衛艦并不難，真正困難的時刻，是第一次需求審查會議召開的時候。

在無人項目上，我的態度反而最受鼓舞。某種程度上，這也許是因為我花了太多時間去梳理其他項目究竟出了多少問題。現在，無人項目轉向一種以任務為導向的競爭性“闖關”模式：企業提交原型和可投產能力，依據作戰需求接受評估，而不是圍著技術演示打轉。

這表明，海軍確實從早期無人裝備采辦階段吸取了一些教訓。其采購安排也釋放出了有意義的需求信號。如果美國海軍能克制住沖動，不在首批艦體交付前再往這些平臺上額外疊加上百項需求，那么它或許終于能夠按作戰概念多年來設想的規模部署無人系統。

這當然仍是一個很大的“如果”。但至少，從制度條件看，現在比過去更有希望。潛艇項目是整份計劃中爭議最小的部分，這并非偶然。“哥倫比亞”級和“弗吉尼亞”級的采購遵循的是成熟、穩固的工業邏輯。潛艇項目“直接報告項目經理”提供了歷史上這類項目一直缺乏的單點問責機制。

“艦船操作系統”的成果也正是那種很少登上頭條、卻真正能推動進展的工業改進：把進度規劃從160個小時的人工工作壓縮到不到10分鐘，把物料審查時間從數周縮短到不到1小時。

這些選擇都很務實，我也因此支持它們。美國造船能力確實無法按計劃要求的速度和規模支撐“黃金艦隊”的建造。如果假裝事實并非如此，那會比這份計劃現在的做法更不誠實。

但這種承認，與本屆政府在造船和海上主導權問題上高聲宣揚的“美國優先”公開敘事之間，顯然存在張力。這種張力的重要性不只是修辭層面的，也是政治層面的，因為海外造船安排能否持續，取決于國會和行政部門的政治氛圍，而這種氛圍可能隨著政治逆風而變化。

計劃結尾又回到了開篇確立的“問責”語言：成功與否，要看艦艇是否按時交付、工業基礎是否得到加強、艦隊是否具備戰備并保持全球存在。這一衡量標準本身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