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鄭執說：電影里于和偉老師的義眼是專門定制的，戴上后會對眼球造成壓力。在片場，我要求于老師戴上義眼15到20分鐘后就得摘下來休息一下。

《森中有林》預告片(01:04)

盡管正式上映的周末票房表現平平，但電影《森中有林》的出現，無疑為近些年逐漸陷入審美疲勞的“新東北電影”注入了一股清冽而執拗的生命力。電影改編自豆瓣高分同名小說，同為原著作者的鄭執，也是該片的編劇與導演。

當作家首度拿起導筒，鄭執的電影鏡頭摒棄了東北題材影片中慣常的“大雪紛飛”與“工業廢土”，轉而捕捉春天的暖意與綠意。影片選取了1997年、2005年、2025年三個春天作為時間節點，凍土松動，草木返青，但人物的創傷卻并未隨著季節消融——以一場橫跨三十年的命案與情債為引，在廉加海與王秀義的愛恨撕扯中，完成了從“文字迷霧”到“影像再造”的艱難轉譯。這種“暖色調”與“冷命運”的對比，構成了影片獨特的詩意張力。

電影海報

近日在北京，鄭執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談及從作家到導演，如何處理從“文學獨斷”到“影像協作”的身份與心態轉變時，他坦言心態上唯一的準備就是“忘掉自己是個作家，當一個電影行業的新人導演”。

“我只有把這視作重新開始另一個全新的職業，心態上才能不帶包袱，才能放開手腳。”鄭執表示自己并不擔心這么做會帶來的爭議，“比如有讀者可能會覺得，你咋把自己的小說改編得這么狠？因為我沒有把‘當導演的鄭執’當作原來的自己，所以沒有覺得要對‘當作家的鄭執’負什么責任。這個文本放我手上，我自己第一次當新人導演，想嘗試什么，那就去做。”

鄭執

【對話】

“我想拿出些大家在書里沒有看到的內容”

澎湃新聞：寫《森中有林》小說的時候，你可有想過將來要把它拍成電影？

鄭執：沒有，寫小說是另一種創作，我不會想那么多。（親自執導這部電影）就是一個順水推舟的事情，資方一開始也談了些別的導演，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就跟我說要不然你自己來導？我之前作為編劇也積累了一些片場經驗，資方認為我對影視行業深入的程度，確實也到了能跨到導演的這一步。他們勸我就勸了一年多，去年才開拍。

文學創作是一種單打獨斗，我原來大部分時間都喜歡獨處，一種當作家的狀態。拍電影要一幫人相互協作，但我也能找到樂趣，很享受這種大家相互溝通、齊心協力辦成一件事的感覺。

澎湃新聞：你的文字有極強的文學質感，比如片中“被種在這片土地上了”這樣的臺詞。你如何將這種文學性的隱喻和意象，轉化為電影中直抵人心的視覺語言和情感節奏？

鄭執：還得是說沒有那么大的包袱，這部小說里沒有哪個細節我珍視到一定要變成影像，而它又不適合電影語言，沒有。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堆5萬字的素材，而我要從電影影像的角度出發，挑出哪些東西可以留用。比如我為什么要拍樹？為什么要懟著人的眼睛拍？為什么要把于和偉的那場戲調成黑白的顏色又后置？這些完全從電影敘事角度安排的，沒有任何文學上的包袱。

當然，從小說到劇本做分鏡頭的過程很難也很累。這個故事不是一個單線的線性敘事——哪怕是一個40萬字大部頭小說，若是按照線性敘事講述的，這反而很好改，該砍哪些該留哪些，按部就班把所有的肉皮去掉，拎出那根骨頭來拍就完事了。小說《森中有林》它天生就像是一個蝴蝶振翅然后引發了風暴式的故事，又寫風又寫翅膀又寫花兒，改編成劇本必須丟掉原有小說的束縛，按照我重新確立的風格和結構來拍。

澎湃新聞：個人覺得從當年張猛執導的《鋼的琴》開始，東北故事在近些年一直是影視創作的熱點。

鄭執：其實東北故事在大銀幕上一直沒有間斷，我前些天還看了黃健中導演的《過年》（1991年上映），趙麗蓉老師憑借這部電影還拿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影后，是第一個獲此殊榮的中國女演員，包括李保田老師、葛優老師在里面的表演都非常到位。當然，《過年》拍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東北農村，還是集中在家庭敘事上，是對民俗和人情世故的展現，那時東北還沒有經歷下崗潮，和近些年人們關注的點不大一樣。

《森中有林》劇照

澎湃新聞：在電影《森中有林》中，你刻意摒棄了東北影像里常見的大雪與灰蒙，選擇了“三個春天”作為時間刻度。在你看來，“春天”這個意象是如何承載你對故鄉復雜的情感的？

鄭執：拍冬天的東北是一種常見的選項，我的小說《生吞》改編成電視劇《膽小鬼》，展現的就是冬天的故事，構建了一個被大雪掩埋痕跡的命案。所以我在創作《森中有林》小說的時候就規避了這一點，把它的季節背景放在春天。

東北的春天很美也很特別，平原上的綠色跟山地的綠色不一樣，跟煙花三月江南的綠色也不一樣。南方得益于天氣，春天的城市會出現錯落不齊的各種植物，有的早開花，有的晚開花，時不時地冒出點不同的色彩。包括我在北京住的小區，物業的審美也還在線，這邊開海棠，那邊有丁香花，間或還種了些竹子。

但東北的大城市，我唯一的經驗模式就來自家鄉沈陽。春天，就那么兩三種樹，矮櫟樹、楊樹最多，其次是柳樹，也有柳絮飄。在郊區，是楊樹多一些——女兒廉婕（張天愛 飾演）死后，廉加海（于和偉 飾演）給她種的那株就是楊樹，時代背景是當年東北的非法集資事件“萬里大造林”，電影中點到了；而在市區則柳樹多一些，有時候也會見到高大的梧桐，矮的就是用矮櫟樹作為綠化帶式的隔離帶，它整體上呈現出一種遼闊又統一的觀感，我覺得這種綠意形成了某種秩序感。

澎湃新聞：說到電影中的風物，我注意到片中多次展現了東北人的酒局，用大桶盛散裝啤酒，談話間還有個方言“撩閑”，這好像不大常見？

鄭執：撩閑就是“我非得招惹、逗弄你”的意思。至于喝酒的狀態，我覺得這四十年沈陽人都沒有變過。包括“倒騎驢”（改裝過的平板三輪車），也是東北常見的交通工具。

具體的，酒館的戲份取景自沈陽和平區的萬順啤酒屋，那是家我爸生前常去的老酒館，全程采用實景拍攝，沒有搭棚；充滿生活質感的市場和街邊攤戲份，主要來自皇姑區的亞明市場，我們為此包下實景，并依據劇情跨越的三個年代（1997、2005、2025），進行了三輪針對性的翻新，以求精準地還原不同時期的城市肌理與市井氣息。

電影預告片截屏照

澎湃新聞：電影相較于小說原著人物的戲份有所調整，并且“補上了結局”給了人物更明確的命運落點。這個決定基于怎樣的考量？

鄭執：《森中有林》的小說有5萬多字，里面有很沉重的議題和故事，但最后我選擇用一個輕飄飄的結尾來收束，這也是一種“結局”，是我作為作家在追求某種文學氣質上的東西。但到了這部電影，我拋開了原有的束縛，希望能長出點新的東西，以及它畢竟是部電影，要找到符合它的規格投入，以及在院線里面對觀眾更合適的敘事表達。

這部電影是以廉加海和王秀義（高圓圓 飾演）兩人作為敘事中心，而在小說里，王秀義并沒有占到這么大的篇幅，電影豐富了他們在小說中沒有完全詮釋的情感部分。這些改變，我覺得并不是對原著小說讀者的背叛，而是我想拿出些大家在書里沒有看到的內容。

電影預告片截屏照

“我不接受那種訴苦叫屈式的表達，這不是東北人的性格”

澎湃新聞：《森中有林》是你的第一部完全掌控的電影作品，沒有想過自己在片中客串一把嗎？另外，我很想知道你之前愛看誰的電影。

鄭執：我挺喜歡李滄東的電影。說到客串，像希區柯克這樣的大師可以，那是他的作品符號，但我一直是拒絕的，我還是希望跟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距離。拍攝《刺猬》（改編自鄭執的小說《仙癥》，他也是該片編劇之一）時，顧長衛導演就曾想讓我客串一個角色，我都拒絕了。

于和偉飾演廉加海

澎湃新聞：我們來聊聊演員，于和偉憑借該片斬獲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片中他那只義眼是特效還是？

鄭執：電影里于和偉老師的義眼是專門定制的，一個真的義眼，他戴上后說實話存在一定的風險，一般不能超過半個小時，否則眼壓升高，人就要出事——我們已經把這個義眼打磨拋光到了最薄，但它依然有一定厚度和體積，所以會對眼球本身造成壓力。在片場，我要求于老師戴上義眼15到20分鐘后就得摘下來休息一下。

澎湃新聞：于和偉無疑是這部戲的“定海神針”，你在給他劇本時，有沒有聊到廉加海這個人物的前史或內心戲？

鄭執：當我得知自己要執導這部電影時，腦海里過了很多演員，最后就是于老師的這張臉。像他這樣段位的演員，你都不用提要求，他對自己的要求比誰都高。他最終答應出演前，我倆聊了三次劇本，最長的一次聊了12個小時，他把自己對人物和表演的想法全都攤開了。

于老師這次出演肯定帶入了自己的情感和經歷。我記得他說，廉加海的形象就是他哥哥那一代人，而且他“見過”這個人。在最早的一稿劇本上，他提出建議，把廉加海的臺詞再減少一點，說出來的臺詞，要做到一個吐沫砸一個坑，而且那些原本表達心聲的臺詞都要拿掉。臺詞少了，那就得靠動作、眼神去傳情達意，我覺得這是于老師對自己演技的一種自信，而且他一上來其實對人物已經有了一番具體的想象了。

澎湃新聞：片尾于和偉“數眼睛”這段獨白戲是一條過，能回憶下當時的拍攝嗎？

鄭執：我原本沒有期待他當時會把整段臺詞一口氣都說出來，因為一開始擔心這么一鏡下來，會不會太枯燥乏味，觀眾看的時候會不會覺得有點無聊？就建議他，要不就把這段詞切到各種回憶的畫面里帶出來，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現。當然，我也尊重于老師的表達，怎么舒服怎么來，咱們先試試看。

結果他往那一坐，就完全沉浸在角色的情感里了。我在監視器后面馬上就要求全場安靜下來，他最后是全部說完起身哭著走的。這段戲的震撼毋庸置疑，完全超過了原來的預期。我后來也想，這種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創作，正是拍電影讓人著迷的美妙所在。

高圓圓飾演王秀義

澎湃新聞：高圓圓此次顛覆性的表演獲得了“驚艷”的評價。你如何引導一位長期被“女神”標簽包裹的演員，去釋放王秀義身上那種“帶刺的野玫瑰”般的艷麗、破碎和為母則剛的氣息？

鄭執：顛覆是對她原有形象的一種顛覆，但對我而言，作為一名新導演，對演員的認知要有一定的審美天賦，你說它是某種直覺也好，我就是能看到她在過往人們熟悉的一面之外，還有另一面，那就一定要把它挖掘出來，這才是合作最大的樂趣。

我們這部電影起用的幾乎全是東北籍演員，主演里就高圓圓是北京人，我專門為高老師改了王秀義的人設，點出了她是因為愛情從北京來的東北，而她來到片場沒幾天，說話的口音里自然就帶出點東北味了，就像把外鄉人擱在東北浸染出來的感覺。

選擇讓張天愛出演廉婕也是，讓她飾演一個這么“素”的盲女，這個角色沒有太多的抓手，也是她之前沒有挑戰過的形象，但我就是覺得演繹廉婕的形象雖然不在她的舒適區，其實更接近這位演員的本真。

喬杉飾演衛峰

澎湃新聞：喬杉（飾演 衛峰）和宋小寶（飾演 郝順利）是兩位公認的喜劇演員，卻在片中貢獻了“去喜劇化”表演。你選擇他們，是看中了其喜劇標簽下的反差潛力，還是認為東北人骨子里的幽默與悲愴本就是一體兩面？

鄭執：其實還是那句話，能把喜劇演到頂尖的演員，演什么都不會差。任何一個好演員，都不會想把自己只框在一種類型里。他倆出道這么多年了，一看劇本就明白哪個地方該收，哪里可以放。說到得獎，于和偉老師能得獎，我還有點在預料之中，喬杉拿下北影節最佳男配，這確實有點出乎意料，說明業內專家們也看到了他塑造人物的能力。

韓庚這次的表演同樣值得驚喜。他在片場給予角色的東西完全令我想不到，那種在得知愛人枉死后的悲痛和無助，他身上的爆發力會讓你去想這個演員這些年到底經歷了什么？得付出了多少努力，才能在鏡頭前拿出這樣的狀態。韓庚這次的表演真的是我們全組都在夸贊的。

韓庚和張天愛

澎湃新聞：在三亞“包餃子”這場群戲混合了突如其來的幽默、懸置的暴力與命運的偶然。談談你的構思和調度？

鄭執：嗯，在看似團圓的溫馨場景中藏匿著隨時會爆發的危險，關鍵還有宋小寶在場，大家會不會跳戲？但我完全沒這個擔心，東北人一家子過春節，可能前半程還有說有笑，說著說著就掀桌子了（笑）。

《森中有林》點映階段，我就悄悄在影院里看觀眾的反應，“包餃子”這場戲大家笑得最厲害的一個橋段是——高圓圓說“他是我愛人”，于和偉對“她是我仇人”，然后鏡頭給到宋小寶，他來了句“你們這是對暗號呢？”——這里大家發笑，可能會覺得編劇是在寫“三句半”嗎？

電影預告片截屏照

當然不是，宋小寶那樣一個東北人的形象，在那一刻碰到兩個人這么聊天，他自然就會冒出這樣的話。而原劇本中其實只有王秀義和廉加海的這兩句對話，是對他們間愛情的一個定義，宋小寶即興發揮了這么一句“對暗號”，現場我們都覺得這不是在消解劇情發展的邏輯，更不是在惡搞，就是東北人湊一塊說事兒時正常的反應，所以最后還是保留了。

這場戲當然有中規中矩所謂“不會出錯”的拍法，但生活經驗告訴我現在的處理完全可以成立，它還是在合理想象的范圍內，所謂有一點飛，有一點癲，但絕對不是過火的嬉鬧，而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場景下自然而然的反應，前提是我要讓所有主創在相信了這個巧合后，這些就都是合理的。從寫劇本到拍攝的過程中，我其實都有預感這場戲會讓一部分觀眾很喜歡，另一部分觀眾則會覺得瘋魔了吧？但鄭執能在自己第一部導演的電影里敢這么拍，而且確實讓觀眾覺得耳目一新。這個大家之前“沒見過”，對我很重要。

澎湃新聞：你曾被置于“東北文藝復興”的話語中，但你似乎對此保持警惕，更強調“平視”而非“下沉”。在《森中有林》中，你認為自己所踐行的究竟是“復興”了某種輝煌，還是“打撈”了一些被時代潮水沖散的、沉默的個體靈魂？

鄭執：也不是警惕，我覺得這是個老生常談，大家熱衷聊這個很正常，其實任何一個作家也好，創作者也罷，都是后續被總結歸納在一起的。我相信雙雪濤、班宇在最初寫小說的時候，不過就是想說自己想說的話罷了。誰在寫小說的時候，還會去想這在未來能成個現象？

我反倒是覺得，所謂“東北文藝復興”包含了人們對東北的某種期望，但作為東北籍作家，如果我在自己的文字里話里話外帶出對家鄉人的心疼或者悲憫，這是令人反感的。另外從個人的角度，我也不接受那種訴苦叫屈式的表達，這不是東北人的性格。

電影的最后一場戲，對我來說是戲謔的、抽象的，充滿想象力的，甚至是帶點幽默成分的，這就是我現階段對人生和命運的某種理解，就是如此抽象。但我有一個統一的觀念在這部電影里，把巧合日常化是總的指導方針，就是要挑巧合講，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由幾次巧合構成的，其他的都是巧合的輻射和后坐力。

導演鄭執片場照

澎湃新聞：《森中有林》電影上映后，你怎么定義自己未來的身份？

鄭執：我還是一個老老實實寫字的作家，寫小說還是我最規律、最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然后做編劇的工作終于可以撂下了，欠的活兒都還完了，我也不會再為別人寫劇本。如果再做導演的話，我也不會再去改編自己之前的小說，再拍的話我會寫個原創的劇本出來，至于要拍什么類型的電影我目前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