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融傳媒劉析明 版權圖片/微攝

2026年5月26日，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將一段延續三十余年的紀錄畫上了句號。截至2025年末，日本對外凈資產雖創下561.75萬億日元的歷史新高，但全球排名從第二位再降一位，落至第三。自1991年起連續33年穩居全球最大債權國的日本，在短短兩年內先后被德國和中國超越。曾經依靠龐大海外資產凈額構筑金融影響力的日本，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從全球金融版圖的核心圈層滑落。

排名滑落：33年債權國寶座為何兩年內兩度失守？

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5年末日本對外凈資產為561.75萬億日元（約合3.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4.4%。對外資產總額同比增長8.5%至1805.63萬億日元，連續17年增加，這得益于日本企業持續的海外直接投資、并購活動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證券估值上漲。然而，同一時期對外負債總額同比增長10.5%至1243.88萬億日元，增速遠快于資產端，直接稀釋了凈資產的相對增幅。

負債端為何膨脹得如此之快？瑞穗銀行首席市場經濟學家唐鐮大輔分析指出，外國投資者對日本資產的青睞，特別是日經225指數在2025年飆升26%突破50000點大關，大幅推高了日本對外負債的賬面價值。與此同時，外國持有日本國債的增加也推高了負債端。日本自1991年起曾連續33年穩居全球最大債權國寶座，2024年被德國超越，2025年被中國反超。26個百分點的差距中，日元匯率長期疲軟也是一個關鍵變量。日元持續走弱，使得以本幣計價的排名更容易因匯率波動而出現變動，同時放大了以日元計價的海外資產價值，產生“匯率幻覺”。

貿易失血：連續五年逆差，動搖了債權國根基

債權國地位的滑落，背后有著經濟基本面的支撐悄然斷裂。德國和中國凈外部資產規模龐大，主要受益于每年可觀的貿易順差。反觀日本，其外貿結構性壓力已在長期數據中完整呈現。日本財務省公布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2025財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貿易逆差達1.71萬億日元，為連續第五個財年出現貿易逆差。

貿易順差為德國的債權國地位提供了穩固支撐，而日本的常年的巨額貿易逆差，則從根本上削弱了其對外凈資產積累的能力。正如業內人士所指出的，日本貿易收支持續呈現巨額逆差已成為日元長期疲軟的結構性原因。

債務堰塞湖：260%的“定時炸彈”

如果說貿易逆差動搖了日本金融影響力的根基，那么260%的政府債務率就是壓在其身上的一個巨型堰塞湖。

日本是全球政府債務率最高的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總額與GDP之比已超過260%。2026財年，日本預算規模達到122.3萬億日元，其中僅用于償還國債本息的“國債費”就高達31.3萬億日元，占總預算的四分之一。以新債養舊債的局面已是日本財政的常態。

更令市場焦灼的是，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底推出財政擴張政策，將2026財年預算規模推至122.3萬億日元的高位，其中近四分之一依賴新發國債。2026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將編制2026年度補充預算，規模略高于3萬億日元，用于電力和燃氣補貼等，計劃最早于下周提交國會審議。補充預算將通過增發赤字國債籌資，疊加物價上漲和利率攀升，市場擔憂已在收益率曲線上持續計價。

日本央行持有超過50%的日本國債，這種“自己印錢買自己的債”的模式維持了二十余年，但這種平衡正在被打破。當市場加息預期與央行政策出現分歧時，收益率曲線的定價功能進入高度失靈狀態，央行在債市的影響力也受到顯著侵蝕。日本央行4月會議維持政策利率在0.75%不變，但投票結果為6:3，已有3名委員主張加息至1.0%。與此同時，央行大幅下調2026財年經濟增長預測，從1%腰斬至0.5%，將核心通脹預測則從1.9%大幅上修至2.8%。增長大幅減速、通脹快速上升的滯脹組合，已使政策決策空間被壓縮至極限。

日元避險光環急速褪色

日元的潰退，是日本金融影響力最直接的晴雨表。截至5月26日，美元兌日元報158.90附近，年初以來日元貶值幅度超過13%。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3月，日本外匯儲備規模為13,747億美元，試圖以數萬億日元級別的干預扭轉貶值趨勢。但效果令人悲觀——干預只能放緩貶值的節奏，無法扭轉日元的根本性頹勢。

避險貨幣的定義，是當全球地緣政治風險飆升時，資本涌入使其升值。但本輪中東沖突升級后，日元非但沒有升值，反而一路狂瀉擊穿160關口。這正是日本金融影響力結構性脫錨的癥結所在——當一國貨幣不再履行其避險承諾時，市場對該國金融體系的信任鏈條便將發生斷裂。三井住友日興證券公司的資深經濟學家宮前耕也指出，日元持續走弱使得以本幣計價的排名更容易因匯率波動而出現變動。唐鐮大輔也坦言，日本龐大的海外資產持有量曾是市場承壓時日元發揮避險作用的關鍵原因，但在當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的背景下，僅僅擁有海外資產本身就可能引發關于資產安全和保護的疑問。

日本央行副行長冰見野良三在國會明確表示，加息時機和節奏將取決于中東沖突對日本經濟及通脹的影響，但央行仍致力于進一步上調利率。他將中東局勢作為加息的前置變量，恰恰印證了日本在能源安全與貨幣政策之間已陷入被動。

日本金融影響力的下滑，并非短期市場波動的產物，而是能源依賴、財政透支、貨幣失靈三重結構性困境長期積累后的集中釋放。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分析指出，日本金融影響力的系統性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其全球化紅利在世紀之交達到頂峰后，被長期固化在制造業頂峰，未能真正完成向數字經濟和全球金融定價權的轉型。當德國依靠制造業和貿易順差登頂，中國憑借“貿易順差+產業鏈出海”快速崛起，日本卻越來越依賴金融資產的賬面重估和海外投資收益。這種“賬面繁榮”式的增長模式，在全球資本重新定價其風險溢價時，暴露了其實質的脆弱性。當前日元匯率逼近160關口、1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下29年新高、債務GDP比超過260%——這三組數字同時指向一個事實：日本從全球最大債權國到第三大債權國的這場排名跌落，背后是一次波及財政、貨幣和信用的深層“三重崩解”。當這個發債體量最大、央行持債比例最高的經濟體也面臨再定價壓力時，日本金融影響力的下滑之路，恐怕還遠未到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