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快速變化的政治環境中，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言辭風格持續引發討論。有人認為他的政治修辭顯得缺乏邏輯，但不可否認，這種表達方式確實觸及了美國社會中某些深層的情緒。面對這種現象，我們該如何回應？又該如何利用語言的力量，重新凝聚共識？

5月25日，在《The Best People》播客節目中，前政府外交政策智囊、作家本·羅茲做客訪談。通過他的新書《我們所說的一切》，羅茲回顧了歷史上15篇重要的演講，探討了“什么是美國人”這一核心命題，并為當下的公共溝通困境提供了一種關于“重塑敘事”的思考。

文字的力量：被遺忘的公共表達藝術

羅茲在訪談中談到了撰寫這本關于演講與歷史的書的初衷。他觀察到，一些政治人物非常擅長“重新講述歷史”，他們能將國家的發展脈絡編排成符合自身訴求的背景。

比如普京對蘇聯歷史的重新解讀，或者特朗普將美國過往描繪成需要他來“重振偉業”的舞臺。

同時，面對當下復雜的社會環境，許多人對現有的體制和未來感到迷茫。羅茲希望通過回顧歷史告訴大家：在國家面臨轉折或困難的時期，總有人站出來，用言語描繪愿景，發起倡議，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葛底斯堡演說》，沒有《我有一個夢想》……文字往往是我們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場所。”羅茲感嘆道。

但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系統的、長篇的表達藝術正面臨挑戰。算法往往偏愛能夠激起強烈情緒的短視頻，這導致人們有時會失去耐心去聆聽一段完整的論述，也削弱了深入對話的意愿。

羅茲認為，當前的碎片化、情緒化溝通時代，正是這種傳播規律的產物。

溝通的困境：缺乏共鳴的“大敘事”

作為資深的溝通策略師，羅茲對部分傳統的溝通方式提出了看法。他認為，一些人在表達時往往像在“實驗室里根據數據打磨談話要點”，雖然細節上可能無懈可擊，卻缺乏一個能讓人產生共鳴的宏大敘事。

當被問及為何傳統的溝通方式顯得有些被動時，羅茲分析了幾個原因：

首先是信息過載與疲于應付。新聞周期運轉極快，許多人每天忙于回應對手的言論，或是防御性地解釋某些具體政策，無暇顧及更宏大的愿景。

其次是難以回應真實的焦慮。當面臨技術變革帶來的就業壓力、全球秩序的復雜變化時，如果溝通者仍局限于陳舊的話術或瑣碎的政策細節，就會讓受眾覺得“他們根本不懂我們的擔憂”。

最后是陷入過度謹慎的陷阱。有些人在表達時往往過于追求嚴謹和政治正確，害怕犯錯，導致溝通顯得僵化，缺乏感染力。

羅茲強調，無論是哪一種敘事，如果它能切實引發部分人的共鳴，它就具備了力量。如果無法提供一個同樣強大、甚至更有號召力的替代性敘事，就很難在公共討論中占據主動。

從奧巴馬到馬丁·路德·金：如何講好“我們的故事”？

在書中，羅茲分析了歷史上幾位杰出的溝通者，如富蘭克林·羅斯福、馬丁·路德·金、羅納德·里根和巴拉克·奧巴馬。他總結出優秀演講的共性：不僅告訴民眾“要做什么”，更要解釋“為什么這么做”；不僅指出存在的挑戰，更要邀請民眾參與到“讓社會變得更好”的共同進程中。

羅茲回憶了2008年奧巴馬在面臨爭議風波時發表的那篇著名的種族演講。在那篇他親筆撰寫的演講稿中，他沒有回避現實中的歷史包袱，但也深刻體諒了在全球化中受挫的白人工人階級的困境。

“他沒有單純地說‘我們必須承認過去的罪惡’，而是說‘這個國家如此偉大，以至于我們有能力改變，現在我們需要再次改變?！绷_茲解釋道，“他邀請人們參與重塑社會，而不是讓人們陷入對歷史的無力感?！?/p>

羅茲也提到了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想》的幕后故事。事實上，金博士最初的講稿中并沒有“夢想”這一段。但在演講現場，當他感受到臺下聽眾需要一種更強大的精神支柱時，在福音歌手瑪哈莉亞·杰克遜的呼喚下，他脫稿講出了那段關于不同膚色兒童攜手并進的偉大愿景。

面對那些似乎背離了平等理念的社會現象，僅僅依靠“指責”往往是不夠的。像金博士那樣，描繪一幅積極的、具有包容性的美好圖景，有時比單純的批判更能打動人心。

身份認同的探討：理念與傳統的碰撞

節目中還討論了特朗普的競選搭檔JD·萬斯的一段講話。萬斯在講話中試圖淡化美國是一個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理念上的國家，轉而強調特定的文化或歷史傳承。

羅茲對此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種更傾向于特定群體認同的保守思潮。

“國家從來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地方或特定的人群。我們是一個建立在理念上的社會，這個理念就是《獨立宣言》中的那句話：‘人人生而平等’?！?/p>

羅茲認為，盡管社會中始終存在不同的聲音，但不能放棄講述那個關于包容、平等和進步的社會故事。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凝聚共識的關鍵。

呼喚多維度的力量：誰來描繪下一個十年？

在訪談的最后，羅茲被問及當前有哪些人物正在成功地講述這種具有包容性的故事。他提到了一些年輕一代的政治人物，如喬恩·奧索夫、詹姆斯·塔拉里科、AOC（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以及拉斐爾·沃諾克。他們不僅關注實際的民生問題，還能將其與更深層的價值觀聯系起來，展現出積極的能量。

除了政治領域，羅茲還發出了一項特別的呼吁：我們需要文化和藝術的介入。

他認為，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名人在社交媒體上的表態，而是需要像布魯斯·斯普林斯汀、鮑勃·迪倫或Public Enemy那樣的藝術家，創作出能夠觸及民眾真實焦慮、恐懼和希望的文藝作品。

“如果想要在復雜的輿論環境中打破僵局，就需要在政治之外，構建一個讓大家能夠共享的文化空間，用藝術去觸達那些常規溝通渠道無法觸及的人群。”

《我們所說的一切》不僅僅是對歷史演講的回顧，更是對當下公共表達的期許。

在這個充斥著信息碎片和觀點極化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需要有人站出來，用真誠的語言、深刻的同理心和充滿希望的故事，重新凝聚共識，指引社會走向一個更加包容和進步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