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5月21日，特朗普宣布推遲簽署行政令。 圖源觀察者網

文/陳治剛（識局智庫首席戰略專家）

*本文為識局AI時代“雙重脫嵌”系列的第二篇，上一篇為《陳治剛：為什么AI越進步，社會越“眩暈”？》

五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原本要在5月21日簽署一項人工智能監管行政令。

根據白宮與科技行業數周磋商后的方案，企業需在發布前沿AI模型前，最多提前90天向政府提交模型，以便聯邦機構評估潛在風險、發現漏洞，在黑客或外國對手利用之前做好防御準備。

相比部分特朗普盟友此前主張的“強制測試”，這已經是一個相對寬松的自愿框架。

但在簽署儀式原定開始前數小時，一切都變了。

白宮前加密貨幣和AI事務主管戴維·薩克斯，在“沒人知情、甚至包括他自己團隊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直接撥通了特朗普的電話。

他的警告簡潔而“有力”：這種審查機制將“嚴重拖慢美國AI產業創新速度”，甚至導致美國“在AI競爭中輸給中國”。

隨后，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頭也加入游說。幾小時后，白宮通知受邀嘉賓：簽署儀式延期，“一旦未來日期確定，我們將盡快通知各位”。

特朗普給出的最終理由冠冕堂皇：“我們領先于中國，我們領先所有人，我不想做任何會妨礙這種領先的事。”

這就是一場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的現場直播——不是隱喻，不是歷史，而是五天前剛剛發生在白宮西翼的真實劇情。

當安全審查被視為“妨礙領先”的障礙，當90天的緩沖期都被認為是對速度的褻瀆，“先干再說”就不再是創業公司的文化口號，而是一種國家級的政策邏輯。

01 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病

先澄清一個常見的誤解：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不等于“熱愛技術”。

熱愛技術的人可以是謹慎的、反思的、甚至保守的。真正構成“病癥”的，是一種特定的認知框架——它系統性地切除了社會對技術風險的感知能力，就像一種慢性的神經病變。

五天前白宮的那場博弈，把這種病變的三個臨床表現暴露得淋漓盡致。

第一，風險外包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

在傳統的工程倫理中，風險與收益應該由同一主體承擔。造橋的人要對橋的坍塌負責，制藥的人要對藥的副作用負責。但在AI行業，風險制造與風險承擔被悄然拆分了。

就在薩克斯們游說取消審查的同時，AI公司Anthropic推出的Mythos模型已經“將AI對網絡安全影響的擔憂推至臨界點”。

部分政府官員明確警告：如果缺乏審查機制，其他國家可能利用先進AI模型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但這些當下的、具體的安全警示，在“不能輸給中國”的宏大敘事面前，被自動降格為“過渡期的陣痛”。

創造巨大財富和便利的那群人，往往不需要直接消化因此產生的混亂。

一個算法優化的用工平臺可能讓幾百萬人陷入不穩定的零工狀態，一家公司推出強人工智能產品時可能根本沒有想好如何對抗大規模深度偽造，但這些代價并不會寫在投資者和研發者的日程表上。

風險就像垃圾一樣，被悄悄堆在了公共領域和弱勢群體的門前。整個社會被迫成為技術狂飆的“緩沖墊”，拿退休金、隱私、心理健康和人際信任去吸收沖擊。

更關鍵的是，這種外包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被正當化的。它被包裝成“創新必須付出的代價”，被升華成“為了人類長遠利益而忍受的暫時不便”。

當一種系統性的風險轉嫁能夠被如此優雅地道德化，它就不再是商業策略，而是一種意識形態。

第二，倫理審查被降格為“合規補丁”。

五天前白宮爭論的一個細節極具象征意義：科技行業不僅反對90天的審查期，還敦促將其縮短至14天。

對于一款可能影響數億人認知、可能重塑勞動市場、可能被外國對手利用的前沿模型來說，14天夠做什么？夠讀完技術白皮書，還是夠做一次像樣的壓力測試？

這暴露了一種深層邏輯：倫理審查不是前置的、剛性的、足以否決項目的守門人，而是跟在馬車后面清掃馬糞的清潔工。

技術部署的正當性不需要事先證明，它默認擁有道德豁免權。只有當你能證明某款AI產品“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災難”時，剎車才獲得短暫的合法性。而在證明的過程中，產品早已完成了市場占領和用戶習慣塑造。

第三，“未來”被征用為當下的免責牌。

薩克斯對特朗普的游說，以及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集體施壓，其核心話術高度一致：審查會拖慢創新，拖慢創新就會輸給中國，輸給中國就會失去未來。在這個三段論里，當下的審慎被定義為未來的敵人。

但這個敘事有一個致命的邏輯漏洞：它把未來的可能性當作了當下的免罪符。它假設技術進步與社會正義之間存在某種自動的換算關系，卻從不提供換算公式。

歷史反復告訴我們，技術紅利不會自動向下滲透，而代價總是先落在承受力最差的人肩上。

19世紀的英國紡織工人沒有等到工業革命的紅利自動撫平他們的創傷，他們等來了憲章運動和流血沖突。

今天，那些被AI調度系統驅趕的外賣騎手、那些被大模型替代的中年白領、那些被算法推薦喂養認知繭房的普通人，也不會等到某個自動降臨的“技術烏托邦”。

02 一種四百年病的譜系

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不是AI時代的發明。如果我們把它當作一種思想史上的病癥來追蹤，會發現一條清晰的譜系。

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宣告：知識就是力量，人類應該大膽改造自然以服務于自身福祉。

這是普羅米修斯精神的近代宣言——它把人類從自然的臣服者提升為自然的立法者。在培根的時代，這種信念是解放性的，因為它對抗的是中世紀的神學蒙昧。

兩百年后，工業革命把這種信念轉化為了物質現實。

蒸汽機、鐵路、紡織機械，證明了人類確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

但與此同時，狄更斯筆下的倫敦貧民窟、馬克思描述的童工血淚，也暴露了“改造自然”的另一面——對人的改造和剝奪。

這時候，社會發起了第一次“雙重運動”：工會、福利國家、保護性立法，試圖把市場重新嵌入倫理框架。

到了二十世紀，技術樂觀主義經歷了兩次重大升級。

一次是二戰后的“大推進”時代，核能、航天、計算機被寄予厚望；另一次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互聯網革命，“快速行動、打破陳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成為硅谷的圖騰。

每一次升級，普羅米修斯主義的內核都被保留，但它的約束條件被進一步拆除。

今天的AI時代，是這條譜系的最新變異。

它繼承了培根的“知識即力量”、工業革命的“效率至上”、互聯網時代的“快速迭代”，并疊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要素：技術的自主性。

當算法開始自我強化、自我迭代，普羅米修斯主義就不再只是人類的一種主觀信念，而獲得了客觀的系統支撐——不是人決定要快，而是系統本身在加速，人只是被裹挾其中。

五天前白宮的那幾通電話，正是這種“裹挾”的政治顯形。

薩克斯、馬斯克、扎克伯格們未必是惡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真心相信自己在推動人類進步。

但當他們以“不能輸給中國”為由，成功叫停一項關乎國家安全的風險審查時，他們實際上是在為整個技術系統的加速邏輯掃清最后一道人為障礙。

03 當“搶跑"成為一種系統強制

在AI時代，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呈現出三種新的變異形態，它們比傳統的“速度崇拜”更隱蔽，也更難抵抗。

第一，競爭恐懼的”國家化”。

哪怕某個AI實驗室的負責人真心想慢下來做安全評估，他也會面臨一個結構性壓力：如果我不發布，對手就會發布。

這種“競爭恐懼”把整個行業鎖進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加速循環。

而5月21日的事件證明，這種恐懼已經被國家化了。薩克斯向特朗普強調“過度審查可能拖慢美國AI創新速度，導致美國在與中國的AI競爭中落后”——這不是市場競爭的邏輯，這是地緣政治的邏輯。

當“國家競爭力”被征用來為企業的加速需求背書，當“輸給中國”成為取消安全審查的通行證，企業層面的囚徒困境就升級為了國家層面的速度暴政。

在這種結構下，連總統的行政令都可以被幾通電話逆轉，道德選擇的空間被壓縮至近乎為零。

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在事后于X平臺上辯解，稱自己是在特朗普決定之后才與總統通話，且“并不知道行政令的具體內容”。

這個細節恰恰說明：即使個體試圖保持審慎或撇清責任，系統性的集體施壓（行業要求縮短審查期、要求由NSA主導審查、旋轉門人物的前白宮官員直接致電總統）已經足以重塑政策走向。

這不是某個人的陰謀，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集體行動。

第二，數據饑渴驅動的“社會實驗化”。

傳統產品需要經過嚴格的實驗室測試才能進入市場。但AI產品——尤其是大模型——需要真實世界的數據來完成迭代。

這意味著，用戶本身成為了產品測試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點擊、每一次對話、每一次被算法誤導，都被記錄為"寶貴的訓練數據"。

當5月21日的行政令被叫停，這種“社會實驗化”失去了最后一道外部約束。

企業不需要在發布前證明其模型對網絡安全、信息生態或社會穩定的潛在影響，它們可以直接把數億用戶納入實時測試場。社會被悄然轉化為一個巨大的露天實驗室，而公眾甚至沒有被充分告知他們正在參與一場實驗。

第三，話語的閉環化。

“世界正朝著人機深度融合的方向演化，你要么上車，要么被拋棄”——當這樣的敘事一遍遍重復，它制造了一種虛假的必然性。公眾會漸漸忘掉自己本來擁有說慢一點甚至換條路走的權利。

5月21日的事件把這種去政治化推向了極致。

一項本應經過充分政策辯論、涉及國家安全與產業利益的重大監管框架，不是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否決，不是在公眾討論中被修正，而是在幾通電話之后，由科技巨頭和他們的前白宮代理人直接按下了暫停鍵。

資深游說人士都感嘆“根本搞不懂白宮到底想干嘛”。

這就是技術必然性的政治殖民：當“不能輸給中國”成為無法反駁的終極話語，當“審查會拖慢創新”成為不證自明的公理，公共政策討論就被悄然替換為技術官僚的指令。

反對者甚至來不及組織有效的公共辯論，就被貼上“妨礙競爭力”的標簽。公民的參與權、議會的審議權、監管機構的預防權，在速度面前被一鍵靜音。

04 病灶的傳染性

技術普羅米修斯主義最危險的地方，不在于它讓幾個人跑得更快，而在于它的傳染性。

五天前那通電話，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轉折點。它標志著這種“搶跑癥”已經從硅谷的車庫文化、創業公司的“快速行動、打破陳規”，擴散到了國家權力的核心地帶。

當科技巨頭可以直接撥通總統的電話、以競爭力為由叫停安全審查時，普羅米修斯主義就完成了它的政治化升級——它不再只是一種企業文化，而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

而這種傳染不會止步于華盛頓。

當美國以“不能輸給中國”為由拆除護欄，中國是否也會以“不能輸給美國”為由加速自己的技術部署？

當全球AI競賽被定義為一場“誰先剎車誰就輸”的死亡游戲，每一個參與者都被迫卷入這場沒有終點的搶跑。

最終，不是某個國家贏得了競賽，而是整個人類社會失去了共同設置規則的能力。

這正是“雙重脫嵌”的自我強化結構：普羅米修斯主義提供永不停歇的燃料，脫嵌則燒毀所有可能讓社會發起自我保護運動的緩沖帶。當社會連“痛”都來不及感受，就更談不上“治”了。

但請記住，搶跑癥不會自愈。

因為它把止痛藥當成了維生素，把對速度的質疑診斷為對進步的背叛，把必要的審慎污名化為懦弱的保守。在這種病癥的晚期，患者甚至會真誠地相信：拆除護欄不是為了自己跑得更快，而是為了全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