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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視覺中國
中國人的生死觀蘊含在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語句里,簡言之,是一種“盡人事而聽天命”的生命態度。這種人生態度的好處就在于哀而不傷,豁達樂觀,不念過往,不懼將來,不過度羈絆,但在后世儒家文化的發展中形成了一種諱疾忌醫甚至忌談生死的態度。王汎森曾在文章《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里頗有洞見地指出,“在漢唐之后漫長的歲月里,普通中國人的生老病死尤其是死后世界的安頓依托的是佛老之學,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只對讀書人群體產生作用,甚至就連讀書人比如王維等也在心性層面更傾向于老莊之道或禪釋之學。儒家對于人死之后的世界未能有效地安頓”。
武漢大學哲學博士畢業后從事安寧醫療管理的郭躍和媒體人周昂聯袂寫作的《最后一件大事》,如同前些年翻譯過來風行一時的《最好的告別》一樣,處理的就是“人死”的問題,也就是當個體的生命處于最后的時間,如何讓他(或她)有質量且有尊嚴地離開,而非過度醫療、茍延殘喘,以及作為親友如何安撫病人并撫慰至親。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我讀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我姑媽臨近病逝之際,我趕回衡陽探望時是她的彌留之際,參與后事處理讓我覺得這本書對于我們中國人如何面對衰老、疼痛、死亡和永別等都有著極為強烈的現實意義。阿倫特重視開端啟新的誕生性,認為每一個新生命都可能會給這個世界帶來新的元素和變量,而她的老師海德格爾看重人的“有死性”,也就是人生是一個向死而生的過程,正是因為生命的有限激發出了創造的可能,即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創造出無限的詩意棲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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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件大事》,郭 躍 周 昂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出版
生死之際的居間這一段,恰恰是《最后一件大事》所著力處理的議題。這本書從中國人對死亡的認知、家庭與醫療部門的取舍、插管治療與放棄治療的抉擇、喪親之痛的表達與安撫等不同層面,在古今中西的生死文化間沉潛往復,在各種鮮活而富有啟示性的案例之間駐足反思,用一種真切平實的語言從不同視角展現了作者對于人生最后一件大事的透視和反思。全書的核心關切是:怎樣保證一個行將不遠之人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的生命質量和尊嚴?家庭、醫療部門和社會如何維持一種審慎的平衡來處理這個議題?從全書可見,中國人在面對嚴重疾病時可以依托的資源尤其是心靈和價值資源較為有限,往往是病人的直系親屬無依無援地面對這一切。承受了巨大經濟、體力和心理壓力的他們,往往缺乏有效的支援系統來疏導這一切。因此,親屬去世帶來的心理創傷會構成長久的心理陰影,且難以走出。
作者敏銳地注意到了醫療部門的兩難處境:“一方面,現代醫療讓我們習慣了在專業環境中面對疾病和死亡,離開了醫院的專業照護,就意味著更多的痛苦和無助;另一方面,一些醫療機構又將死亡視為‘影響形象’的標志,試圖將其驅離至醫院的圍墻之外。”如書中所言,當病人從家中來到病房,他們實際上將應對生死的權力讓渡給了掌握復雜標準的專業人士。死亡不再是個人可以感知和主導的經驗,而成為需要專業知識才能定義和處理的技術性問題。死亡也從自然的生命終結,演變成了一種“醫療失敗”的標準。以科學技術和效率優先為尺度的系統世界對原本依循自然法則生死交替的生活世界的侵蝕和殖民,往往也從根本上剝奪了瀕死者對自我生命是延續還是放棄的主導權。
文化學者王元化先生在清醒時就明確交代,到了生死關頭無須過度醫療尤其是插管治療,讓肉身和靈魂都保持一種相對的完整性。羅瑞卿將軍的女兒羅點點醫生在處理婆婆病重搶救及最后撤離呼吸機的過程中,深刻地領悟到人應該有尊嚴地告別,并于2006年創立“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致力于在中國推廣“生前預囑”,推廣和倡導其“尊嚴死”的理念:“我們鼓勵人們更加清醒地去看待死亡,鼓勵他們做各種選擇,不管是不惜一切代價地活著,還是無痛苦地離開,人們有選擇自己死亡方式的權利,這才是尊嚴死的真正內核。”
如何面對病人的瀕死體驗和意識?作者引用神經學專家的話指出,當親人出現一些令家屬感到困惑的言行時,家屬無須感到驚慌,而是應該認識到這是一種自然的過渡現象,標志著生命正在向另一個階段轉變。最恰當的回應或許是:靜心聆聽,不急于反駁或解釋;平和地陪伴在側,對患者的表達保持開放態度;真誠認可他們的體驗;溫和詢問他們的所見所感;關注表象背后的情感;允許他們在不受評判的環境中分享這些獨特體驗。對于親人離世,作者倡導一種合理表達悲傷的態度,“無論是成人還是孩子,面對喪親之痛,需要的都不是回避和壓抑,而是學會適當表達,學會正確處理情緒,就像凱瑟琳·謝爾教授所說的那樣:‘哀悼是失去親人的人尋找讓世界重新亮起來的方法的過程。’”
在我看來,《最后一件大事》彌漫的是科學精神引領下的人文主義光澤,始終是以人的生命處境和感受、選擇為核心思慮的作品,它試圖深切地理解現代人在技術至上與生命尊嚴之間的倫理抉擇和困境,嘗試為面對各種困境的個體提供精神突圍的出口。就像作者在書中所言,如何讓患者的意愿、醫護人員的專業與家屬的情感彼此尊重、系統決策;如何健全社會保障,以減輕家庭在醫療過程中的種種負擔;如何打破整個社會對死亡議題的文化禁忌——這些無疑都是系統性工程。爭取生命終點的尊嚴,正是一個在持續探索中邁進的漫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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