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觀看【小亥點評】，在當今的伊朗，外部制裁讓這個昔日的波斯帝國經濟每況愈下，街頭巷尾都能感受到“緊衣縮食”的現實。

可令人意外的是，哪怕已經離不開來自東方的商品和技術，許多伊朗的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甚至體制內的官員，談起中國制造還是習慣性皺眉，言語間透著一種莫名的優越。

要說中國商品差，他們批評得頭頭是道，但認真想想，這種“隔空踩一腳”的姿態真是因為產品質量不如西方嗎？

伊朗這些社會精英和官員，對中國制造普遍缺乏基本敬意，這絕非單純因為產品本身。

其實，他們一直需要通過貶低東方，來確認自己還算得上“西方陣營的遠親”，好為自己在現代化進程落伍的現實找個出口。

雅利安主義思潮在伊朗老派知識分子圈層中仍有影響力，該理念萌芽于19世紀，主張伊朗人與歐洲人擁有同源的血緣與精神認同，1935年巴列維王朝將國名從“波斯”改為“伊朗”，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認知。

長久以來，伊朗精英階層刻意拉開與東方的距離，追求和歐洲在精神層面趨同，同時主動劃分出與阿拉伯鄰國的身份邊界。

對阿拉伯族群的疏離、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逐漸演變成一種集體潛意識。如今德黑蘭的年輕群體刷社交媒體、追美劇、飲用咖啡，生活方式和西方同齡人高度相似。

一部分受西方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認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讓伊朗與西方主流世界產生隔閡。

即便身處經濟困境，他們依舊以 “落難貴族” 自居，不愿和東方站在一起，重新融入西方主流社會，成為這部分人心中的期許。

在他們的認知里，大量選用中國產品，仿佛就等同于歸入東方陣營，徹底失去了對標發達國家的身份底氣，這道心理防線始終難以跨越。

如果說身份認同是精神層面的優越感，那么工業領域的技術路徑依賴，則是現實層面的阻礙。

幾十年來，伊朗汽車行業受歷史影響，技術、標準、零部件長期沿用歐洲體系；但化工、能源、基建、光伏等支柱產業，受西方制裁影響，如今已大量引進中國技術與設備。

哪怕局勢再難，也很少有精英認真討論東亞、尤其是中國工業的體系優勢，這不是因為理性評估，更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審美依賴”。

所謂高貴、先進的工業品，必須帶有歐洲血統和系統，哪怕中國產品價格與性能優勢明顯，依舊被標簽為“異類”而拒絕。這種一刀切的固化，是典型的老路思維。

殘酷的是，現實中的伊朗市場邏輯反而催生了“低端循環”。大部分商人追求短期利益，為了利潤大量進口便宜低端的中國貨，普通消費者經濟拮據沒得選。

低價產品的質量自然參差不齊，有了負面體驗，中產階級又把所有中國制造打成“低質”統一標簽。

伊朗市場對中國產品的評價呈現明顯分化：華為、比亞迪等中高端品牌收獲不少認可，而流通更廣的低端日用品、小型機電產品，負面口碑相對集中。

不少城市富裕青年更傾向選購美、日、韓電子產品；對于汽車、摩托車等涉及安全的交通工具，本地組裝的中國品牌也常常遭到調侃，技術不信任逐漸成為本能。

這種惡性循環讓人為伊朗社會感到惋惜。哪怕有駐華外交官努力“洗白”，實地帶領伊朗各行業負責人考察中國高鐵、大廠生產線，糾正規模化、標準化上的偏見，但媒體和主流輿論很難改變。

偏見已經固化，并內化成伊朗精英階層保護“自尊”的心理免疫，承認中國產品厲害，他們就要面對“我們其實已經淪落為第三世界”的現實。這種情感和理性的拉扯，絕非三言兩語能化解。

西方長期制裁，確實加快了伊朗 “向東看” 的步伐。

但伊朗知識分子和硬派精英對此極少有積極表述，他們寧愿把對華合作描繪成“沒辦法時的退路”，而不是平等選擇。

這種“備胎”式心態甚至在官方話語之外更加明顯：西方是背信棄義無奈轉向東方，我們頂多把中國當權宜之計，實在走投無路時的“替補隊友”，內心自尊絲毫沒有軟化。

核心仍是他們內心追求“獨立自主”和反對外部干涉，只不過“不要西方”成了政治聲量的主軸，“不要東方”則變成沉默的冷感。

在官方不得不公開加強中伊合作時，很多精英、官員的內心其實充滿復雜和隱秘的屈辱感，仿佛一旦被東方大國深度綁定了，就宣布伊朗喪失了獨立地位，變成“戰略附庸”。

伊朗社會存在客觀的階層差異，革命衛隊作為正規武裝力量，承擔國防、建設等多重職能，也涉足部分產業資源。

底層民眾更多依托本土宗教與社會體系生活，城市中產與精英階層，則始終堅守西式審美與消費習慣。

極具諷刺的是：現實生活早已離不開性價比突出的中國制造，輿論場里卻集體拒絕正面認可。這種心態，阻礙了伊朗產業與東亞產業鏈的融合，也錯失了融入新一代全球分工體系的機會。

當德黑蘭的部分知識分子固守姿態、嘲諷中國制造時，本質上是留戀巴列維王朝時期全盤西化的舊夢。

如果沉溺于虛妄的優越感、封閉認知，無視全球產業變革與新的發展機遇，國家和個人都會在自我內耗中停滯不前。

未來伊朗能否拋開固有偏見，以理性姿態看待中國制造，借力全球產業鏈實現發展？時間會給出答案。你怎么看待伊朗部分精英的這種復雜心態？歡迎留言說說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