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證偽無論證到什么程度，都無法證偽它的實在影響：作為最早的古籍，它是歷代帝王必讀必循的政治寶典。

近來陸續(xù)出土的斷簡殘編已經(jīng)證明它并非原汁原味的“上古之書”。其實不需要考證，可以想象：用文字記載歷史才有多長時間？堯舜大禹等人的傳說又是何等久遠？無論偽與不偽，《尚書》唯一可信的面貌就是“虞書”等淺顯而“周書”反而古奧，因為前者原本是口口相傳的口語化的東西，后者則是用當(dāng)時文字記錄的“雅言”也就是官話。孔子說：“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文獻不足口口相傳是所有古籍參差齟齬的共同原因。要消除這類遺憾，必須去教會上古之人寫字印刷并干掉那些喜歡放火燒書的家伙。顯然，這是一項不太容易從事的工作。無論現(xiàn)行五十八篇本《尚書》的部分篇目是否為梅頤偽作，這一部分的內(nèi)核也與先秦古籍所引用的《尚書》名言相一致。就其在傳統(tǒng)文化發(fā)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言，《尚書》是基礎(chǔ)的基礎(chǔ)。

基督教曾被伏爾泰罵作“最下流的無賴編造出來的最卑鄙的謊言”，但它仍然是西方信仰的基礎(chǔ)。有道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我們本不是貧兒，對外來文化只需擇善而從，沒必要去當(dāng)叫花子，因為我們有《尚書》這樣的寶藏。

01

《尚書》定性傳統(tǒng)文化的能動特質(zhì)

《圣經(jīng)》當(dāng)中的上帝不光創(chuàng)世造人，還不時耍個小把戲測驗人對他的忠誠度。

《尚書》當(dāng)中的上帝（或稱“天”）完全不同，他對小事不感興趣，他只關(guān)注一樣事情：“民主”（民眾之主）對民如何。如果哪個“民主”虐待民眾、為政失德，他就叫這位先生完蛋，讓有德愛民的人取代之，這叫“天命殛之”；推翻暴君的行動叫“恭行天罰”，新“民主”必須記取教訓(xùn)，好好對待民眾，“若保赤子”，不然就重蹈覆轍。因為“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上帝存在，但不必特別逢迎他，只需關(guān)注人心就行了。

《尚書》這種人神關(guān)系定位極其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定性了它的世俗特質(zhì)，不論什么樣的宗教，都未能克服其人本抗體，未能使神成為本位。這就使中國文化本質(zhì)上成為實用主義的人的文化而不是虛幻的神的文化，成為能動文化而不是消極文化。它不糾纏可知或不可知論，不語怪力亂神，讓人在“聽天命”也就是遵從不可抗拒的自然規(guī)律的同時，不忘“盡人事”的職分，努力做好能夠做好的事情，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從看似不可能中搏得生機。

《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這個意思：“力有所不能，君子不以無可奈何者責(zé)人；心有所當(dāng)盡，君子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面對洪水，諾亞乘舟而逃，大禹則“奠高山大川”，受盡千辛萬苦終致“四海會同”。這是“終日乾乾”的君子。至于民眾，這種能動性表現(xiàn)在勤儉堅韌上。稼穡艱難，民眾一般文化不高看不懂書傳，但是沒關(guān)系，有好多“二傳手”會把書傳要義編成“三百千”或“治家格言”這類小本子，民間還有各種小戲和“說話”，通過這類媒介，他們大都知道“天明即起”、知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xué)不知義”、知道“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道理，胼手胝足于隴畝作坊之間，三更燈火五更雞地讀書學(xué)習(xí)，歷盡劫難卻堅忍無比，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這種將人的主觀能動性發(fā)揮到極致的文化基因，正是我們屢仆屢起涅槃復(fù)興的要素之中的要素。

換言之，中華文明能夠綿綿不絕，絕非天幸，而是它的能動文化特質(zhì)決定的。

02

《尚書》倡導(dǎo)賢能政治

《尚書》對“明明揚側(cè)陋”之舉特別津津樂道，堯啟用舜、舜啟用禹，商湯重用伊尹，武丁重用傅說…都是“俊乂在官”的典型。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些賢人出身都很一般：舜是一個能種地能打魚能治陶的全活且常遭家暴，禹是死刑犯的兒子（其父鯀治水失敗被殺），伊尹是個廚子，傅說是胥縻（拴成一串的囚犯），但他們都有賢德。《尚書》借此鄭重表達了“俊乂在官”的思想，同時又發(fā)出一個信息：“英雄不論出身。”這一點作用非同小可，后世許多草澤之士和游牧部落出身的人，都以此為據(jù)理直氣壯地而不是羞羞答答地登上政治舞臺。氐族人苻堅就說：“帝王歷數(shù)，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對此，大家都不好嘀咕什么——《尚書》上就是這樣教導(dǎo)的嘛。隋唐以降，科舉考試更是將“英雄不論出身”制度化了。

從“選士”“舉秀才”到“九品官人法”，千百年來，都沒找到選人用人的好辦法——推舉用人黑幕重重，見不得人的事情太多，只有科舉考試，才是比較公開公平的辦法，才能沖破階級利益固化的藩籬。科舉考試不見得能達到野無遺賢的目標(biāo)，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了，它是封建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一塊壓艙石——天下人人有份，人人為天下著想；不然，則人人皆欲攫利而不肯任患，終將渙然冰釋。科舉考試選拔的精英，比如狄仁杰、范仲淹、海瑞、張居正、張之洞等，做了歷朝歷代的中堅，由此形成的精英政治，是拜官公堂謝恩私門的舉薦制所形成的寡頭政治的天敵，而對付寡頭，是所有政體的共同課題。科舉精英往往自視甚高，但他們追求也高，慎惜名節(jié)，比它的次群體——心術(shù)足以為惡才德不足為善的亞流，墮落的比率較低。當(dāng)然，科舉的弊端也隨之產(chǎn)生，比如考試內(nèi)容的偏狹、考試文章的形式化等，但這種選才用人形式卻好似那一澡盆臟水中的嬰兒。

03

《尚書》陶鑄一統(tǒng)集權(quán)格局

《尚書》氣度恢弘，推崇“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為帝臣”“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的格局。在其他國家還未成形或最多是蕞爾小邦的時候，大禹就“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劃定了一個半徑2500里的同心圓。“九州四海”是《尚書》亮出的家底，這份地契，后世所有的決策者都不敢丟棄，否則就成了千夫所指的敗家子；“九州混同”“四海一家”則是“金甌無缺”的標(biāo)志。西晉時期的匈奴人劉淵有言：“大丈夫當(dāng)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

這么大的國家，如何治理？《尚書》主張集權(quán)：“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兇于而國。”可惜周代尚未摸索出郡縣制，只能實行“封邦建國”的聯(lián)邦封建制。歷史證明，這種政權(quán)下放的辦法恰恰是戰(zhàn)亂之源：春秋戰(zhàn)國的爭霸與吞并、吳楚七國之亂、八王之亂、安史之亂、靖難之役……都是政權(quán)下放引起的。北宋、清代（三藩之亂除外）中央集權(quán)做得較好，社會也就比較安定。

04

《尚書》定調(diào)和平外交

“協(xié)和萬邦”“柔遠能邇”“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這是《尚書》為我們定的外交基調(diào)。不主動訴諸武力，而以文德服人，既是胸懷也是眼光。國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我們的家業(yè)是如此之大，只要辦好自己的事情，壯大自己的實力，誰能撼動我們！

◎本文原載于《中華讀書報》（作者：荊培運），文章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