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研究是當代學術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勢。歷史研究與國際關系研究之間如何開展跨學科對話，也是許多研究者正在努力探索的一個學術實踐問題。要回答“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時代之問，顯然不能只靠邏輯推斷與理論演繹，還必須借助歷史經驗。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這本教科書，雖然并不直接提供解決當前問題的具體辦法，卻能提供比抽象理論推演更為可靠的經驗事實。更重要的是，歷史視野的開啟，還可以為我們展現出一種基于人類自我利益關切的、不可或缺的認知模式與思想方法。

作為經驗知識與思想方法的歷史研究

歷史研究有許多獨特的學術與社會功能，就其如何助力國際關系研究，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第一，作為經驗知識與學術基礎的歷史研究與歷史積累。歷史研究可以為各種學術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經驗知識和理論源泉，幫助研究者超越抽象的概念推演，使理論思考根植于經驗事實，因此是幾乎所有學科門類的基礎。國際關系研究無法做可控實驗，歷史既是理論源泉，也是其“實驗室”與試金石。國際關系理論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對特定歷史現象的抽象和總結，并在更多類似歷史案例中得到驗證和發展。研究任何現實問題，都必須首先弄清楚其社會歷史根源和發展脈絡。

第二，作為思想方法與研究途徑的歷史視野與歷史意識。歷史研究的前述作用固然重要，但只是其“工具—技術”功能，更重要的是其“人文—價值”功能。科學精神與人文關切，如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因此，人類研究和應對各種實際問題的技術手段，乃至科學技術本身，在其創造和應用的過程中都應被賦予精神內涵與價值導向，用“人文—價值”理性來平衡“工具—技術”理性。尤為重要的是，歷史視野與歷史意識，有助于破除各種自我中心主義。歷史研究通過展示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發展模式，有助于培育謙虛、寬容和必要的自我懷疑與自我批判精神，避免理論上的片面性與獨斷論。

總之，歷史研究不僅為國際關系學提供了堅實的經驗基礎、深刻的歷史背景，而且提供了一種更具人文精神、審慎包容的思維方式，能夠為當下問題提供長時段和大視野，以區分短期現象與長期趨勢以及特殊現象與普遍規律，從而為理解復雜的現實世界和謀劃人類未來提供真正的智慧和價值引領。

理解“百年變局”有賴歷史經緯

歷史經緯是歷史發展的時空脈絡。縱觀數百年的國際秩序演變，有一條清晰的底層邏輯，那就是秩序變革絕非偶然，而是權力、技術、制度、文明四條主線共同推動的結果。

權力格局是變革基礎。當今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即“舊秩序動搖、新秩序未立”，以動蕩和不確定性為特征的過渡期。這實際上是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權力更替與秩序轉型期，即以美國霸權、西方主導的規則體系為核心的舊秩序正在動搖，以新興大國崛起、世界多極化和去西方中心化為特征的新秩序正在浮現。

技術變遷是重要動力。第四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潮澎湃激蕩，更重要的是，技術可以改變生產力，進而改變國家實力對比，最終推動國際秩序變革。以往的國際格局與秩序轉換經常是以重大戰爭的方式實現的，如今在總體和平的條件下，國際格局力量重構的主要推動力是技術變革。新一輪技術變革不再是西方的專利，新興國家不再只是模仿和追隨，還可以在許多領域自主創新甚至成功“超車”。

制度規范是核心內容。國際秩序的主要體現是制度與規則。然而，西方主導創建的秩序規則與治理體系，已經嚴重滯后于現實，不能反映全球南方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權重，其效率與合法性正在下降。但西方國家仍想壟斷規則制定權，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其與全球南方在治理體系變革中的矛盾。

思想文化是價值基礎。國際秩序變革背后的深層因素，是不同文明、文化所蘊含的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的發展模式和價值體系占據主導地位，各種形式的“西方中心主義”滲透在國際事務中的各個領域。但在今天看來，隨著西方權力優勢的衰退和全球南方的崛起，這種文化與道德優越感及其話語優勢正在被消解。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再被曲解為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展，而是日益被理解并體現為多元文明交流互鑒所積累的人類價值共識。

應對“動蕩變革”需要歷史鏡鑒

放寬歷史的眼界，深入考察國際關系與國際秩序的發展演變歷程，可以為理解和應對當前的動蕩變革提供許多重要啟發。

第一，對國家自身而言，主權、發展與安全三位一體、缺一不可。歷史經驗表明，主權是國家的立身之本，安全是生存底線，發展是強盛之路。主權是安全和發展的根本前提；安全是維護主權、促進發展的堅實保障；發展是強化主權、夯實安全的物質與實力基礎。

第二，秩序變革中的大國責任與大國戰略穩定舉足輕重。大國的觀念、政策與行為，是影響全球戰略格局與國際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大國之間的戰略穩定，是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一項重要條件。然而，在人類交往互動的新型空間或國際競爭的新興領域，大國之間無論是尋求合作還是展開競爭，都沒有足夠的經驗依據，也缺少普遍共享的原則與規范，因此人們必須求助于歷史。人類在戰爭、戰略、軍備競爭或軍備控制等相關領域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對于理解今天和未來的大國關系問題至關重要。

第三，“工具—技術”理性與“人文—價值”理性必須均衡發展、和諧共生。當今世界正處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或“工業4.0”的浪潮之中。其中，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手段的逐步普及，正在為社會發展和學術研究提供強大的新型驅動力。如何讓科技更好地服務和造福人類，這恰恰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所在。在數智時代，人類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批判性思維與人文價值的引領，以便有能力辨別良莠不齊的海量信息，洞悉各種觀點與主張背后的價值意蘊，進而作出合理的判斷與抉擇。

第四，國際秩序的合理變革與相對穩定，有賴于構建嶄新的文化價值基礎，這個基礎的內核是人類共同價值。這就需要正確理解知識、經驗以及文化價值觀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包括“在地”知識或地方性知識與人類共有經驗的關系，地域性特殊規律與全球一般規律的關系，從而正確處理民族國家本位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關系。

第五，保持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至關重要。歷史的重要啟示是，秩序轉型往往伴隨著動蕩與不確定性。無論前景如何，應對的根本策略都是苦練內功、發展自己。今天的“百年變局”與“動蕩變革”，是權力變遷、技術革新、制度重構、文明碰撞共同作用下的秩序“大轉型”過程中的一段劇烈陣痛期。挑戰前所未有，但機遇也空前巨大。多極化已是不可阻擋的世界大勢，非西方文明正在整體回歸世界舞臺中心。在這個過程中，既需要保持戰略定力，也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作者系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呂佳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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