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他聲稱，自己親眼見證 7 次裁員中有 6 次主要波及非華裔，尤其集中在廣告和 MIS 等核心業務部門。
但如果只把這件事簡單理解為“華人抱團排外”，顯然又低估了這場變化背后的真正動力。
過去硅谷的族裔權力結構，長期是印度裔主導管理層、華人主導工程層：印度裔更擅長沿著產品、管理和組織路線向上攀升，最終走到 CEO、C-suite 和 VP 位置；而華人則更多集中于底層架構、算法、基礎設施、推薦系統等高復雜度技術崗位，成為公司最依賴、卻未必最顯眼的獨立貢獻者。
這個分工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相對穩定，但 AI 浪潮改變了游戲規則。
今天科技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越來越不是誰會開會、誰會做跨部門協調，而是誰能真正把模型、算力、推薦、訓練和工程系統跑起來。
工程深度第一次被提升到接近戰略權力的高度，而這恰恰是華人工程師最集中的優勢區。
這一點，從全球 AI 人才結構中看得尤其明顯。
根據馬可波羅智庫 2024 年全球 AI 人才追蹤報告，2022 年全球頂級 AI 研究人才中，按本科學歷統計，中國出生或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的人才占比已接近一半，而美國本土僅占 18%。
相比 2019 年，中國相關占比只有 29%，三年時間幾乎翻番。
更關鍵的是，在美國機構工作的頂級 AI 人才中，擁有中國本科背景者的比例也已超過美國本科背景者。
這意味著，美國科技巨頭在爭奪最核心的 AI 能力時，越來越離不開一批“國內頂尖本科 + 美國博士/工業界訓練”的華人研究者與工程師。
放到 Meta 身上，這種趨勢就更容易理解。
Jerry 所提到的 MIS 部門，本身就是 Meta 廣告推薦與機器學習體系的關鍵中樞，而這一領域恰恰高度依賴在推薦算法和大規模模型落地方面有成熟經驗的人才。
由前 TikTok 高管楊松帶來的團隊，在推薦系統上已有被字節驗證過的戰績，其背后本來就以華人工程師儲備為主。
所以某些團隊華人比例極高，未必首先是出于種族偏好，更可能是因為在當前 AI 軍備競賽中，公司只能去最成熟、最能立即上戰場的人才池里搶人，而那個池子恰恰高度華人化。
換句話說，表面上看像“抱團”，深層上卻是產業競爭把人才來源自然推向了同一個群體。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并不只發生在 Meta。
一邊是美國科技公司高薪瘋搶華人 AI 人才，另一邊則是中國互聯網和 AI 公司開始反向從硅谷挖人。
字節、阿里、美團等企業在美國持續設崗，吸引在大廠和實驗室積累經驗的華人工程師回流。
華人技術人才第一次不再只是被動留下，而是擁有了橫跨中美兩個超級市場進行選擇的能力。
過去印度裔在硅谷抱團，某種程度上是為了在異國組織中建立上升通道、確保自己“留得下”；而今天部分華人工程師的圈層化，則更像是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走得掉”的籌碼。
留下有高薪，回流也有機會，他們第一次從被篩選者變成了被爭奪者。
這也讓美國陷入一種微妙而矛盾的處境：一方面，政策層面對移民、簽證和地緣競爭持續收緊；另一方面，AI 競賽又逼得美國公司不得不依賴這批華人工程師與研究者。
硅谷內部看到的是“華人為什么越來越多”，而全球產業層面看到的卻是：誰能留住這些人，誰就可能在下一輪 AI 競爭中占到先手。
所以，Jerry 的控訴也許會繼續引發關于職場公平、語言隔閡和族裔邊界的爭議，但它真正暴露出的，早已不只是 Meta 內部的人際沖突，而是整個硅谷權力結構正在發生一次深層遷移。
過去，華人在美國科技公司里往往是“最能干的人”；而在 AI 時代，他們正逐漸變成“最不能失去的人”。
當一個群體從邊緣貢獻者變成關鍵變量，圍繞它產生的嫉妒、警惕、爭議與攻擊，幾乎是必然的副產品。
問題不只是“華人是否抱團”，而是 AI 時代的硅谷，已經離不開這個團體了。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