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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以為自殺是唯一的出路。”

坐在巴黎十六區的咖啡館里，雷米·拉斯里長嘆了一口氣。這個曾經的足球學徒，跟我們聊起他于1999年至2005年在青訓營里的遭遇。“后來我鼓起勇氣和當年的隊友談起這個，到了快20歲，我們都沒踢球了，只有沮喪和消極。我們都曾以為自殺是唯一的出路。”40歲的拉斯里如今是心理教練，他見證了這個腐壞的系統里隱藏的折磨和欺凌。

進入維希預青訓營的頭幾個晚上，13歲的拉斯里見證了年長的學員對他們的捉弄。“我們被趕下樓，那些年長的球員要我們趕緊跑，跑得越遠越好。這樣能避免挨揍，毫發無損地回房間。如果被他們抓住了，那就完了。你會被按在地上揍。你得努力找一個藏身之處，樹或者灌木叢后面，然后顫抖著等待幾個小時，直到結束。”

受害，施暴

拉斯里的遭遇絕不是個例，只需要耐心地聽這些昔日的學員講述，比如2010年代末在波爾多發生的嚴重事件。一位中間人告訴我們：“我認識一名球員，他和卷入那起事件的多名青訓學員都很熟。發生了一些令人憂心的事情，有些球員對最年輕的孩子施以暴力。不久后，多名球員都被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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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經紀人談起最近發生的騷擾事件。“我有一名年輕的學員，在法國一家非常出名的俱樂部青訓營受訓，如今在低級別聯賽。年長的學員捉弄小孩可能是慣例，但有時候太過分，演變為欺凌甚至殘害，家長們不得不去找俱樂部尋求解釋。我那名球員被騷擾，最終奮起反抗，俱樂部體育經理這才介入。隨后他被孤立，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成長道路。”

經常遇到這種麻煩，需要球員自身有足夠的個性。“幾年前，我負責一名在以青訓聞名的俱樂部踢球的孩子。我發現他就是騷擾和欺凌其他學員的人，他甚至跑到另一個小孩家里偷東西，然后帶回青訓營的宿舍。我介入并要求他全部歸還，但實際上這很難控制。”有時候，這種霸凌和敵對會以團體形式呈現。“有段時間，在一家非常出名的法國俱樂部里，不同種族的球員之間形成對立，一邊是黑人，另一邊是阿拉伯人。我不能說所有職業俱樂部每年都存在這種問題，但它確實普遍存在。”

馬蒂厄·蒂利西·加巴爾

2020年，《隊報》曾報道圣艾蒂安青訓營里兩個孩子之間爆發嚴重的身體沖突。為何這種現象如此普遍？曾在蒙彼利埃受訓兩年，并著有《足球男孩》一書的馬蒂厄·蒂利西·加巴爾認為，這首先來源于孩子們被強加的環境。“人們將我們至于這種暴力環境下。我們總是在比賽，永遠處在壓力中，總有人對我們大喊大叫，甚至辱罵，這是心理上的極大折磨。回到青訓營，或客場比賽時，我們被關在房間里，房門經常都鎖著。我們沒有任何隱私，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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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這種環境中，拉斯里很快就采取行動，形成了自己的第二人格。“為了不吃苦頭，我變成了施暴者，魔鬼。有一天，我揍了一個孩子，我們有5個人。很不幸，他摔倒時手腕骨折了。我們甚至都沒發現，繼續揍他。”第二天，受害者去了醫院，至少一年不能踢球。2015年進入雷恩青訓營、現年24歲的加布里埃爾總結道：“我們都是施暴者，也都是受害者。”

“動物和變態”

和我們接觸到的許多當事人一樣，加布里埃爾只愿意匿名佐證。許多發生霸凌事件的青訓營的直接負責人，都拒絕了我們的采訪要求。在這個幾乎全是男性的圈子里，暴力和斗爭通常都圍繞著爭奪首發11人中的一個位置，而且持續和蔓延到青訓營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是球員的性生活……

2000年代在法國南部某俱樂部受訓的托馬(同樣是化名)透露：“這種騷擾和欺凌，經常和精液有關。”在這個由正處在青春期的孩子所構成的團體里，手淫是普遍現象。“曾有兩個家伙走進我的房間，在我的床上手淫，甚至把精液弄到我的頭發上……實在令人惡心。”

這些孩子多數在14至16歲期間，遠離家人，缺乏足夠的性教育。“有人把女孩帶進來，當著大家的面親吻，甚至跟隊友們輪流發生關系。”當時，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舉動對個人生活產生的后果。“最嚴重的不是沒能成為職業球員，而是個性和行為上的變化。”25年過去了，托馬感慨道：“我們都變成了狗，這讓我們變成了動物和變態。這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后果。”

雷米·拉斯里(左二)

這最終也影響到了家庭氛圍。拉斯里的母親與許多球員父母的感覺都一樣：“你變了。我都不認識你了。”家長們發現，孩子從青訓營回來后，變得更有侵略性，更暴力，已經被毀了。長久以來，青訓營的管理者不知道，或者不愿看到他們眼皮底下發生的這些事情。南特青訓球員出身，退役后曾任南特青訓營主管、一線隊主帥的皮埃爾·阿里斯圖伊承認：“我們更能接受的是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許多管理者對球員之間的捉弄甚至暴力睜一眼閉一眼。聽之任之，就像是某種形式上的自然選擇。”對于拉斯里、蒂利西-加巴爾或托馬來說，他們得到的教育就是：“前進或沉淪。”而在智能手機時代到來前，孩子們多數時間與家人隔絕，只能自己去解決。

皮埃爾·阿里斯圖伊

隨著時代發展，另一個現象也成為青訓營暴力事件的助推器：很多家長都把自己的孩子視作下一個姆巴佩。曾擔任圖盧茲青訓營技術主管、一線隊主帥的德尼·贊科解釋道：“青訓學員成為家庭計劃的核心。他們身上承載了太多期待，尤其是經濟上，孩子們身邊過早地圍滿了‘朋友’和經紀人，這帶來了不健康的壓力。對失敗的害怕愈演愈烈，一些孩子只能找隊友撒氣。”

目前來說，數字時代的虛擬霸凌還處在邊緣地帶。法國足球基金會代表紀堯姆·納蘭透露：“球員們現在都是網民，如果想要騷擾或欺凌，可能會用更直接的方式。但我們對此非常警惕，也對于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提供了很多建議。”

藏匿與曝光

面對這樣的禍患，一些人已經行動起來，比如非營利組織“泥足巨人協會”依附于法國體育部成立的獨立平臺“信號體育”，可以用來舉報和處理孩子們遭受的暴力事件。該協會負責人帕斯卡·維涅龍認為，不應該將類似同學之間的捉弄與其他霸凌形式區分開來。“從某個人被觸及的那一刻起，就是零容忍。”

在這種策略的指引下，巴黎紅星俱樂部的青訓營希望從根上解決問題，俱樂部總經理蘇萊曼·卡馬拉表示：“我們在這里不只是為了贏得比賽，也為了贏得球員。我們所有的舉措都圍繞一個詞：善意。”紅星俱樂部的創始人是足球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雷米特先生，忠實于他的格言——“鍛煉身體、開啟心智”，俱樂部為球員打開了通往其他職業、方向和興趣的大門。“法國足協從我們的作法中收到啟發，推行了‘開放足球俱樂部’計劃，俱樂部必須涉及七大主題：公民開放，職業安置，共擔責任等。”

在圖盧茲青訓營負責人朱利安·拉庫爾看來，“許多內容與法律并不一致”。為了給青訓學院創造健康的環境，他們也做出了努力，比如減少梯隊的數量，80%學員都從本地區挑選，讓孩子們承擔不同類型的領袖角色，讓他們都能擁有自己的個性。

那么，為何不在學校更多宣傳抵制青訓營里存在的霸凌現象呢？一名經紀人表示：“正在接受培訓的球員是一種潛力資產，對于俱樂部的經濟至關重要。如果太多曝光這類事件，會更容易影響到球員的價值，損害俱樂部形象。很多青訓營都表現出希望緩解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意向，但當經濟問題擺在眼前時，他們很少選擇原則。”

在法國足球處于整體經濟蕭條的當下，更多人希望，青訓營霸凌問題還是藏在地毯下面為好。

本文作者：尼米爾·謝勒胡特、戴夫·阿帕多

編譯：向波

本文原載于第937期《足球周刊》

發行日期：2026.4.25

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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