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四川江安縣碼頭，一艘叫"永利輪"的客船被迫靠岸。

公安干警登船，從8名嫌疑人中揪出一個自稱"鹽販子"的老頭。他眼鏡已經(jīng)摘掉，穿著藍色長袍，腳蹬舊式棉鞋。

走路一高一低，鼻梁上還有戴眼鏡留下的壓痕。這個"鹽販子"，是堂堂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這個名字，在民國川軍里幾乎無人不知。

1883年，他生于四川樂山一個綢緞商人家庭。1903年進四川武備學堂，后留學日本，回國加入新軍。民國建立之后，他沒有選邊站革命，而是跟著袁世凱系統(tǒng)一路往上爬。這條路走下去，就注定他是個軍閥，不是革命者。

此后幾十年，王陵基在川軍各路勢力之間騰挪周轉(zhuǎn)——跟楊森干過，幫劉湘打過架，也被撤過職、重新起用過。他在四川軍界資歷之深，連劉湘、楊森這樣的大軍閥見了他都要叫一聲"老師"。這個綽號"王靈官"，不是白叫的。

抗戰(zhàn)爆發(fā)，他的人生迎來了真正的高光時刻。1938年，他率第三十集團軍出川參戰(zhàn)，參與南潯會戰(zhàn)、第一次長沙會戰(zhàn)，因功升任第九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1940年，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頂點，也是他在歷史上留下正面印記最深的一段。

抗戰(zhàn)結(jié)束后，他先任江西省主席，1948年4月調(diào)回四川，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那一年他65歲，已經(jīng)是個白發(fā)蒼蒼的老人。而他當時大概沒料到，這個位子他只能坐一年多。

1949年，解放軍的腳步快得超出所有人的預判。

1949年秋，解放大軍入川。王陵基的"安川應變"計劃還沒來得及落地，形勢就已經(jīng)徹底崩盤了。

他原本打算退到川南，走樂山進西康，在雅安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總司令"的旗號，等待蔣介石從臺灣支援。但這個計劃的前提是，還有人跟著他走，還有地盤可以守。很快他就發(fā)現(xiàn)，這兩樣都沒有了。

第一次出逃：成了光桿司令。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父子在成都鳳凰山機場倉皇登機，飛往臺灣。胡宗南飛去西昌，隨時準備跑。王陵基站在成都，環(huán)顧四周，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一個沒人管的孤家寡人。

12月12日傍晚，他坐上財政部長關吉玉臨走前送給他的新轎車，帶著一個團的士兵，出城逃跑。路上全是潰兵，走了幾天才到大邑。剛住下一晚，傳言解放軍要圍城，那個原本負責招待他的警察隊長請他吃了頓飯，然后——消失了。

連一個縣城的警察隊長都不愿意陪他跑，這說明什么，王陵基心里清楚。他扔下轎車，扔下行李，帶著幾個隨從，步行出逃。

第二次出逃：等飛機，等來個空。

走著走著，王陵基覺得這么跑下去不是辦法，還不如回成都找胡宗南。12月21日，他返回成都，才發(fā)現(xiàn)胡宗南早跑了。他急忙給臺北打電話，找到蔣介石身邊的俞濟時，請求派飛機來接。俞濟時請示之后回話：去鳳凰山機場等，飛機會來的。

王陵基高興壞了，派人徹夜守在機場。等了一整晚，22日清晨，機場空空如也。飛機沒來。蔣介石那邊，早已把他放棄了。他意識到，從這一刻起，逃命只能靠自己。

第三次出逃：扔金條，換便服，獨自跑路。

天一黑，他把幾名貼身侍衛(wèi)叫到僻靜處。侍衛(wèi)們身上背著金條，那是蔣介石離開前撥給他的逃命錢。王陵基說，兵荒馬亂帶著黃金跑，反而是招禍。一聲令下，金條全扔進了附近的水井里。然后，各自換上便服，各自逃命去。王陵基戴上墨鏡，獨自一人，往樂山、宜賓方向走。

王陵基一路走，經(jīng)過洪雅、夾江、樂山，最后鉆進了宜賓。

在宜賓，他找到了兒女親家——合眾輪船公司經(jīng)理楊某。楊某熱情接待，騰出僻靜單間，一日三餐送上好飯好菜，還親自籌劃怎么幫他逃往臺灣。王陵基就躲在房間里，基本不出門，等待時機。

這一藏，藏了將近一個半月。壞事就壞在那個負責送飯的保姆身上。

1950年2月6日，楊某安排王陵基悄悄上了去瀘州的直航客船"永利輪"。"客人"前腳走，保姆后腳就跑到專區(qū)公安處舉報——說這個人胖胖的，戴眼鏡，50多歲，像是個大官。

公安處一開始判斷是戰(zhàn)犯宋希濂，立刻通知了南溪。等專區(qū)軍管會拿到更多信息，才糾正：不是宋希濂，是王陵基，趕緊通知江安縣公安局攔截。

江安縣公安局長孫重遠接到電話，立刻算了筆賬：江安距上游宜賓96公里，距下游瀘州60公里，永利輪的計劃航線不停靠江安。一旦到了瀘州，王陵基換船，往重慶、武漢、上海跑，就真的找不著了。

時間只有一個窗口，就是現(xiàn)在。

孫重遠把干警分成三隊，上游牛角壩、江安碼頭、下游各守一處。三隊跑步到位，永利輪果然從上游駛來。一隊喊話，船不減速。二隊打出旗語，船還是不停。三隊鳴槍示警，龍門口的機槍打出一片水花，船這才不得不掉頭靠岸。

孫重遠帶人登船，先安撫船員和乘客，再開始逐一辨認。根據(jù)特征，從所有乘客中挑出8名嫌疑最大的人帶上岸審查，輪船暫停發(fā)船，第二天再放行。

8個嫌疑人里，哪個是王陵基？

孫重遠自己從未見過王陵基，找來公安人員梁明光辨認。梁明光也只見過一次，沒把握。但他仔細看了一遍，注意到其中一名中年男子——鼻梁上有戴眼鏡留下的長期壓痕，眼鏡卻已經(jīng)不見了。

這人自稱戴正名，說是開縣人，賣鹽的。梁明光開口就問：開縣人，怎么說的是樂山口音？這句話一出，對方沉默了。

孫重遠搜了身，除了船票，只有十幾萬舊幣——折合新幣十幾塊錢。一個省主席級別的人在逃，身上只有這點錢，要么是刻意藏了真實財物，要么已經(jīng)走投無路。

孫重遠換了個方向問：你姓王吧？對方抬頭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不說話。孫重遠再問：你是不是王陵基？對方說：王陵基早就飛臺灣了，我不是王陵基。

孫重遠當場笑了。一個賣鹽的，憑什么知道王陵基去了臺灣？這句話本身就是破綻。

要徹底確認，還需要認識王陵基的人出來指證。孫重遠讓人找來三個可能認識王陵基的人：前水上巡邏員繆某、前參議員曾舉才、王陵基的老部下金叔衡。曾舉才拒絕來。繆某來了，只說有點像，不敢確認。

金叔衡離開部隊已經(jīng)二十多年，同樣不敢輕易開口。關鍵時刻，他想起一件事：王陵基高度近視，不戴眼鏡走路會一高一低。

孫重遠讓這個"鹽販子"在院子里走了一圈。果然——一高一低。金叔衡還想起，雖然認不準臉，但認得筆跡。讓對方寫了幾個字，金叔衡拿過來看了看，點頭：這是王陵基的字。

就這樣，一個叫"戴正名"的鹽販子，在1950年2月6日，被正式認定為國民黨陸軍上將、前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當場逮捕。他萬萬沒想到，自己沒能撐到瀘州，就在江安的碼頭上，翻了船。

被捕之后，王陵基先押往重慶戰(zhàn)犯管理所，1957年初轉(zhuǎn)移到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也就是那個關押杜聿明、宋希濂等一批國軍高級將領的地方。他是功德林里軍銜最高的在押戰(zhàn)犯，也是最老的一個。

被押進去的時候，他已經(jīng)67歲，眼睛高度近視，連刮胡子都容易劃破臉。同監(jiān)的杜聿明看不下去，主動幫他刮。王陵基后來寫了首打油詩送給杜聿明，說自己這個上將竟然沒用到這個地步，胡須都長滿了，還是杜兄有一手，刮得煥然一新。一首自嘲的打油詩，寫盡了末路的滋味。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作為第五批特赦戰(zhàn)犯之一獲釋，共53人同批被釋放。那一年他81歲，人民政府每月給他生活費，還安排了醫(yī)療。

三年后，1967年3月17日，王陵基在北京病故，骨灰安放八寶山革命公墓。1981年，他的女兒將骨灰運往美國。

從1883年到1967年，一個在清末打到解放戰(zhàn)爭的老軍閥，最終在北京走完了他84年的人生。

他出逃時扔進水井的那批金條，不知道后來有沒有人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