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誰來照顧孩子？在瑞典，幾乎沒有哪一種制度像學前教育這樣，長期被賦予鮮明的意識形態光環。幾十年來，瑞典的兒童照護一直被視為一種證明：性別平等、強大的福利國家與高勞動參與率可以并存。
普惠托育是社會民主黨首相奧洛夫·帕爾梅任內推出的多項進步家庭改革之一。它既推動了女性大規模進入有償勞動市場，也承諾無論階層背景如何，兒童都能獲得專業照護和早期教育。
學前教育原本并不只是父母上班時安置孩子的場所。它被賦予教育性、發展性和解放性的目標。這樣的轉變既體現在制度層面，也體現在語言層面。“日托”變成了“學前教育”。工作人員變成了教育者。國家課程被引入。兒童照護也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社會權利和教育事業，而不再只是家庭的私人責任。
瑞典兒童照護體系的擴張，建立在更廣泛的社會民主承諾之上：照護勞動不再完全壓在單個家庭身上，女性在家庭內部對經濟的依賴也會減輕。兒童的成長，不再完全取決于父母手中并不平等的資源。這個體系之所以在現實中可及，依靠的是高額補貼的收費制度和普遍供給。
按照這些政策，把孩子送進學前教育機構不應是一種奢侈。瑞典的“最高收費”制度，對學前教育和課后照護費用設定了全國統一上限，并根據家庭收入和子女數量，限制市鎮政府可以向家庭收取的費用。由于這一體系高度依賴稅收補貼，家長實際支付的只是照護真實成本中的一小部分。
盡管在瑞典，上學前教育從來不是法律強制義務，但入園率一直很高。瑞典1歲至5歲的兒童中，約有86%進入學前教育機構；3歲至5歲兒童的比例最高可達90%。
不讓孩子上學前教育，如今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偏離主流的做法，并常常與“適應不良”的社群聯系在一起。瑞典右翼陣營最近提出，3歲起實行強制學前教育，并將其描述為兒童社會化的必要工具，尤其針對那些被認為尚未充分融入瑞典生活方式的人群。在這種論述中，學前教育被視為非瑞典語社群兒童融入社會的關鍵環節。
在感人的紀錄片《被圍困的學校》中，尼爾斯·彼得·勒夫斯泰特記錄了在學前教育機構、養老院和居家照護服務中工作的男女。片中人物談到疲憊和倦怠，但對他們來說，最痛苦的似乎還是無法給予他人自己本想給予的照護與關注。
重要的是，這些抗爭大多是向上的，指向國家和市鎮政府，因為正是它們要為福利基礎設施的惡化負責。但近些年來，圍繞兒童照護的沖突越來越多地被橫向改寫成家長與學前教育工作人員之間的沖突。
我在大學期間曾在幾所學前教育機構工作。我記得，工作人員會對那些一大早把孩子送來、直到快關門才接走的家長翻白眼。社交媒體上也常有爆紅帖子，嘲諷那些在接孩子前先獨自購物的家長，或者在照顧更小孩子的育兒假期間，仍把大孩子送去學前教育機構的家長。
許多家長則形容自己處在一種幾乎無解的處境中。在許多市鎮，失業家長或正在休育兒假的家長，每周只享有15小時的兒童照護資格，而不是全日制名額。盡管關于學前教育的官方說法一直強調，它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發展性和解放性的兒童空間，但在現實中，它更像是一種特權，主要向那些工作穩定、家中沒有更小孩子需要照看的家庭開放。
“好父母”的理想越來越要求父母投入大量情感陪伴、盡早接孩子、減少工作時間，并幾乎把全部身心都奉獻給孩子。家庭被期待一邊維持全職工作，一邊遵守高強度育兒規范。這種壓力尤其沉重地落在母親身上。
沖突并沒有轉化為對縮短工時、擴大福利投入和真正社會化照護基礎設施的集體訴求，反而常常被轉移成對個人選擇的道德審判。“如果你不想自己照顧孩子，為什么還要生孩子？”“你難道不明白，你的孩子需要你嗎？”“如果你怨恨家長需要托育，為什么還要當學前教育老師？”
這場討論不應停留在父母是否足夠關心孩子，也不應僅僅局限于更長的學前教育時長如何幫助家長兼顧全職工作與養育。真正應該追問的是：為什么資本主義社會至今仍如此不愿意圍繞照護需求來組織自身？而這種失敗，又是如何作為一種共同處境影響著我們所有人——不是把彼此變成對手，而是把我們綁定在同樣的現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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