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有個宮女叫張姒,十六歲。
她最怕每月的宮宴——一堆人擠在一起,笑要笑得對,話要說得巧,錯一句可能掉腦袋。
于是她往床上一躺,跟領導說:頭疼,起不來。
醫工來了,翻眼皮、摸脈。張姒在被子里攥緊手指,心跳得飛快。三個月前同屋的趙姬裝病被查出來,罰去洗衣房,到現在還沒回來。
醫工看了半天,沒查出毛病,懶得追究,在竹簡上寫了幾個字。
領導批復:準假五天。
——這是《二年律令》里記載的真事。漢代宮女有探親假和病假,但病假需要醫工開證明。三天治不好就送去“暴室”(宮里的隔離病房),進去就出不來了。所以很多人寧愿硬扛也不裝病。張姒運氣好,碰上個不想較真的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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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時期,裝病開始變成一門公開的“社交策略”。
《世說新語》里記了一位瑯琊王氏的婦人。她不想見客就往內室一躺,讓婢女對外喊“娘子頭痛”。
有意思的是:來的如果是討厭的親戚,這頭痛能持續一整天;來的如果是想見的人,頭痛片刻就好。
旁人笑她雙標。她說:“我疼不疼,只有我自己知道。”
——這話放在今天,就是“我的身體我做主”的古代版。
唐代也有個這樣的例子。
上官婉兒十四歲那年,武則天要見她。
她不去。裝病。
嬤嬤嚇壞了:天后召見,不去是要掉腦袋的!
上官婉兒跪在地上發抖,但還是說:不敢去。
武則天聽說后笑了,讓人送去一盒止痛膏,傳了一句話:“既然怕我,就別來了。”
后來上官婉兒成了武則天最信任的女官。晚年她跟身邊人說:那天不是真怕,是不知道該用什么表情去見殺父仇人。
裝病,有時候不是偷懶,是不知道怎么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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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的社交范圍被縮得很小。程頤說“婦人不可出中門”,汴京的官宦女眷日常被圈在家里,唯一合法的外出理由是去寺廟燒香。
南宋《夷堅志》里寫了一個杭州商人的妻子。
每次丈夫提出要帶她參加同行的家宴,她就說“心痛”。丈夫請了三四位郎中來瞧,都查不出毛病。
后來一位老郎中私底下對丈夫說:“尊夫人的心,怕是長在別處。”
丈夫懂了。從此不再勉強。
——這位老郎中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發現“心口疼和社交有關”的人。
明代有個更直白的。
嘉靖年間,南京禮部侍郎的夫人楊氏,年過四十后開始頻繁稱病。不僅不去別人家的宴請,連自家親戚上門她都躲在佛堂里念經。
丈夫覺得丟面子,請了太醫來看。
太醫說:夫人脈象平和,沒病。
楊氏坐在簾子后面說:“我沒病,我就是不想見人。”
丈夫愣住,半晌說不出話。
楊氏繼續說:“那些應酬,說的都是我不在乎的話,見的人都是我不在乎的人。我為何要為一個‘夫人’的名頭折磨自己?”
這段話被她丈夫記在了文集里。那個侍郎后來給朋友寫信說:“內子之言,我竟無法駁斥。”
——這是明代一個貴婦的“社恐宣言”。
清代宮廷里,裝病成了一個精細的技術活。
慈禧太后身邊的太監德齡回憶:光緒皇帝的皇后隆裕,每逢初一十五的大朝會就“犯病”。有時頭疼,有時胃疼,有時“心悸不能自主”。
太醫們心知肚明,但每次都正兒八經地開方子。隆裕的脈案上寫的永遠是“肝郁氣滯,風熱上擾”——八個字,用了十幾年。
隆裕有一次對德齡說,她不是怕見人,是厭煩見人。那些誥命夫人跪了一地,嘴里說的全是同樣的話。她坐在簾子后面,每個人都看不到她的臉,但每個人都在揣測她的表情。
她說:“我在自己的宮里,反倒像被關在籠子里的鳥。”
——皇后都這樣,何況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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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冬天,紫禁城最后一批宮女被遣散。
一位姓金的老宮女回到北京的弟弟家。弟弟問她這些年都做些什么。她說,每天給皇后梳頭。弟弟又問,見過皇上嗎。她說,見過幾次。弟弟再問,宮里好玩嗎。
她沒回答。
走進弟弟給她收拾的西廂房。屋里只有一張木板床和一口舊木箱。
她把從宮里帶出來的一個瓷藥罐擺在窗臺上,里面是空的。
——那個藥罐里,曾經裝過什么藥?治頭疼的,還是治心口疼的?沒人知道。
但兩千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女人往里裝過同樣的東西:一個不用見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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