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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最近一次真正意義上打贏戰爭,是35年前的海灣戰爭。這個判斷不是來自反戰學者,而是出自一位美國前常駐北約大使的最新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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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德的統計簡單直接。1945年以來,美國先后陷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當下的伊朗沖突。其中只有1991年的海灣戰爭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勝利——把薩達姆軍隊趕出科威特,目標清晰,開始和結束的邊界清楚。其余每一場戰事,結局要么是僵局、要么是失敗、要么是戰略災難。
他甚至認為,海灣戰爭的"勝利"本身就埋下了之后所有麻煩的種子——它讓華盛頓相信,憑借絕對軍事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重塑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這種印象在2001年阿富汗戰爭開打時被進一步強化,又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走向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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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戰場,美軍贏得了第一階段幾乎所有的戰斗。塔利班政權在11周里被趕下臺,薩達姆政權在不到兩個月內土崩瓦解。但接下來的故事,每個人都熟悉:美軍在阿富汗一陷就是二十年,最終從喀布爾機場倉促撤離;在伊拉克留下了一個被宗派撕裂、被極端組織反復利用的爛攤子。
成本是驚人的。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長期跟蹤測算,"9·11"事件之后美國發動的系列戰爭累計直接開支約8萬億美元,直接死亡人數超過90萬,3800萬人因戰爭流離失所。這些數字背后,沒有一場可以被冠以"勝利"二字的戰事。
當下的伊朗沖突,規模和性質又是另一個量級。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及《大英百科全書》相關條目的最新信息,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合對伊朗核設施、防空系統和軍政高層發起大規模空襲,首輪打擊中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襲身亡。
德黑蘭隨即向以色列、沙特、阿聯酋境內的美軍基地和盟友目標發射數百枚導彈和大量無人機。三個月過去,停火談判反復拉鋸,5月25日美軍又在德黑蘭方向發動新一輪"自衛"空襲。一場原本被宣傳為"快速、果斷"的行動,再次走向一個看不到盡頭的對峙。
達爾德把這條延續了三十多年的軌跡,歸結到一個被顛倒的命題。
著有《戰爭論》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留下過那句被反復引用的判斷——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第一,軍隊是政治目標的工具,不是目標本身;第二,開戰之前,必須先想清楚戰爭要達成什么樣的政治結局。換句話說,"什么算贏"這個問題,是要在第一顆導彈發射之前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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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維模式不是某一屆政府或某個黨派的專利。多名美國學者長期關注同一議題。前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戰略學教授唐納德·斯托克在《為何美國輸掉戰爭》一書中已經指出,從朝鮮戰爭至今,美國領導層頻繁把國家帶進戰爭,卻"既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也不真正重視勝利本身"。
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外交關系協會等智庫的多份報告,也從軍政關系、決策機制等不同側面記錄過類似現象。
觀察家把這種狀態概括成兩點。
一是"作戰思維"壓倒了"戰略思維"——美軍和五角大樓擅長打仗,擅長精準摧毀目標、奪取制空權、瓦解對手指揮系統,但這些都屬于"如何打"的層面,并不解決"為何而打"的問題。二是"工具優先于目標"——掌握世界上最貴、最先進、最龐大的軍事工具箱,反而讓政治決策者更容易繞過外交去拿錘子。
后果是顯性的。每一次出手之前,目標含糊不清;每一次收手之時,賬單留給后人。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把這種代際負擔算得很細:僅照料"9·11"之后參戰老兵的醫療與撫恤費用,到2050年預計還要再支付2.2萬億到2.5萬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目前尚未實際支付。
放在這套分析框架里看,達爾德把伊朗沖突定性為"二戰后最嚴重的戰略失策之一",邏輯并不突兀。
英國下議院圖書館4月發布的簡報、美聯社和路透社等通訊社的連續報道勾勒出一條相近的脈絡。今年2月28日凌晨,美以聯合對伊朗核設施、防空系統、軍政高層目標發起密集打擊,公開宣稱的目標是"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脅"以及"促使伊朗政權變化"。
哈梅內伊在首輪空襲中死亡之后,伊朗迅速完成最高領導層接班,并以閉鎖霍爾木茲海峽、向地區美軍基地及海灣國家發射導彈回應。兩條戰線很快出現:一條是美伊正面對峙,另一條是沖突外溢到沙特、阿聯酋、約旦等國境內的美軍和盟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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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把這場戰事定性為"重大失策"的幾條理由也開始浮現。
第一,開戰之前的政治終點缺位。無論是"政權更替"還是"消除核能力",都缺乏可以在戰場上被確認達成的標準——這正是達爾德所說的"開打卻不知道贏長什么樣"。第二,外溢風險被嚴重低估,霍爾木茲海峽承擔著全球相當比例的石油海運通道功能,封鎖與反封鎖拉高了全球能源價格,連美國國內的消費者也開始為這場戰事直接埋單。第三,地區秩序正在重新洗牌,多個海灣國家公開呼吁"政治和外交解決優先",對單邊軍事行動的態度明顯趨冷。
中方的立場則給國際社會提供了另一種參照。中國外交部多場例行記者會通報顯示,中國外長王毅自沖突爆發以來,先后同俄羅斯、伊朗、法國、阿曼、以色列、沙特、阿聯酋等國外長密集通話,反復強調三點: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盡快重回對話談判;共同反對單邊行徑。
中方明確指出,公然擊殺一個主權國家最高領導人、鼓動政權更迭,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軍事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沖突升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還表示將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包括在聯合國安理會平臺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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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伊朗沖突的意義不止在中東。它把"美式戰爭思維"的幾個癥結——目標含糊、工具先行、不顧外溢——一次性擺到全球面前,也把一個長期被遮蔽的判斷重新推到臺面上:握有最強武器,并不等于握有最強戰略。
三十多年里,美國把世界上最貴的軍隊投入到一場又一場看不到終點的戰爭里。從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到今天的伊朗,反復出現的是同一個問題——在按下發射鍵之前,有沒有人能說清楚什么狀態算"贏",又用什么方式收場。
當一位前美國常駐北約大使在歐洲主流媒體上把這層結構性弊病講到這種程度,至少說明華盛頓內部已經有人意識到,問題不在彈藥庫存,而在戰爭觀本身。世界的其他角落,則站在另一端注視著這條延續了大半個世紀的軌跡,能否走出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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