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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百姓共天下”，是明粉很喜歡復讀的一句話。實際上，這句話在任何明朝史料中都沒有記載，最初的出處竟然是前幾年的一部熱播劇《山河月明》。著名演員陳寶國飾演的朱元璋說了這么一句臺詞，“大明朝與百姓共天下，非與士大夫共天下”。把影視劇臺詞當成真實歷史津津樂道，足見一些人的歷史素養低到了什么程度。

有些人確實是真心相信“明朝與百姓共天下”，這契合了他們對朱元璋嚴厲懲治貪官，關心愛護百姓的刻板印象。他們覺得，朱元璋出身貧寒，來自社會底層，這個王朝就天然屬于百姓。問題在于，歷史從來不是按情緒運轉的。出身可以影響性格，卻決定不了制度。一個人可以從乞丐變成皇帝，但一旦坐上皇位，他首先要做的，不是“讓百姓當家”，而是確保這個位置永遠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家族手里。

把明朝說成“與百姓共天下”，最大的問題，是把“反官僚”誤讀成“代表百姓”。朱元璋確實極端不信任官僚，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不信任官僚，并不等于信任百姓。百姓在整個明代政治結構中，從來沒有被賦予任何實質性的參與權，他們既不能決定政策，也不能制衡權力，甚至連最基本的表達渠道都極其有限。所謂“為民做主”，本質上仍然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把明朝這種皇帝集權自上而下的統治，說成“與百姓共天下”，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妄想。

如果非要追問朱元璋究竟信任誰，答案其實很簡單——他信任的從來不是抽象的百姓，而是自家兒孫。于是才有了明初那套看似雄心勃勃、實則隱患重重的藩王體系：把軍權交給兒子，讓他們分鎮四方。這不是“民本”，而是典型的家天下邏輯——與其把權力交給可能形成獨立利益集團的文官武將，不如交給自家親人。

但歷史很快給出了諷刺性的回應：當朱家自己人也擁有足夠的武力與資源時，他們未必甘于做皇位的守護者。此外，新皇即位，沒有老皇帝朱元璋的絕對權威，也很難信得過這些大權在握的叔叔們。于是就有了建文帝削藩，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的靖難之役。朱棣奪位成功，徹底把“宗室作為權力支柱”的美好幻想粉碎了。從此以后，明朝皇帝再也不敢真正放權給藩王，宗室被系統性邊緣化，淪為了坐享國家供養的寄生蟲。

問題隨之變得尖銳：既不信任宗室，又始終提防官僚，明朝皇帝還能依靠誰來統治這個龐大的國家呢？答案不是百姓——百姓從來不在選項之內——而是宦官。

宦官的優勢恰恰在于他們的“殘缺”：沒有家族延續的可能，權力完全依附皇帝，生死榮辱系于皇帝一人之手。他們既不會像官僚那樣形成盤根錯節的家族網絡，也不會像宗室那樣擁有天然的合法性資源。對一個高度不信任外部力量的皇帝而言，這樣的人反而最安全。于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結構逐漸成形：外廷由官僚運轉，內廷由宦官控制，而皇帝則通過宦官去牽制乃至壓制官僚。

明代的宦官參政幾乎貫穿整個王朝終始。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但明成祖朱棣奪位后，由于不信任宗室和文臣，宦官遂廣泛參與到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等事務中。著名的航海家鄭和就是朱棣的貼身太監。到了朱棣的孫子明宣宗朱瞻基，更是在宮中設內書堂，教宦官讀書，從而使宦官更好的參與政務。至明英宗年幼登基，內閣票擬、司禮監太監批紅的中樞決策模式漸成定制。也就是說，國家政務，內閣文官先寫出處理意見，司禮監太監依據皇帝的旨意做出最終批示。而當皇帝怠政，或極度信任太監時，司禮監太監實際上就成為了明朝事實上的皇帝。

很多人習慣把明代宦官專權解釋為“個別皇帝昏庸”，仿佛只要換一個更勤政的皇帝，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這種解釋太省事，也太膚淺。看看王振、劉瑾、魏忠賢這些權傾朝野的大太監，就會發現，他們并不是偶然冒出來的“壞人”，而是在同一種制度土壤里反復生長出來的“必然產物”。當皇權既要集中，又缺乏可以信任的力量行使時，除了宦官，沒有第二選擇。也就是說，明朝太監專權不是“篡奪”皇權的結果，而是皇權“授予”的結果；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制度運轉的結果。

因此，明清之際人們對宦官問題的反思，多不囿于明末魏忠賢專權的短暫時間范圍，而是以明亡為切入點，逐步向前推進，擴展至對明代二百余年之宦官政治的檢討。在明朝滅亡前夕的生死關頭，崇禎帝仍派遣內臣太監守衛城門，其對宦官的信賴令人驚訝，但卻也被認為與其列祖列宗一脈相承。清人邵廷采稱：“成祖以此始，思陵以此終。”崇禎帝最終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邵氏評價道：“躬蹈覆轍，殆又甚焉。”這“躬蹈”——親身踐履與傳承的，正是明朝諸帝長期以來對宦官的信賴與任用。

說“明朝與宦官共天下”，當然也帶有夸張成分，因為宦官從未擁有獨立于皇帝之外的合法性，他們的權力隨時可以被收回。但如果把它當作對“與百姓共天下”這一說法的反諷，那么它反而更接近事實。明代政治體系中，百姓始終被排除在權力之外，宗室被防范，官僚被限制，最終被不斷放大的，自然是對皇帝完全依附的內廷宦官力量。

所以，當有些人一臉認真地談論“明朝與百姓共天下”時，不妨反問一句：百姓究竟在哪一個環節“共”了這個天下？是在決策中，還是在監督中？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這句話的意義就只剩下情緒價值了。而歷史真相，偏偏是最不照顧特定群體情緒的。

明朝皇帝重用宮廷里的宦官太監，為的是以宦官控制文臣武將，再以文臣武將控制天下百姓，說到底是服務于皇帝一人專制，這恰好是所謂“明朝與百姓共天下”的反面。

明朝宦官政治產生和發展的土壤正源于這樣的專制統治：一方面，君主出于對朝臣的防范和疑懼，往往主觀上以宦官的力量去制衡、監督朝臣；另一方面，“以一人之疑敵天下”必將導致“一天下之權歸于人主”，這樣的形勢客觀上也為最接近皇帝的宦官勢力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更進一步而言，“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的心態，正是君主將天下視為私產的必然結果。正如明末清初學者呂留良所說，專制制度“純是一個自私自利，惟恐失卻此家當”。把明朝的朱家江山說成與百姓共天下，只能說這樣的認知還不如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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