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歷史修正主義不只是關在書齋里閉門造車，他們的活動重點是社會活動，而且具有范圍廣、聲勢大、不間斷的特點。

一是借助政府高官、經濟界和實力派人物的政治影響力及財力，來散布自己的主張；二是不惜同右翼勢力沆瀣一氣；三是把觸角直接伸向社會基層、團體和學校。

1、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走狗們

南京大屠殺是侵華日軍兇殘、暴戾、喪失人性的“代表作”，又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侵略戰爭中犯下的、駭人聽聞的反人道罪行的鐵證，同時，還是歷史修正主義急欲美化“大東亞戰爭”，推翻東京審判歷史結論，喚起日本人“自豪”的最大障礙。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殺真實存在的歷史修正主義運動。

自80年代初，田中拋出：

《南京事件的虛構》后，又連續推出《帕爾博士的日本無罪論》、《南京事件的總括》、《真說·南京攻防戰》、《松井大將與興亞觀音》等。進入90年代，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著述出現高潮，除各種小冊子、宣傳品、文章外，僅公開出版的圖書就達數十種，如《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東中野修道、展轉社)、《南京屠殺的大疑問》(松村俊夫、展轉社)、《南京大屠殺是這樣編造的》(富士信夫、展轉社)、《新南京大屠殺的虛構》(鈴木明、文藝春秋)、《南京事件第60年的真實》(中村粲、正論社)、《拉貝日記檢證》(畝本正己、帛社)、《質問亡國之徒》(石原慎太郎、文春文庫)等。

在上述著述中，歷史修正主義拒絕承認一切證實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史料、照片和文獻記載，同時編造謊言，歪曲事實，以圖混淆視聽，蒙蔽不明真相的民眾。

他們在鋪天蓋地般拋出各類著述的同時，更注重社會宣傳和社會活動，經常舉辦形式多樣的講演會、集會，其中最甚者是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召開的“20世紀最大的謊言——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集會。

這次集會成為歷史修正主義大出風頭的舞臺，也是他們借以擴大影響，徹底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一次最淋漓盡致的表演。就在這次集會前不久，東京高等法院對東史郎作出敗訴判決，歷史修正主義分子欣喜若狂，立即打出“南京大屠殺捏造，審判勝訴”之類的標語，故意把東史郎的民事審判等同于南京事件的政治審判，而幕后操縱原告橋本光治的勢力，就是南京事件否定派的死硬分子板倉由明等人，橋本的辯護律師高池勝彥也是個典型的南京事件否定派、“日本正論會”成員，曾多次出席“自研會”的講演會，還作過“南京沒有大屠殺”的專題報告。

另外，因誹謗南京大屠殺受害者李秀英而被送上法庭的也是此人，最后以賠償精神損失費而灰溜溜收場。

圍繞著南京事件，歷史修正主義的另一活動重點是為南京事件的最高責任者、時為上海派遣軍司令的松井石根翻案。其中最活躍分子當屬田中正明。

田中從1933~1942年期間，作為松井的秘書一直追隨其后。為了美化當年的主子，推卸南京事件的責任，進而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田中先后編撰了《松井大將的陣中日記》、《松井大將與興亞觀音》、《南京事件與大亞細亞的悲劇》等，甚至不惜偽造歷史，任意篡改了松井的日記，引起史學界大嘩。

其人仍不思悔改，只要有機會，就喋喋不休地吹捧松井“主張日中親善提攜”，“為了亞洲的復興”，“聞知有少數人違反軍紀、風紀的報告時，非常感嘆”，下令“整飭軍紀”，“頒布嚴肅命令”，“為戰死的中國軍人慰靈”等。

此外，田中還伙同原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組織一個“興亞觀音會”，在熱海伊豆山的“興亞觀音神社”內，樹立一座由前總理吉田茂書寫的“七士之碑”，即把東京審判處決的東條、松井等七人譽為“七士”，另設有悼念1068名被處死BC級戰犯之碑，還有一座“大東亞戰爭戰死者之碑”。

“興亞觀音會”每逢日本戰敗投降日、A級戰犯被處決日都要來這里悼念亡靈，以寄托他們念念不忘“大東亞圣戰”、為戰爭亡靈揚幡招魂的歷史情結。

2、日本政府的幫兇作用

歷史修正主義之所以猖狂泛濫，同日本政府、議會、執政黨中的部分政治家頑固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休戚相關的，也可以說，是這些政治家公開或幕后，主觀或客觀支持及慫恿的結果。

在“自研會”成立之前，為了反對國會作出“戰后50年決議”，自民黨就成立一個“終戰50周年國會議員聯盟”(后更名“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由“失言大臣”奧野誠亮為會長，在此前后，自民黨議員還成立有“靖國關系”的三個委員會以及“考慮日本前途和歷史教育新議員聯盟”。

這些由日本政要和官僚組成的團體，幾乎都毫無顧忌的打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旗號，公開批判“東京審判史觀”，批判“自虐史觀”和反“黯黑史觀”的政治主張。

如“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在結成《趣意書》中就指出:

要糾正戰后占領政策和左翼勢力的泛濫所帶來的、單方面對我國斷罪和自虐的歷史認識，基于公正的史實，解明歷史的走向，以期恢復日本及日本人的名譽和自豪。

不僅如此，這些政治家還“率先垂范”，或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或屢放厥詞，即便跌到臺下也不知改悔。這一切，無疑成為歷史修正主義猖獗泛濫的動力之一。1995年8月15日，自民黨推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其中的執筆者大多數是“自研會”及后來的“編纂會”、“昭和史研究所”、“正論會”的成員，這也是90年代以來歷史修正主義同自民黨最早合作的發端。

奧野誠亮就曾直言不諱地說:

好容易出現了從日本立場考慮(問題)的學者。藤岡先生講出了我以前講過的話，我們是心息相通的。

此后，歷史修正主義者經常受到政治家團體的邀請，或到會講演，或同政治家共同集會，尤其藤岡、西尾、中村、田中等人更是屢受邀請之幸。

還應該指出的是，歷史修正主義同政界、財界的串通，不僅擴大了影響力，而且在財力上也獲得了幕前或幕后的強有力的支持。

這從“編纂會”的會員中，引人注目的大財團、大銀行、大會社的名單就可以一目了然，諸如鹿島建設、三菱重工、住友金屬、三菱銀行、橫濱銀行、昭和飛機工業、日野自動車等數十家之多。

難怪，西尾的《國民的歷史》出版后，“編纂會”動員全國會員以免費的形式到處散發，在東京某居民區，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費的該書郵件，東京中野區，教育長在召開區屬學校校長開會時，也免費向與會者發放了該書。“編纂會”如此慷慨，沒有強大的財力支持是不可思議的。據粗算，這筆費用當超過1億日元。

可見:“編纂會”的運動確實受到保守政黨和財力的強有力的庇護。

歷史修正主義不僅同政府上層人物串通一氣，還運動地方議會，敦促他們作出反對現行教科書，清除“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的決議，截止1998年3月，經他們運動的35個都道府縣中，有10個縣級議會(相當省級)采納或部分采納了他們的“陳情”，另有42個市區町村級議會也不同程度地采納了他們的意見書或宗旨書。

歷史修正主義與右翼團伙合作的最明顯例證是電影《自尊》的出籠，由右翼團體青年自由黨(其頭目中村功也是“編纂會”成員)出巨資，田中正明、名越二荒之助、加瀨英明等人積極參與、策劃而出籠的。

另外，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的辦公址便是青年自由黨提供的銀座大樓。歷史修正主義受右翼團體之邀登臺講演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諸如藤岡、中村、田中富士信夫等都是右翼團體邀請的?？?。1997年2月3日，小林的漫畫集《戰爭論》出版后，數十名狂熱分子涌向東京街頭游行鼓噪，右翼的街宣車也出動助威。1996年12月，中學教科書執筆者及東京書籍、大阪書籍、日本書籍、教育出版等幾家出版教科書的會社都收到恐嚇信，在此之前，右翼團體就到處散發傳單，揚言要“殲滅亡國的教育者”和“偏向的賣國勢力”。

無獨有偶，也是1996年12月，在一次有良知的學者同藤岡氏的公開辯論后，駁斥藤岡意見的發言者在會后都收到了恐嚇信，而藤岡自然不會收到這類的恐嚇信。

歷史修正主義除上述活動外，還由中村粲出面搞了一個“違法教科書訴訟原告團”，發動中小學生及家長，以教科書充滿“自虐”內容，使學生們受到傷害為由，向法律機關提出訴訟，以此向政府施加壓力。從1998年3月迄今，這種訴訟活動已進行了至少15次之多。

此外，攻擊輿論機關也是歷史修正主義的重要活動之一，主要由“日本輿論會”和“正論會”擔當，中村粲的“昭和史研究所”內也設有一個“思考NHK會”。“日本輿論會”于1991年成立，原參議院議長木村睦男為名譽會長，三輪和雄為會長(首任會長柴田正)，富士信夫、名越二荒之助為理事。

正論會”是產經新聞社的組織，小堀桂一郎、渡部升一是該會的骨干。

這些團體把主要目標對準朝日新聞社、NHK等輿論機關，除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外，還著書有《檢證NHK偏向報道》(昭和史研究所)、《朝日新聞的戰后責任》(片岡正己、展轉社)、《朝日新聞的正義》(小林善紀等、小學館)、《媒體煽動自虐史觀的病理》(藤岡信勝)等，這些著述攻擊新聞媒體報道南京事件、慰安婦問題、731部隊人體實驗等，是“夸大了”日本戰爭犯罪的事實，“使用筆暴力”(藤岡語)，造成戰后“自虐史觀”的泛濫，甚至揚言要“追究朝日新聞的戰爭責任”等。

3、修改教科書的新一輪風潮

1996年春，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面前，以及世界和日本反戰和平運動的催動下，日本中學教科書開始出現從軍慰安婦的內容，這是戰后以來日本首次把從軍慰安婦編入教科書中，誰知卻引起朝野各界右翼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和抵制。

首先，由知識界歷史修正主義團體沖上前沿，圍繞著教科書中的從軍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內容揭開了第三次攻擊教科書的序幕。擔當這次攻擊教科書的兩員主將就是“自研會”和“編纂會”。這兩個團體都是以大學、中小學教師為主體，以各地新聞記者、作家、畫家等知識界人士為骨干，與教育問題緊密關聯，可以直接影響和干擾教育界，加之他們的社會活動頻繁，講演會、集會不斷，宣傳歷史修正主義的書籍、小冊子、傳單、漫畫等源源不絕的發行，已初步形成了干預政府決策，影響民心向背的政治力量。

1996年7月20日，“自研會”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從教科書中刪除從軍慰安婦”的攻勢，并召開“自研會”全國成員大會，胡說什么“從軍慰安婦是商業性的公娼行為”、“強制慰安婦純屬捏造”、教科書中出現慰安婦內容“對學生沒有益處”、意味著日本人“好色、淫亂、愚劣”，堅持要把從軍慰安婦內容從教科書中刪除。并在學術活動的同時，展開了一系列與學者身份不符的社會煽動和蠱惑人心的活動。

1997年1月21日，“編纂會”成立不久，西尾、藤岡、中村粲(昭和史研究所代表)、高橋史朗(“編纂會”副會長)、濤川榮太(“編纂會”顧問)、小林善紀(漫畫《戰爭論》、《臺灣論》作者)等7人就以“編纂會”的名義與文相小杉隆談判，強烈要求文部省刪除教科書中的“錯誤”內容，并具體指出教科書中的所謂四個“問題”:

一是記載錯誤事實；二是片面觀點未經充分考慮；三是未從歷史的全貌記述歷史，而是以特定的觀點記述;四是不僅事實錯誤，而且有意篡改原文。

具體到南京大屠殺事件，這些人稱：

關于南京問題，所有的教科書都記載日本軍屠殺了20萬到30萬人，而否定(南京事件)的證言如山，當時在南京居住的日本軍人、新聞媒體人員以及從軍作家都毫無例外地否認南京大屠殺說。

所以，必須從教科書中刪除。關于從軍慰安婦問題，他們聲稱，迄今，“所謂強擄(慰安婦)的目擊者證言一份也沒有”。

如果像韓國宣傳的那樣，有8萬到20萬的韓國女性被日本官方強擄的話，這在當時肯定是重大的社會問題，破壞了“內鮮一體”的理想，一定會發生前所未有的反日暴動吧。

此外，他們還否認“三光”作戰的存在，稱“是中國方面隨意捏造的語言，不是我軍的用語”等。

最后，他們強硬地要求文部省在審定時:

(要)將教科書中有意歪曲事實、篡改原文和帶有反日傾向的記載堂堂正正地刪除。

緊接著，“編纂會”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募集會員，召開全國或地方性的“學術討論會”、講演會，編寫“新”歷史教科書，散發傳單、小冊子等。

有數據統計，從1996年6月至1999年末，“編纂會”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開了560次之多的“學術討論會”、座談會，僅1999年一年的保守統計，就達250余次，除去節假日，幾乎每天都有這類活動。

藤岡氏更是四處奔波講演，有媒體記載的場所除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外，還有名古屋、靜岡、高松、廣島、岡山、熊本、福岡、和歌山、旭川、扎幌、甲府(山梨縣)、松山(愛媛縣)等，可以說，日本列島各地都留下了其人活動的身影。

與此同時，藤岡及其“自研會”成員的《教科書沒有教過的歷史》、《被污蔑的近現代史》，西尾的《國民的歷史》、《國民的麻木》(與藤岡共著)，小林的《戰爭論》、《臺灣論》等相率出臺，這些通篇洋溢著“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和“大和民族傲慢”的歷史修正主義貨色，一時間充斥著各家書店。發行量達數十萬之巨。

除前面的兩員“主將”外，“昭和史研究會”也是第三次攻擊教科書的骨干力量。以中村粲為代表的“昭和史研究會”本來就同“自研會”、“編纂會”一個鼻孔出氣，1996年9月10日，中村拜會了自民黨總務會長鹽川正十郎，要求其出面敦促文部省刪改教科書內容。

隨即，又在東京九段靖國會館召開“要求訂正教科書緊急國民會議”，會后還組織人員到國會和霞關一帶游行。然后，中村又聯絡田中正明、板倉由明(兩人都是南京大屠殺否定派的骨干)，加瀨英明(電影《自尊》炮制者之一)，自民黨“報答英靈議員協議會”事務局長倉林和男，右翼團體頭目花島有三、鈴木正男，以及右派學者渡部升一、長谷川三千子、田邊敏雄、谷澤永一，戰爭經歷者名越二荒之助、富士信夫和部分“自研會”成員等，聯合向自民黨和新進黨提交一份“關于教科書審定的請求文”，內稱:

已審定合格的中學社會、歷史科教科書站在自虐和反日的立場上，歪曲事實和不實記載的內容非常顯著，對于培養青少年是不適宜的。

要求兩黨“迅速照會文部大臣指示各發行機關予以訂正”接著，中村又聯合“日本輿論會”組建一個“要求訂正歷史教科書會”，到日本各地召開國民大會，敦促地方議會作出訂正教科書的決議。

一向堅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產經新聞》社也從1996年的9月27日開始，連續14期發表藤岡及“自研會”成員的文章，為修改教科書鼓勁打氣。

更嚴重的是，以尊皇敬皇、恢復大日本帝國憲法為主要宗旨的各右翼團體也登上了前臺，與“編纂會”等團體沆瀣一氣，甚至采取恐嚇、威脅的黑社會手段，更為“編纂會”、“自研會”等修正主義團體的活動撐起一張黑色的保護傘。

從1996年7月開始，發行教科書的幾家出版社及執筆者都先后收到右翼團體發來的100余封恐嚇信。同年10月29日，40余輛右翼街宣車出動，圍在幾家發行教科書的出版社周圍，狂呼“滾出日本!”，“殺掉你們!”等口號。

這以后，幾乎每隔一二天，右翼團體就出動搗亂，威脅出版單位和責任者收回或訂正教科書。1997年4月8日，右翼活動呈現頂峰，來自日本各地的180余輛右翼街宣車集結大阪，對大阪書籍出版社、朝日新聞社以及大阪府、市政府機關展開所謂“抗議活動”，用高音喇叭叫嚷“刪除教科書中慰安婦內容”，“粉碎大阪書籍(出版社)”，“慰安婦是商業行為”，“不許否定父輩的歷史”等。

1996年12月中旬，7家教科書出版社和執筆者相繼收到署名“關西日本原理主義劇團——冥士飛腳”的恐嚇信，內中表示“要用民族的血”，粉碎“偏向敵國的賣國勢力編寫的自虐教科書”，指責被恐嚇對象“構成陰謀顛覆國家罪”等。

1996年9月7日，另一家頗有勢力的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也開始了攻擊教科書的具體行動。他們首先發出“保衛學生，排除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的呼吁，接著，北從北海道，南至鹿兒島，掀起了“糾正教科書偏向”的全國運動，鼓吹“糾正歷史教科書的偏向記載”。

人們還記得，“國民會議”早在1986就推出了《新編日本史》，成為掀起第二次攻擊教科書逆流的主將。《新編日本史》盡管受到國內外的抗議和反對，還是得到政府當局的支持而獲得“合格”通過，1997年5月，“保衛日本國民會議”改稱“日本會議”。“編纂會”教科書出臺后，為了造成聲勢，擴大輿論和采用率，“日本會議”與“編纂會”等團體聯合組成“制定新教育基本法會”和“教科書改善聯絡協議會”，號稱結成“統一戰線”，在各都道府縣設立支部，展開了大規模的“編纂會”教科書采用促進運動。

另外，反動電影《自尊》的出資者、日本頗有勢力的右翼團體“日本青年自由黨”頭目中村功也是“編纂會”的骨干成員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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