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龍澍峪景區，探險谷門口的“襄汾方言墻”引人注目。

王子瑞攝（人民視覺）

在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潮陽方言調查中，張靜芬及其團隊記錄了一段關于僑批通信的口述往事。一位潮汕老年受訪者講述，過去人們有時會自行書寫僑批，而不完全依賴代書先生；若不會寫字，便借助簡筆畫與方言諧音傳遞信息。她還講了一個具體的僑批故事：一對年輕夫妻長期分隔南洋與家鄉，丈夫寫信給不識字的妻子時，曾畫下“狗尾綁銅鑼”的圖案，用以表示“九月底回家”。在潮汕話中，“九”與“狗”同音，“尾”取“末尾”之義，圓形銅鑼則借其形狀指代月亮，合起來即為“月底歸家”之意。圖中文字為張靜芬根據受訪者潮汕話口述錄音轉寫的方言直譯及普通話釋義。

張靜芬供圖

“一定要看方言版。”這是許多觀眾對《給阿嬤的情書》的一致評價。這部以“僑批”為線索、講述潮汕人下南洋的影片，全程使用潮汕方言，讓大眾看見了方言獨特的文化力量。不少網友嘗試用鄉音誦讀“山海萬里，心中念你，便不覺遙遠”，在社交媒體上延續這份深情共鳴。

為何方言沒有阻礙電影破圈？漢語方言如何形成？方言在文化傳承與情感表達中價值何在？圍繞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河北大學文學院語言學教授傅林、北京大學中文系預聘副教授張靜芬。

方言強化代入感

記者：電影中的潮汕話為何沒有阻礙敘事與傳播，反而對情感渲染起到推動作用？有網友用家鄉話二創臺詞，卻完全不對味。

張靜芬：潮汕地區是著名僑鄉，這部片子用的主要是汕頭潮陽口音。觀眾愛看方言版，首先是因為地道鄉音讓故事場景更加真實，不像刻意演繹。像“走仔（女兒一詞的民間寫法，非本字）”“家己人（自己人）”這些詞，蘊藏著普通話難以傳達的親昵感。在暹羅的情節中，來自潮汕不同地區的演員們口音并不統一，恰恰還原了海外華人聚居區語言多元的真實面貌。觀眾不需要聽懂每一個字，卻能沉浸式地體驗潮汕生活細節、感受人物情緒。如果換成普通話，難免產生割裂感和懸浮感，容易令人出戲。

其次，方言本身也成就了表演。男主演王彥桐說，比起汕頭話，潮陽話多用降調，很有氣勢，對他塑造直性子、糙漢子形象的木生很有幫助。

當然，情感的共鳴終究超越語言。就像很多人不懂粵語，照樣愛聽粵語歌、愛看港片一樣。現在的觀眾審美意識日益成熟，只有高質量的內容才能真正打動人。當地方故事配上鄉音，那便是錦上添花。

記者：片名中“阿嬤”的讀音引發討論，到底讀mó還是mà？

張靜芬：字典里“嬤”讀mó，意思是年老婦女，比如大家熟悉的“容嬤嬤”。但作為方言字，學界對其讀音有不同看法：中山大學曾南逸教授主張遵循方言與普通話的對應規律折合讀音，根據“閩語陰上→普通話三聲”，讀三聲mǎ；中國當代語言學家、音韻學家林倫倫則從方言使用心理出發，主張“名從主人”，認為應按潮汕地區對奶奶、外婆約定俗成的稱呼，讀mà。

我個人從學理上認同前者，但從情感上支持后者。讀mà更貼近鄉音，能突出方言的原生狀態。普通話吸收方言詞匯時，往往并不完全遵循嚴格的語音對應規律，而會兼顧社會接受度與實際語感。就像當初吸收吳語詞“尷尬”（本字作“尲尬”）時，沒按對應規律讀作近似于“監jiān介jiè”的發音，而是依照吳語實際讀音，采用了普通話中聲調較貼近的gān gà。

那天我詢問學生的看法，發現北方同學更接受“嬤”讀mó，而南方同學則傾向于讀mà——他們堅持的，或許并不只是一個讀音，而是對鄉音那份天然的親近感。

此外，還有一個被忽略的選項是，就按照“嬤”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規范讀音讀mó。既然影片以漢字書寫面向全國觀眾，那么按普通話標準讀音來讀，也具有充分的語言規范依據。

穿越回古代能聽懂嗎

記者：潮汕話屬于哪種方言，是怎么形成的？為什么它和普通話差異那么大？

張靜芬：潮汕話是閩南話的重要分支，與廈漳泉一帶的閩南方言同根。方言就如同地質層，由漫長歲月里的多重因素層層沉積而成。

首先是地理阻隔。福建多山，古時交通隔絕，因而形成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調”的局面。

其次是人口遷徙。歷史上，秦漢駐軍、唐宋戰亂引發中原人口南遷。他們把不同時期的古漢語帶入南方，閩語因此保留了上古與唐宋時期的音韻特征。此后由于南方局勢相對穩定，語言演變較為緩慢。而北方方言受民族融合、戰亂影響持續變化，導致南北方言差異逐漸拉大。伴隨著閩南人的遷徙和移居，閩語在閩粵沿海、海南及臺灣等地扎下根基，并進一步輻射至東南亞。

傅林：語言接觸對方言的形成和演變同樣重要。一方面，其他族群與漢語群體接觸時，會習得或改說漢語，其口音中往往帶有其母語特征，從而形成一種方言；另一方面，方言也在不斷受歷代“通語”影響，逐漸朝通語靠攏。因此，是遷徙（分化）和接觸兩種力量共同塑造了漢語方言的面貌。

記者：有人說閩南語、粵語接近唐代語音，朗誦古詩文都比普通話更加押韻，因此被稱為古漢語的“活化石”。還說如果能穿越回唐朝，福建、廣東人更容易與唐朝人溝通。這些說法成立嗎？

傅林：整體上，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演變得更快，因此與古代漢語的差異更大。但不能籠統說某一種方言就是古漢語的“活化石”。具體來看，各方言保留的古漢語特征不一樣：廣州話韻母更接近中古漢語，上海話聲母保留更多古音特點。只是古詩詞的押韻特征更容易被人們注意到，所以大家往往津津樂道于用廣州話讀唐詩會更押韻。

張靜芬：我也覺得“活化石”的說法不完全準確。閩南話、粵語確實保留了大量古代漢語特征，比如入聲字的發音。用廣州話、閩南語讀柳宗元的五言絕句《江雪》，“絕、滅、雪”等入聲字不僅押韻和諧，而且都有短促、冷峻的韻律感。這種普通話不具備的特質，讓大眾產生了“南方方言更貼近古音”的直觀感受。

然而，語言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使用中被一只“看不見的手”不斷塑造著。今天，普通話里依然持續發生著“音變”現象，現在的閩南語、粵語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話不可能高度相似。所以，福建、廣東人穿越回去也許能聽懂個別詞匯，但大概率沒法和唐朝人無障礙交流。

記者：漢語方言的分布構成是怎樣的？哪些方言有專屬文字？

張靜芬：漢語各方言并非各自獨立、彼此涇渭分明，而是構成一個連續分布的語言連續統，其間存在大量過渡地帶。為了厘清這種復雜性，“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等前輩學者和早期傳教士開展實地調查，選取代表性方言進行命名與歸類，才為我們確立了方言分類體系。

傳統學界通常將漢語分為官話、吳、湘、贛、客家、粵、閩七大方言。其中官話覆蓋大半國土，是普通話的基礎，后來又細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等8大片區。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中國語言地圖集》進一步細化原有體系為十大方言區，在七大方言之外，將晉語、徽語、平話等劃為相對獨立的方言區。

得益于秦始皇“書同文”的歷史創舉，中國各地口音雖然差別極大，卻共享同一套漢字書寫體系。至于粵語的“乜”“冇”“佢”、吳語的“儂”、閩語的“囝”等方言特征詞，大多承襲自古漢語本字、民間假借或方言會意造字。這些字在一定程度上記錄了方言獨特的發音與詞匯系統，也是方言與古漢語血脈相連的印證。

方言是人的精神故鄉

記者：在推廣普通話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方言的價值以及二者之間關系？

傅林：漢語自古就有通語與方言的分工，這一傳統延續至今。今天，普通話承擔著跨區域公共交流、文化傳習的重任；而方言用于本地人的日常交流，表達精準鮮活、極具在地性。

很多方言詞，普通話得用一整句話才能解釋清。比如河北獻縣話里的動詞“喬”，專指“散發著強烈的令人不適的氣味”，比如“屋里喬魚腥味”，普通話的“散發”“彌漫”都不能和這個詞完全對齊。

鄉音難改，方言是人精神上的故鄉。保護它不只是留住口音，更是為了把握地域歷史、增強文化認同、延續鄉土文化與鄉愁記憶。只是這份價值往往比較隱性，其文化與生態價值在現代社會中不容易被直觀看到。因此，調查、記錄、保護方言資源的工作，應該得到更多重視。

記者：除家庭與市井生活外，方言在文藝界、網絡上有哪些活躍形態？

傅林：文藝作品中，戲曲是方言最堅固的陣地。戲曲傳承創新應該建立在堅持方言、服務地方的前提上進行，否則就失去了靈魂。

社交媒體上，一些方言自媒體博主很受本地人歡迎，不僅是因為語言貼近性，也是因為這契合了人們對身邊人和事的關心。值得一提的是，自媒體的爆發也為方言調查和記錄工作帶來了極大便利。以往我們方言學者需要到當地尋找發音人，費時費力，而現在打開手機，海量的自然方言素材就在眼前，能讓我們更高效地捕捉當下的語言生態。

記者：立足長遠，我們可以通過哪些大眾化、可持續的方式，做好方言的保護傳承，讓鄉音持續煥發活力？

傅林：方言的傳承受社會的總體發展影響，很難通過行政的、主動的手段保持其活力。更為實際的工作是盡快調查、全面記錄各地方言的信息。國家開展的“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就是通過文本、音頻、視頻等形式記錄各種方言面貌，并且數字化建檔，使它們承載的地方文化信息不至于消泯。

張靜芬：方言的生命力在于使用，離不開一代代新生力量的學習和傳承。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是第一陣地。過去有些家長擔心孩子學方言會影響普通話，這種觀念需要轉變。學方言不僅不妨礙學普通話，還能提升語感、辨音能力與語言運用能力。孩子完全可以在家庭環境中自然習得方言，入校再系統學習普通話。因為兒童期是語言習得的敏感階段，在語音辨識和語感養成上優勢明顯。如果長大后才學方言，又缺少穩定的語言環境，就很難說得地道自然。

記者：國外語言也有方言體系嗎？與中國方言的性質和形成過程有何異同？

張靜芬：英語等語言也有方言，詞匯和語法層面均有差異，但更多體現在口音上，不像漢語方言差別大到難以互通。這與中國地形復雜、山水阻隔加劇了方言分化有關；歐美以平原為主，歷史上語言交流相對順暢，因此分化程度更低。

從語言學角度看，中外對“方言”的界定都涉及歷史來源、互通程度與社會認同等維度，沒有本質區別。但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口音在不同地區會被賦予不同意義。奧黛麗·赫本主演的電影《窈窕淑女》里，賣花女要想進入上流社會，必須先改掉自己的底層口音。這反映出，在西方語境中，口音常被當作階層標識。

反觀漢語，雖然天南地北“聲不相通”，但漢字“書同文”和民族歷史記憶確保了共同文化認同。正是這一點，使得潮汕話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跨越語音差異，觸動觀眾心弦。（本報記者 陳靜文）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5月29日 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