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吳石將軍深潛隱秘戰線的傳奇人生，終于沖破70多年的歷史靜默。鮮為人知的是，1949年8月他奉命赴臺前，曾將298箱重要檔案以“寄存”之名，留在了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這批被稱為“末次檔案”的資料，是1913年至1940年間，日本《福岡日日新聞》記者末次政太郎在中國收集的剪報，內容超過2億字。

近代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中非常重視情報工作，在中國秘密開展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情報調查。一些日本間諜都像末次政太郎一樣，以記者職業作為掩護，他們提供的情報在甲午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也提供了重要決策參考。

這樣一段與新聞相關的歷史，在國內鮮有學者深入研究，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俞凡為此寫了新著《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他說，囿于史料限制，很多日本記者的秘密情報活動至今依然封塵在歷史深處，等待著被發現。

“鎮館之寶”中的日本記者

2012年，俞凡從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畢業時，導師建議他研究廈大圖書館的“鎮館之寶”——“末次研究資料”。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在接收日本人遺留的圖書資料時，發現一批題為“末次研究所”的剪報。1948年秋，陳誠命令史政局將保存的一批軍事機要檔案運往臺北，史政局局長吳石為了讓“末次研究資料”留在大陸，建議將其暫時存放在福州。

1949年6月，吳石與時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章振乾見面后，同意將“末次研究資料”寄存在社科研究所。新中國成立后，社科所并入廈門大學，“末次研究資料”自然保存到了廈大圖書館。資料現存共755輯，151000多篇，2.2億字，來自當時在中國出版的數十種中外文報刊，以中日關系為主，涉及內政、外交、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1984年，“末次研究資料”被教育部鑒定為孤本珍貴文獻。

多年來，國內學者很少深入研究這批資料。俞凡分析，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對末次政太郎知之甚少，研究無從下手。“當時接到導師給我的任務時，我連末次的名字是真名還是化名都不知道。”俞凡前后花了三年時間，查閱和搜索國內外大量史料，才一點點拼出末次政太郎的部分人生軌跡。

1876年，末次政太郎出生在日本福岡，青年時期是文學青年，在文學刊物上發表過文章。他也在女學雜志做撰稿人，大學畢業后在明治女學校教學。甲午戰爭后，日本占據中國臺灣，平民出身的末次政太郎成為最早一批去臺灣的日本人。不過，他在臺灣發展并不順利，陷入官司，債務纏身，于1910年底返回日本。當時他幼年時的好朋友山座圓次郎，已成為日本著名外交官。三年后，山座被派往北京任駐華公使，赴任前后，他推薦末次政太郎進入《福岡日日新聞》任駐北京通訊員。后來，末次政太郎還被北平偽政權聘為顧問，直到1940年在北京去世。

俞凡發現，從1926年開始，末次政太郎在《福岡日日新聞》發表的文章急劇減少，“資料”收集的內容卻明顯豐富。這一變化背后有頗值得關注的種種細節巧合。比如，當時末次政太郎標記剪報的時間、書寫方法，以及標記剪報出處所使用的印章，都與同時期“滿鐵”（即“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剪報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末次還開始頻頻寫批注。“1927年前后，應該發生了一些事情，使末次以及‘資料’的性質發生轉變，至少從形式上來說，離情報越來越近。”俞凡分析。

對末次政太郎的挖掘，成為俞凡研究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的起點。在此基礎上，他還研究了日本著名記者宗方小太郎、水野梅曉、鷲澤與四二在中國從事情報活動的情況，最后寫成《面具之下》。

一手檔案中的記者

“新聞工作一直是近代日本對華總體戰略的重要一環。”俞凡說，明治維新之后，走上“文明開化”的日本逐漸認識到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價值，在對外擴張中，“文力征伐”與武力侵略始終密切結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戰爭后，日本開始有組織地對中國進行新聞宣傳。

宗方小太郎最早呼吁日本在中國辦報，在日本近代來華的間諜記者中，他地位特殊，甲午海戰中為日本提供了關鍵情報，因此獲得明治天皇接見。《漢報》原名《字林西報》，是英商字林洋行在漢口創辦的一份中文報紙，1896年被宗方小太郎出面收購，日本外務省和海軍省補貼辦報經費，是日本在中國運營的第一份報紙。戊戌變法期間，《漢報》發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變法維新。變法失敗后，宗方小太郎幫助梁啟超外逃，同時繼續刊登文章支持康、梁。此后湖廣總督張之洞發布禁買《漢報》的命令，該報銷量銳減，最后宣告閉館。

宗方小太郎還協助其他日本人收購了《閩報》《滬報》《神州日報》等，幫助日本政府在中國編織了一張新聞宣傳網絡。1914年，日本在北京成立東方通信社，宗方小太郎出任社長。“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在中國設置了一個軍方秘密情報機構，在北平的活動以《北平新聞》為掩護，負責人是鷲澤與四二，曾在東方通信社做過記者，算得上是宗方小太郎的“后輩”。依憑《北平新聞》，鷲澤與四二又建立起一個日本在華特務網絡。

“近代日本記者中的很多人在中國多年，是‘中國通’，他們除了通過報紙影響中外輿論，還會通過刺探情報、組建情報網、撰寫中國問題報告等各種活動來配合日本的侵略計劃。查閱歷史檔案還可以看到，這些在華記者的報告都受到日本政府高度重視，遞交不久就會送往外相、首相等最高決策人處，很多上面還有高層的批注。”俞凡說。

當前，國內學術界對近代日本在華新聞活動的研究，集中于研究報人，或者報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使用的材料以報紙原件、時人評述以及回憶錄為主，少有來自日本的檔案、日記等一手材料。俞凡說，這樣的缺失帶來很多局限，“這些近代來華記者身份復雜，有些像宗方小太郎，先做間諜，再做記者；有的像末次政太郎，先做記者，再做間諜；還有的像鷲澤與四二，一開始就是‘國家隊’，有特殊使命，記者與間諜兩種身份并行。他們與日本外務省、軍部的關系也有各種變化。歷史深處的錯綜復雜，都是無法也不能在報紙上發表的報道中體現的”。

戰后至今，日本整理了大量戰時檔案、文獻、回憶錄、日記等史料，日本外務省、防衛省也將絕大部分戰時檔案在網上公開。俞凡說，盡管看了大量檔案，他還是有很多歷史細節無從知曉，也留下不少研究空白，“從這個角度說，歷史研究也是一門遺憾的藝術，只能盡量趨近真相。這也是歷史學者最重要的任務，把歷史上發生的事盡可能還原出來，給今天的人一點思考和啟示”。

對話俞凡：

“當時日本對中國的關注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

甲午海戰中的關鍵情報

第一財經：甲午戰爭時，宗方小太郎提供給日本政府的威海衛情報直接影響了戰爭結局？

俞凡：他的情報對甲午海戰有決定性影響。甲午戰爭的陸上戰爭首先在朝鮮爆發，中國可以通過陸路進行補給，日本則只能通過海路越過對馬海峽進行補給，所以掌握制海權對雙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日本聯合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擊敗了北洋水師，完全掌握了制海權，成為日本取得勝利的關鍵。當時，清軍在威海衛有軍港，周圍修了一圈炮臺，可以面向大海射擊。炮臺背后是懸崖，叫百尺崖，清軍覺得沒人上得去，就沒有在懸崖處設防。結果宗方找到了一條小路，日本陸軍由此上崖，打了炮臺駐軍一個措手不及。

看宗方日記，真的是百感交集。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戰，在豐島海域襲擊增援朝鮮的兩艘清朝軍艦，甲午戰爭已經開始，但是宗方去了威海衛幾天，輕而易舉就把北洋水師何時出動、軍艦上有多少水兵、帶什么裝備、準備去哪里等這些最絕密的軍事情況探聽得清清楚楚。他在軍港里來去自如，登樓遠眺也沒有人管，只能說明當時清政府的顢頇，沒人覺得這些是機密。

不是說如果宗方不提供這些消息，黃海海戰中國就能打贏。北洋水師的訓練和水平跟日本聯合艦隊確實不能比，但不至于敗得那么慘。北洋水師當時不是出去打仗，是去護航的，沒有帶足夠的燃料和彈藥。日本之所以突襲成功，就是宗方把北洋水師出發的消息報告了日本國內，聯合艦隊才有備而來。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日兩個東亞大國之間爆發的第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結局徹底改變了自唐高宗時期的白江口之戰后延續了1200多年的東亞秩序，也把近代中國進一步推向深淵。中國兩次近代化進程都被日本侵略打斷，第一次是晚清洋務運動，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三十多年里中外基本維持和平，中國開始發展近代民族工業，結果爆發甲午戰爭。還有一次是1926到1937年間，當時北伐結束后，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開始搞經濟建設，結果發生盧溝橋事變，國家又陷入戰爭。

末次檔案中的關東軍

第一財經：末次政太郎留下的史料中你覺得哪些是很有價值的？

俞凡：末次在剪報上寫的批注，從中可以看到他關注的是什么問題。史料看得越多，越覺得當時日本對中國的關注真的是令人毛骨悚然，對中國的侵略真的是處心積慮。就拿1917年末次去山西買鐵一事來說，他以洋行的名義買了兩千噸生鐵，當時是一戰，鐵是戰略物資，一個普通記者為什么要買鐵呢？實際上，當時末次背后是金主安川敬一郎，安川敬一郎創辦了九州鋼株式會社，制鋼需要大量生鐵。

1915年，日本提出所謂“八四艦隊計劃”，想擴大海軍戰艦規模。日本資源不夠，哪里才有造戰艦需要的鐵礦石？自然是中國，關鍵是當時的北洋政府對山西的資源不了解，不管理。末次從山西回來后，在《福岡日日新聞》發表了多篇報道，介紹山西鐵資源的狀況、產能以及對日本的價值，呼吁加強對中國鐵資源的重視。去山西買鐵這個事，是末次第一次直接服務于日本侵略擴張的國策，標志著他開始轉變為軍國主義分子。

第一財經：通過檔案能看得出末次政太郎與日本軍方的關系？

俞凡：這也是末次的材料里，另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他后面收集的材料為什么會發生很大變化？末次大量收集的材料都在盧溝橋事變之后，但是那些材料全是來自偽報，沒有什么情報價值，我推斷可能是為了日本國內進行戰爭宣傳服務。這就涉及他跟軍方，特別是跟關東軍之間是什么關系。

末次曾經拿過外務省一段時間的津貼，但1930年底，他印刷了一本叫《滿洲之于日本的地位的重要性》的小冊子在北平贈送和發放，公開表露自己軍國主義的主張，引起不同立場的日本駐北平領事館的極大不滿。末次印刷小冊子這件事，說明他的身份發生根本變化，不再顧忌外務省的看法。如果他是一介平民，外務省應該不會對他束手無策。我查過一些關東軍的記錄，末次應該和他們有聯系。陳寶琛寫給溥儀的信里說，末次政太郎與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關系很好，但是本莊繁的日記里沒有提到末次。《福岡日日新聞》給末次發的訃告中說，他“與吳佩孚關系尤為密切，并在他的鼎盛時期擔任其顧問”，“七七事變”后曾任偽北京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的李景銘也在日記中記載，末次表示對吳佩孚“深素所信仰”。不過，我在吳佩孚的記錄、包括日本人給吳佩孚寫的傳里，都沒有看到關于末次的記載，他和吳佩孚的關系撲朔迷離。但是，從各方面情況來看，末次后來找到的新東家只能是軍方，并且很可能就是關東軍，這個轉變也讓他身份再次轉化，從幕后走到臺前，積極地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

“所有人都應該為國家做貢獻”

第一財經：很多日本記者在中國搜集情報，起初并非來自政府授意，而是自覺自愿，應該怎樣理解這個現象？

俞凡：日本是一個島國，自然資源極度貧乏。這個缺陷在明治維新后舉國工業化的時期被無限放大了，后來逐漸形成一種共識：要發展國力，就需要建設強大的工業；要建設強大的工業，就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要獲得充足的自然資源，就必須由島國走向大陸，這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大陸政策”的源頭。

日本炮制偽滿洲國后，被國際聯盟譴責，1932年退出國聯。當時日本駐國聯總代表是外相松岡洋右，他在退出國聯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說《十字架上的日本》，稱日本發展需要資源，中國東北有資源但中國人不會用，日本憑什么不可以拿來用？完全是強盜邏輯，但日本當時就是這樣認為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知識分子階層普遍認為，日本要在當時強敵環伺的世界中生存下來，必須抓住一切機會對外擴張，還進而形成一種自發的使命感：所有人都應該為國家做貢獻。

二戰時，記者做間諜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最典型的就是德國記者理查德·佐爾格（Richard Sorge）。但是像日本那些記者這么自覺、這么普遍的，非常少見，至少目前我沒看到日本官方文件里講過要準備培養記者做間諜。《滿洲日日新聞》記者駒田信夫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他被派到俄蒙邊境常駐采訪后，經常通過各種渠道主動向日本各種機構遞交情報，一直沒被賞識。后來，當過“滿鐵”首任總裁的后藤新平擔任外相，駒田信夫兩次上書后藤，自薦探查西伯利亞、外蒙古自治政府等情況。駒田的情報工作能力得到認可后，才獲得了外務省的資助。

宗方小太郎的第一個情報工作是1887至1888年所謂的“華北大旅行”，當時他23歲，也是自發行為，費用都靠師友接濟。

第一財經：從這個角度說，不能簡單地認為他們是被軍國主義教育洗了腦？

俞凡：沒有那么簡單，日本的軍國主義跟傳統的軍國主義是有區別的。傳統的軍國主義是當時德國的模式，整個國家為軍隊服務，日本則是軍隊綁架政府。《大日本帝國憲法》有一條規定，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是有大將或者中將軍銜的現役軍人，且要經軍部推薦。如果軍部對政府不滿，就可以拒絕推薦人選，而只要有大臣空缺，內閣就必須辭職，這相當于軍部徹底綁架了政府。我們現在所說的日本軍國主義，是指民眾被狂熱洗腦加入戰爭，那已經是一戰以后的事。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有首流行的歌謠是，“動蕩扶桑島/實在住膩了/你走我也走/成群往外跑”，生動表現了日本國民性中的兩個重要特點：憂患意識與擴張意識。除了缺乏資源，日本處于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多火山地震，地理環境也很動蕩。1923年關東大地震，造成15萬人喪生，日本開始轉向法西斯主義，少壯派軍人組成的法西斯團體也相繼誕生。

再者，戰爭對近代日本也影響深遠。近代日本通過系列倒幕戰爭確立天皇統治，又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近代國際關系中，普遍遵循的又是叢林法則，于是日本開始形成一種群體意識——每進行一次戰爭，國家就可以“進步一點”，領土就可以擴張一點，國際地位再提高一點。這也是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根源，整個國家變成一部構架精良、運轉有序的侵略擴張工具。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既然侵略擴張成了當時日本民族的群體性規范，那么每個國民就應該在這個規范體系中“各安其所，各守其分”。作為記者，自然應該向政府提供所了解到的任何情報，這時他們必須保證客觀真實；同時也應該無視殺戮、贊美侵略、歌頌戰爭，這時他們又無需顧及真相或是謊言，因為這也是他們的本分。只有了解兩種身份集于一身的內在關聯與矛盾，我們才能真正解釋這些間諜記者在對外侵略上的種種表現。

《面具之下：近代日本報人對華情報活動》

俞凡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