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4日下午，英國華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荷蘭萊頓大學亞洲藝術講席教授何安娜（Anne Gerritsen）應邀在復旦大學元·創中心為師生帶來了題為“史以物證：物品如何幫助我們書寫早期現代史”（The Object of History: How Things Can Help Us Write Early Modern History）的精彩講座。講座由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劉朝暉教授主持。

何安娜教授長期深耕明清中國史研究，核心研究方向聚焦物質文化史、全球貿易及中國與世界關系，是國際全球史與物質文化史研究領域極具影響力的頂尖學者，并榮任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歐洲科學院（Academy of Europe）院士。本次講座是她與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喬治·雷諾士（Giorgio Riello）教授合作撰寫的同名在研著作的首次公開成果分享。何安娜教授指出，這項研究旨在探討物質文化對早期現代全球史研究的價值，并指出了貫穿始終的三個核心問題：第一，我們如何利用對物品的研究來解決歷史學議題？第二，物品能夠如何幫助我們書寫早期現代的全球史？第三，通過物品的研究，我們能夠揭示出人與物之間怎樣的深層關系？

講座開篇，何安娜教授便明確了本研究的時間范圍為1400-1600年，即西方史學界所稱的“早期現代世界”（early modern world）。在這一時期，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兩個重要的宏觀變化：其一，全球多地同步出現經濟增長浪潮，物質生產規模顯著擴大，商品的生產、流通與消費體量實現了跨越式擴張；其二，個體自我意識在全球范圍內同步興起，個體、自我的重要性首次在全球多地達到了甚至超越了社群的重要性，社會的價值導向從以公共利益為核心的外向型導向，逐步轉向以私人體驗為核心的內向型導向，自我成為情感表達與身份建構的重要場域。意大利學者雷娜塔·阿戈（Renata Ago）曾指出，在17世紀時的羅馬，人與物關系出現了重要轉變，即商品生產規模的擴大、物品持有量的增加，非但沒有消解物品的意義，反而推動人們為物品賦予了更豐富的個性化內涵。但何安娜教授強調，這一轉變早在 1400-1600 年間便已在全球范圍內出現。

基于這一前提，何安娜教授提出了本次講座的核心追問：物質文化與物品研究能否為我們印證這一社會變遷？我們能否通過物品，看到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從社群本位向個體本位的轉變？她對此做出了肯定回答，即在1400-1600 年的早期現代世界，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通過物品來彰顯個體性，表達自我意識、抒發自身情感。物品從承載社群集體價值的載體，逐步轉向成為個體表達自我、建構身份、寄托情感的重要媒介。為了論證這一觀點，何安娜教授通過來自全球不同地區、不同文明、不同社會階層的器物案例，完整呈現了早期現代世界人與物關系的轉變軌跡。

首先，她以墨西哥瓦哈卡州阿爾班山出土的、年代約為1400年的米斯特克黃金飾品為核心案例，確立了探討人與物關系轉變的原始參照。這件器物是墓葬中的祭祀禮器，其核心功能在于通過祭祀祖先，維系整個社群的凝聚與福祉。盡管這是獨一無二的單件手工制品，但其價值與意義完全依附于社群集體，而非任何獨立個體，它代表了早期現代之前以社群價值為核心的典型物品形態。

推動物品從承載社群價值向彰顯個體價值轉變的核心驅動力，則是物品的大規模生產。何安娜教授接著以一件明萬歷時期生產的福建漳州窯青花丹鳳朝陽圖盤為例，還原了16至17世紀全球商品貿易的圖景。在早期現代時期，以中國瓷器為代表的全球商品生產規模大幅提升，商品不再由精英階層專屬，普通民眾也能獲得與使用，由此形成了層級豐富、高度分化的全球消費市場。

當標準化的量產商品變得普遍易得且充斥市場，人們便產生了強烈的個性化需求，通過改造、定制、甄選特定物品，賦予其區別于大眾商品的獨特性，以此彰顯自身的個體身份，實現與他人的區隔。換言之，大規模量產非但沒有消解物品的個性化意義，反而反向催生了更為強烈的物品個性化需求。

何安娜教授隨后以三組器物論證了精英階層如何率先通過物品實現個體身份彰顯與社會區隔。第一組案例是日本室町時代的漆制胴丸兜頭盔，它造型夸張、裝飾繁復，完全不具備實戰功能。其核心價值在于儀式化表達，讓佩戴它的大名可以被快速識別。因此，原本用于防護的盔甲被改造為個體身份的視覺符號，實現了物品與個體身份的深度綁定。第二組案例則是奧斯曼帝國蘇萊曼大帝的定制珠寶頭盔，其功能邏輯與日本頭盔一致，同樣通過極致的定制化器物來彰顯最高統治者的個體權威，是精英階層借助物品實現個體表達的典型范本。在第三組案例中，何安娜教授以安特衛普生產的威尼斯風格玻璃、意大利生產的土耳其伊茲尼克風格陶瓷、荷蘭代爾夫特生產的仿中國風青花瓷為例，指出除物理層面的定制化改造外，精英階層還會通過選擇特定產地、特定風格的物品來賦予自身獨特的身份標簽。即便并非原產地的仿品，也能夠通過與特定產地、特定文化的符號綁定，獲得獨特的身份內涵，成為精英階層實現社會區隔、彰顯個體品味的重要載體。

何安娜教授同時也強調，物品的個性化表達并非精英階層的專屬特權，普通民眾同樣能夠通過日常物品實現個體性的彰顯與自我建構。對此，她先以印度萊帕克希維拉巴德拉神廟天頂上的“濕婆與帕爾瓦蒂婚禮”主題壁畫為例。畫面中的侍女群像均為普通階層女性，但創作者以高度個性化的方式呈現了每一個人物，使每位侍女都擁有獨一無二的發型、配飾與服飾紋樣。這說明在16世紀的印度社會，即便在普通民眾間，個體性的表達也已成為重要的社會共識，而服飾、珠寶這類日常物品，正是普通民眾表達個體性的核心載體。此外，何安娜教授又以貨貝在非洲約魯巴地區的流通與使用為補充案例。這種全球范圍內大規模流通的標準化普通商品，傳入非洲后深度融入了當地的儀式實踐，被普通民眾賦予了個性化的精神內涵，成為個體自我表達的符號。兩個案例共同表明，人與物關系的個體化轉向，早已滲透到早期現代社會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

最后，何安娜教授以兩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展現了早期現代世界中，個體自我最直接、最極致的物質化表達。第一個案例是佛蘭芒女畫家凱瑟琳娜·凡·赫默森（Catharina Van Hemessen）的自畫像。作為 16 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極為罕見的女性畫家自畫像，作品不僅還原了創作者的外貌，更在畫面中留下了明確的銘文，直接宣告創作者的個體身份，彰顯了女性創作者的職業身份與獨立的個體意識，是早期現代時期個體自我通過物品進行直接、明確自我表達的極致范本。另一個案例則是16 世紀晚期莫臥兒王子贈予比卡內爾王公的長袍。傳統史學中，這類絲綢長袍常被視為帝國彰顯政治權威的外交符號。相關學者研究卻發現，這件長袍的紋樣為一對男女對視的親密人物圖案，且工匠在縫制過程中刻意將其置于服裝的視覺中心。由此這件貼身衣著超越了純粹的政治外交屬性，成為連接贈予者與接收者私人情感、個體關系的專屬載體，是公共政治物品走向私人化、情感化與個性化的典型代表。

通過以上層層遞進的案例梳理，何安娜教授生動展示了早期現代世界全球范圍內物品如何從以社群集體價值為核心，逐步轉向以個體表達、身份認同和情感寄托為核心。這也充分說明物質文化能夠揭示傳統文獻史料無法呈現的社會變遷、個體意識興起與全球聯系，為歷史學的核心議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

講座尾聲，現場聽眾反響熱烈，師生圍繞大規模量產商品紋飾的“去個性化”與個性化需求之間的張力、如何理解秦始皇陵兵馬俑所呈現的“非公開的個體性”、如何區分藝術作品中的細節豐富性是源于技術工藝進步還是個體化表達需求等問題進行了交流討論，何安娜教授均逐一作出了細致的回應與解答。

劉朝暉教授在總結中指出，何安娜教授研究的核心價值在于將物質材料與文獻材料深度融合，回應歷史學的根本議題，這也是歷史、考古、藝術史等學科共同的核心追求。

攝影/黃一汀

（文中使用器物圖片均由何安娜教授提供）

來源：李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