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平涼前些年出過一樁典型的“夫妻檔”腐敗案，主角是平涼市委原常委、政府原常務副市長黃繼宗，以及他的妻子于改香。這樁案子在網上之所以反復被翻出來講，不是因為受賄數額驚人——黃繼宗多次非法收受、索要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幣共計1844萬余元，在落馬的副廳級干部里這個數額并不算頂尖，而是因為這家人的日子過得離譜:一萬塊的煙灰缸說買就買，交警貼罰單她甩錢叫囂，連給婆婆敬酒不喝完都能當場把白水澆人家頭上。需要先糾正一個網絡上流傳的細節，標題里所謂“19年雙規”并不準確，平涼市委原常委、政府常務副市長黃繼宗被查的準確時間是2020年1月16日，“雙開”是同年5月才正式公布。

黃繼宗這個人，起點其實不差。他是甘肅慶城縣農家子弟出身，1983年參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83年到2001年擔任正寧縣縣長這十八年里，這人是真的下過苦功的，嚴守紀律也勤懇辦事。他在這段時間經人介紹認識了林場長大的于改香，組建了家庭。早年的于改香在鄰居眼里是出了名的能干持家，黃繼宗跟什么人交往、怎樣交往，于改香都積極參謀、把關，她曾多次當著送禮人的面，把禮品扔出去，甚至還拉著黃繼宗把一些別人送來而又退不回去的錢交給紀委，儼然是家里的“紀檢員”。這種夫妻關系，在基層干部家庭里算得上一股清流。

轉折點卡在2006年。當年黃繼宗在干部考察中排名靠前，自認為提拔已成定局，結果組織綜合考量后把位子給了別人。一些人跟于改香吃飯的時候開玩笑說“你當著家呢，你拿出來500萬他就當上了嘛”，于改香聞言痛哭一場，將黃繼宗落選的原因歸結為沒有送錢送禮。這句酒桌上的玩笑話，把這個家庭原本的價值坐標徹底掀翻了。于改香從此認死了一個理:沒錢寸步難行。黃繼宗對妻子這種扭曲認知不僅不糾偏，反倒默許附和，夫妻倆從此心思一致地向錢看。兩年后黃繼宗升任慶陽市副市長，正好趕上分管城市建設規劃這塊“肥差”，口子一開就再難合上。

“夫妻店”的運轉模式很有意思，紀委辦案人員后來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是“摟錢的耙子”、一個是“裝錢的匣子”，形成了“分頭撈錢、集中管理”的模式。于改香本身是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本不該經商，可她借著丈夫的關系開起了石油公司，通過給油田打井隊提供泥漿料，第一年就掙到了120萬元。之后家族生意越鋪越廣，遍布油田、小額信貸、房屋裝修、城市綠化等多個領域，短短4年就獲利1400余萬元。光這還不夠，夫妻倆把受賄款和經商所得攪在一起，以關心企業發展、緩解企業困難為名，先后給3家企業放貸2800多萬元，僅利息就獲得973萬余元。

于改香在慶陽人嘴里被叫做“于姐”，這個稱呼她受用得很。在黃繼宗無原則的忍讓下，于改香更加有恃無恐，對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司機和身邊老板張口就罵，在罵人不過癮的情況下，又開始動手打人，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基本都挨過她的打，一言不合，抬手就是一耳光。還有一次家庭聚餐時，于改香因為婆婆沒有喝她敬的酒，一怒之下，竟當著黃繼宗的面將一杯水對婆婆當頭澆下，黃繼宗卻敢怒不敢言。后來黃繼宗自己向辦案人員懺悔，說“我自己就做成這個樣子，我有何臉面去說他們，我收人錢，拿人家東西，我自己不正，我怎么去說別人”。

受賄所得的別墅裝修費用高達200多萬元，中餐廳、西餐廳分門別類，棋牌室、練歌房一應俱全。黃繼宗熱衷戴名表，一塊手表30多萬，他喜歡喝名酒，對茅臺酒情有獨鐘，在蘭州、慶陽等地多處住所內儲藏著近百箱茅臺酒，以至于其妻在轉移財物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轉移他的茅臺酒。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徹底走樣，于改香甚至教育子女“能掙錢是本事，會花錢是藝術”，夫妻倆還互相用錢拉攏孩子爭寵。把官位、家庭、子女全部異化成錢的附庸，這種家庭的崩塌是從精神層面開始的。

2020年1月16日組織上正式立案，黃繼宗起初還想耍小聰明，迫于形勢搞假投案刺探虛實，交代問題避重就輕，處心積慮對抗組織審查調查，企圖蒙混過關。他的司機李某在外面望風，得到風聲后立即通知于改香連夜轉移財物，茅臺酒首當其沖。這些動作在專業辦案人員面前都是徒勞。2022年3月16日，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以被告人黃繼宗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100萬元，隨案移送的贓款贓物，依法沒收，上繳國庫。于改香也因涉案受到相應處理，其本人“吃空餉”和違規經商的問題在通報中被點名。

把這樁舊案放到2026年的當下來看，意義更清楚了。今年1月14日召開的二十屆中央紀委五次全會，繼續把整治“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整治家族式腐敗列為重點。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2026年第一季度，全國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和處理37.6萬人次，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立案行賄人員9066人，移送檢察機關983人。僅2026年3月一個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就發布了88名黨員、干部接受審查調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5名。一季度通報里被點名的“縱容、默許配偶子女利用職權謀利”這類問題，幾乎每月都有典型案例。黃繼宗于改香這種“夫妻店”模式，正是當下監督機制重點織密的網眼。

回過頭看這個案子，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于改香買了多貴的煙灰缸，也不是她打了多少人，而是一個曾經主動把禮品交到紀委的女人，如何在二十年內變成了把白水澆向婆婆的“于姐”；一個農家子弟出身的縣長，又如何因為一次落選就把組織二十年的培養換成了一千八百多萬的贓款。和臺灣地區某些政治人物把家族企業、親屬任用當成公開操作、還要打著“民主自由”旗號自我開脫的做派比起來，大陸對“夫妻檔”“父子兵”式腐敗的清查從不含糊，案件一旦坐實就依法到底。權力一旦失去敬畏，家風一旦失守底線，夫妻同心也只能同心走向鐵窗，這是這樁舊案在2026年依然有人翻出來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