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權 蓉

地鐵開往

阿爾山

自從開始小二十站的地鐵通勤后，我就有了“北京的命”。

誰說呼和浩特市是小城市我都要現(xiàn)身反駁一下。

大家調(diào)侃，在呼市，二十站就是一個村進去、從另一個村出來。倒也是，進站還是平原，出站就見大青山。

從地下走，地面的風吹草動自然一水兒地就告別了。每每地面交通踏足二環(huán)內(nèi)，都是繁華世界，堵車能容忍，看路邊廣告畫面也覺得新鮮。

二號線清寂得很。去往塔利東，逐漸空蕩蕩地差不多只剩自己時，我就想寫些小說。晃晃悠悠的車廂里泛起忽明忽暗的種種，寫相遇、寫錯過、寫離別、寫迷失、寫打破、寫千軍萬馬、寫孑孓一生、寫驚鴻一瞥、寫恩斷義絕……

可回程，開往阿爾山路方向去，人漸漸增多，一站一站，像扔了一把把泡騰片似的，鬧騰喧囂中升騰起細密人氣的喜悅四處彌散，就不想寫了。有什么值得寫呢？寫“從終點站坐起的人永遠有座位”？

坐多了二號線，去到隔壁一號線，猶如劉姥姥進大觀園——車廂整體廣告是怎么貼合上去的，四面八方，嚴絲合縫，主打一個色系飽滿。有時太飽和，頭都不能抬，怕累著眼睛。

有時是眼睛的事，有時卻是年紀的事。看乘客從周一的精致，到周五的潦草，再到周末的“看不懂”——不僅因為上一站是高校，大學生多，還因為年輕人的穿衣季節(jié)，總是不按理出牌。常服氣地看著有時動人有時凍人的青春洋溢的他們，當然，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已不再年輕。

除了廣告，地鐵里還新擺出了自動文創(chuàng)販賣機，里面大多是冰箱貼，這東西現(xiàn)在多得冰箱都不夠用了。

我的愛人小時候收集水滸卡，大人看他集得辛苦，本著支持的心態(tài)給買了一箱面，不過要求一天拆一個。他歡天喜地拆了一個：神行太保戴宗；第二天又拆：神行太保戴宗；第三天：神行太保戴宗；第四天……那一箱拆完了，全部是這個卡。他說，《水滸傳》里有誰、排行多少、叫啥他可能不知道，但神行太保戴宗這個人他一輩子忘不了。

前些年，我的第一套十來個冰箱貼，就是轉(zhuǎn)述他給我講過的這個小故事，被動獎勵得來的。

有時，我也在地鐵里被動地聽一小段別人的人生。他們打電話或者聊天要素齊備，加上對陌生人無忌，細節(jié)豐富、情感真摯，不想聽都會被磁吸過去。

地鐵里還常有外放的人：霸道總裁的配音不錯，但是情節(jié)有時讓人臉都聽綠了；最抓人的要數(shù)短劇，情節(jié)狗血，但緊要關頭，外放的人下車了，留在車上的人對視一笑，心照不宣。

最多的是放音樂的，聽人唱“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發(fā)現(xiàn)把呼和浩特市的名字選一選，也很起范兒。我在諾和木勒等你、我在哈勒布特等你、我在和林格爾等你……姐姐說，得嚴選，要是東瓦窯、刀刀板、小黑河，聽著就像收賬的。

有時，我會帶著都都一站一站地去看地鐵站那些不同的設計。可她幼兒園文憑，什么都想要計數(shù)，什么都想要用數(shù)字量化。

比如人民會堂站“學習強國”的大幅廣告，她想要數(shù)清上面畫了多少個人；車站那些懸掛拼起來的呼和浩特，她想數(shù)一下那白色裝置的有多少塊；還有蒙古馬精神那面墻，她想要數(shù)清有多少個詞、多少匹馬……

當然，許多想要知道的數(shù)量我們都沒有數(shù)清過。

大約因為是小朋友，一切都興致勃勃，無論多趕時間，每個禁止標識、大幅廣告、指路標牌，都要理直氣壯地讀一遍再走。

地鐵口新貼的四聯(lián)禁止標識，都都指讀：“這個是不要擺攤、這個是不能帶狗、這個是不能亂扔垃圾、這個是吃的不能帶走。”

我看著她說的“吃的不能帶走”那個“禁止行乞”的畫面，措辭了好久，還是沒能給她徹底講明白。

地鐵里有人拎了活魚，充氣的袋子上面寫著“黃河魚”的字樣。魚在一個透明水袋里看著旁邊密密麻麻的人，逼仄有限的空間里，它偶爾擺動一下尾巴。

注視著那條魚，突然就想，應該是要去一趟阿爾山的，真正的阿爾山。

算起來，我離阿爾山最近的時候是去烏蘭浩特市，有一年夏天出差，一下飛機，機場里許多許多的阿爾山的照片。出了大廳后，那大片的稻田和花墻，還有濕熱，像回到了南方。

每天下班，地鐵開往阿爾山路去。

一起出現(xiàn)的，還有那句“刷卡成功，請通行”。

細碎震蕩下來，只剩下兩個詞，一個是阿爾山，一個是成功。

我把這看成生活贈予我的一種指引和祝福。

——轉(zhuǎn)載自《內(nèi)蒙古婦女》雜志2025年第6期

來源：內(nèi)蒙古婦女媒體網(wǎng)絡工作中心

編輯：任美娟

校對：納荷芽、吳日東、劉海林

審核：包文榮、賈永來、特古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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