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一架飛機飛越法國、意大利和希臘領空。機上載有一名現(xiàn)任總理，即以色列人本雅明·內塔尼亞胡。此人正受到國際刑事法院逮捕令通緝，卻享有一種令人難以理解的豁免，這與相關締約國應承擔的義務并不相符。

事實上，依據(jù)《1998年羅馬規(guī)約》第86條，所有簽署該規(guī)約、并據(jù)此設立國際刑事法院的國家，都負有與法院全面合作的一般義務。

因此，法國和其他任何簽署國一樣，即便不逮捕內塔尼亞胡，也不應允許以色列在其放行之下進入本國領空。假如這架飛機上的乘客是俄羅斯總統(tǒng)弗拉基米爾·普京，或同樣受到國際刑事法院追訴的塔利班最高領導人海巴圖拉·阿洪扎達，外界又會作何反應？

這是自2024年11月21日國際刑事法院以戰(zhàn)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對內塔尼亞胡發(fā)出逮捕令以來，法國第三次允許這位以色列政府首腦飛越本國領空。僅此一項決定，就足以反映法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奉行的雙重標準政策：它們希望按自身選擇來適用國際司法。

自國際法院于2024年5月24日作出第三項命令以來，《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簽署國幾乎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預防和制止加沙嚴重的人道災難。

人道援助仍是零星進入，饑餓依舊被當作武器使用，軍用物資、軍民兩用物資和技術援助仍在持續(xù)提供給以色列，絕大部分民用和醫(yī)療基礎設施已被摧毀，等等。最嚴重的罪行仍在繼續(xù)，甚至據(jù)聯(lián)合國所說，已擴展到約旦河西岸很大一部分地區(qū)。聯(lián)合國表示，它擔心那里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強制遷移和人口清除現(xiàn)象。而這一切都在有罪不罰中發(fā)生。

法國的表現(xiàn)則令人遺憾。在逮捕令發(fā)出幾天后，歐洲和外交部長讓－諾埃爾·巴羅公開表示，法國未必會逮捕這位以色列總理，也未必會將其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按照巴羅的說法，在涉及非簽署國的情況下，法國必須尊重《羅馬規(guī)約》第98條規(guī)定的豁免。

無論是《羅馬規(guī)約》第27條，還是法院的相關判例，都不存在針對戰(zhàn)爭罪、危害人類罪和滅絕種族罪領導人的任何豁免。

幾個月后，這位歐洲和外交部長甚至要求聯(lián)合國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問題特別報告員弗蘭切斯卡·阿爾巴內塞辭職。這再次顯示出法國外交思路中的曖昧與搖擺。

例如，法國支持設立審理針對烏克蘭侵略罪的特別法庭。因此，它正進一步陷入一種不體面的雙重標準政策，并在助長一個由強權法則支配、毫無法律坐標的世界形成。

這種雙重話語之所以不可接受，在于它違背了國際刑事法院的精神。該法院成立于2002年。美國曾對國際刑事法院、其檢察官和法官發(fā)動激烈攻擊，也打壓與法院合作的巴勒斯坦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與此類似，這種做法有可能長期削弱國際法以及負責適用國際法的司法機構。

在這些攻擊面前，法國的立場十分模糊。盡管法方曾作出一些謹慎表態(tài)，而且遭到美國制裁的法官中還有一人擁有法國國籍，但法國從未公開要求擴大現(xiàn)行“阻斷條例”的適用范圍，而這本可用來對抗這些制裁。提出這樣的要求，才算得上是一個具體舉措，也才可能真正體現(xiàn)出對唐納德·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的反對。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曾發(fā)出一些最露骨的言論，呼吁摧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如今，因其對“全球蘇穆德”船隊作出的惡劣行為，他已被禁止進入法國領土。但這一象征性措施仍遠遠不夠。法國必須走得更遠，動用手中現(xiàn)有工具，為國際司法作出貢獻。

法國迄今一直是推動國際刑事法院建立和維護的重要國家。它在道義、法律和政治上都有義務捍衛(wèi)這家法院以及與之合作的非政府組織。法國無權自行決定誰可以被逮捕、誰不可以被起訴。這不僅是對受害者和那些需要這一司法保護傘的人群的侮辱，從長遠看，也會危及法院的效力。

這也損害了法國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的形象。相反，這些國家正越來越主動運用國際工具，南非在國際法院采取的行動就是例證。歸根結底，法國以及許多歐洲國家近期針對國際司法的一系列表態(tài)與“不作為”，強化了以色列的有罪不罰感。

這種普遍的有罪不罰氛圍，很可能使內塔尼亞胡得以繼續(xù)推進其破壞性行動，并說服特朗普攻擊伊朗，同時在黎巴嫩和敘利亞開辟新的戰(zhàn)線。

死亡、受傷和流離失所的人越來越多；被摧毀的民用基礎設施和住房也越來越多。結果正如人們所見：一個接一個沒有勝者也沒有敗者的沖突場域，對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的糧食供應造成嚴重后果，并帶來一場似乎仍看不到盡頭的經濟、生態(tài)與人道噩夢。

這是強權政治的結果，也是許多國家怯懦政策的結果。它們沒有勇氣為自身立國所依據(jù)的原則而斗爭，任由平民落入強者法則之下。這也是有罪不罰被奉為規(guī)則的結果，或者說，是國際司法被各國按自身意愿選擇性適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