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修訂本，唐曉峰著，中華書局，2026年4月出版，387頁，78.00元

唐曉峰教授的代表作《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源自其博士學位論文，經修訂與擴充后，于2009年正式刊行。由于從事歷史地理領域的研究，且我在北京大學就讀時，曾上過唐曉峰教授開設的多門課程，獲益頗多，因此該書初版出版后沒多久就購買并拜讀。但那時我還年輕，雖然感覺該書很有“意思”，充滿了值得深挖的“想法”，也解釋了我當時的一些疑惑，但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我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讀懂。

大概2021年前后，當我的研究重心從歷史城市地理、古地圖逐漸轉向中國古代政治地理結構（按照古人的說法就是“天下秩序”）時，再次拜讀了這部著作，這次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是從中獲取了不少知識，最為典型的就是書中對“天下”結構，也就是“天下秩序”（“華夷秩序”）形成過程的分析，及對“華”“夷”關系的討論，還有對“九州”經典地位確定過程和原因的分析，當然還有從“混沌”到“秩序”的王朝地理學的建構過程。在諸多內容中，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就是書中對“天下秩序”的描述和分析，雖然出版已有些年頭，但這方面的諸多觀點，依然超越了不少當前主流的研究者和主流認知。

禹貢九州

唐曉峰教授提出，在“天下秩序”的觀念下，中國古人構建的“天下”是由“華”“夷”共同構成的，一方面“華夷兩分”，“華”位于天下的中心，而“夷”則位于天下的邊緣且受到輕視；另一方面“華夷一體”，“華”和“夷”共同構成了天下，完整的“天下”兩者缺一不可。因此，“華夷兩分”和“華夷一體”一體兩面，只是不同時期的統治者基于不同需要，對其中某一面給予更多強調而已，與當前很多研究者強調的民族關系毫無關系，進而不難發現，部分研究者將特定歷史時期統治者對“華夷一體”的強調，解讀為當時民族關系的調整，甚至視為現代民族意識的濫觴，這種論斷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具體的歷史語境。

除具體知識之外，該書對我產生了真正意義上共鳴的是《緒論》中蘊含的諸多思想，讓我堅定了我在研究古代“天下秩序”時所秉持的研究視角。

唐曉峰教授在《緒論》中對“地理學”進行了細分，即“關于地理學，作為一套知識學問，我們可以看出三個層面的東西：地理知識、地理觀念、地理理論”（第6頁）。三者中最基本的是地理知識；然后是地理觀念和地理概念；最后是地理思想，也就是理論，其決定了地理觀念和地理概念之間的關系，以及組織地理知識的方式，說白了，就是決定了人們認知到的世界的樣貌。

如果明白了這一點，那么順理成章地就會意識到，作為“統領全局”的地理觀念和地理思想顯然是主觀的，進而也就是多元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整體上也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這涉及對包括歷史地理學在內的地理學研究本質的認知，對此唐曉峰教授在《緒論》中給予了明確表達：

原來，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有許多牽涉評價、選擇、認同、解釋、規劃的問題，在這類問題的背后，都有思想的因素、觀念的因素在“暗中”發揮作用。地理學不僅僅要描述世界，還要論證世界，而對于世界的論證，永遠是站在人們為自己選擇確立的思想、信仰、價值觀的立場上來進行的。在漫長的歷史中，人們究竟選擇以什么樣的思想、信仰、價值立場來對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進行評價、認同、解釋、論證？對這些問題的追溯反思，便屬于地理學思想史的研究。（第2頁）

之所以說這一認知涉及對地理學研究本質的認知，是因為地理思想決定了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所看到的世界，由此也就決定了，地理學研究的真正出發點，從來不是那個自在的“客觀”世界，而是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眼中、心中所建構的那個世界，即“主觀”認知的世界。

如果以此為出發點，回顧近代以來我們對中國古代各種地理概念的研究，就會發現其中不少研究將這些概念作為客觀事實來看待，典型的就是對歷史上“中國”的認知。譚其驤先生界定的歷史時期的“中國”在學界占據了主導，基于這一定義，大部分研究者將歷史上的“中國”不僅視為一個“國”，且是一個地理范圍確定的“國”，更是一種客觀存在、客觀事實，進而幾乎所有研究都將古代的“中國”作為一個客觀的政治概念和地理概念來看待。雖然有些學者意識到了“中國”一詞在古代還有著“文化”涵義，有著文化優越性的意味，但在分析時，則不經意間將這一詞匯的文化意味與地理和政治涵義區分看待。但如果回到歷史語境，歷史時期幾乎所有“中國”一詞都是文化優越性的展現，是古人主觀構建的結果，其中蘊含著中國古人認知“天下”的方式和對“天下秩序”的構建，也就是唐曉峰教授所說的是中國古人地理思想和理論的展現。對于這一主觀構建的過程，唐曉峰教授在該書第九章進行了系統論述，對此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時期“中國”一詞的本質，而這是一個具有現實意味的學術問題。

由于無論是地理概念、地理觀念，還是地理思想都具有主觀性，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時代性，甚至可以說是與文明綁定的，也即不同的文明以及文明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地理思想、不同的地理觀念和地理概念，因此不同文明以及文明不同階段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迥然不同的。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代織錦護臂

但近代以來，不僅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研究，而且中國古代史的研究，都試圖用現代地理學的概念、觀念、思想，以及框架、知識體系去理解中國古人構建的世界，對此唐曉峰教授在《緒論》部分多次給予了提示：

地理觀念，這些東西像元件、素材一樣，可以匯集建構不同的體系。中國古人關于地理學原本有一個體系框架，上面列出的那些觀念正是這個體系的核心概念。但是，西方現代科學地理學自十九世紀中晚期開始，逐漸占據了人們頭腦中地理學思維的統治地位，科學地理學框架遂成為唯一被認可的地理學框架，于是幾乎所有的地理學觀察都從這個框架出發。在這個背景下，人們在考察古代地理學的成就時，自覺或不自覺地，也以科學框架為準則了。在科學地理學框架中，客觀的、規律性的問題是核心內容，而禹跡、五服、華夏等觀念有較多的主觀性質，缺乏科學性，故不算“真正的”地理學，因此在地理學史考察的時候被舍棄。（16頁）

唐曉峰教授在這些論述中指出的問題，不僅涉及我們如何看待中國古人所建構的“天下”以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問題，如果將地理視為人類活動的舞臺的話，那么這一問題還涉及如何看待中國古人在他們自己搭建的舞臺上進行“表演”的問題。簡言之，即使時間、人物和事件相同，但如果表演的舞臺或者世界存在差異的話，那么我們講述的依然將是不同的故事，也就是不同的中國古代史，由此這是關乎中國古代史學科的本質問題。

基于此回顧學術史，就會進一步發現這一問題的意義。首先，在清末之前并沒有“中國歷史”這樣的研究議題，也幾乎沒有這樣的論著。梁啟超于1901年刊發在《清議報》上的《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了他認為在撰寫“中國通史”時應考慮的一些問題和概念，就目前所見，這應是較早討論如何撰寫“中國史”的論述。而他在其中分析的前兩個問題和概念，即“國史”的命名和“中國”的范圍就與“地理”直接相關。

首先是“國史”的命名，開篇梁啟超就提出“我國無國名”，這在今人看來頗令人費解，但如果回到梁啟超所處的時代，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雖然我們現代人已經習慣將從夏、商、周直至明、清的歷朝名號稱為“國號”，也就是“國名”，但在古代的正式語境中這些名號是“天下之號”，雖與“國號”存在密切聯系，但兩者存在本質區別，畢竟“朝”涵蓋的是“天下”。因此正如梁啟超在文中所述，這些所謂的“國號”實際上都是“朝名”，而不是“國名”；而且梁啟超沒有提到的就是，這些“國名”中沒有一個是“中國”。與此對應的是，之前歷朝撰寫的斷代史都是“朝史”，而那些“通史”也只是歷朝的歷史，而不是“國史”，更不是“中國史”。因此，梁啟超順理成章地認為這些“朝名”不能作為“國名”，更不能作為“國史”的名稱。

梁啟超接著說也不能使用“震旦”“支那”這些外國人給我們起的名稱，這一論述在今天也會被很多中國人所接受。然后他提到，如果將“國名”稱為“中國”或者“中華”的話“未免自尊自大”，這在今人看來同樣無法理解，但基于當時的地理思想，這是非常正確的認知。我們現代人往往將“中國”視為一個代表國家名稱的中性詞，但如前文所述，在古人心目中，“中國”一詞本身就意味著“中國”在包括文化在內各方面的優越性，尤其是與“四夷”和“外國”相對的時候。最后，在梁啟超看來，由于“我國無國名”，因此要給國史起個名稱的話頗為困難。最終無奈之下，他建議采用“中國”作為“國名”以及“國史”的名稱，理由是“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對于“雖稍驕泰”前文已經進行了解釋，但后半句在當時同樣有其道理，畢竟清末隨著“朝”的概念及其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認知逐漸瓦解，再加上在外交層面清人習慣用傳統中普遍用于“四夷語境”的“中國”一詞來與列強交涉，且列強也習慣用相應語言中表示“中國”的詞匯來指稱清朝及其統馭的地理范圍，因此在內外因共同作用下，當時“中國”已經逐漸被視為“國名”。但梁啟超在這方面的猶豫，可能更多的在于其作為清人，明確地意識到了“清朝”與“中國”的差異，由此將國名和國史命名為“中國”，有些別扭。

梁啟超

總體而言，在現代人看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國”一詞，在古代是一個代表著文化等諸多方面優越性的褒義詞，而其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則源自“地”以及附屬于地的“禮義”“德”等，由此即使是“中國史”這一概念本身，已經展現了古今對世界的不同認知，也即背后蘊含著的不同的地理思想和觀念。

然后梁啟超介紹了“中國史”應當涉及的地理范圍，即“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為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這在今人看來似乎理所應當。但將這一地理范圍推廣到古代，即以此范圍來討論之前各時期的“中國歷史”的話，似乎存在問題，這可能是梁啟超將國史稱為“中國史”時使其猶豫的另一個原因。

我們現代人已經習慣將“中國”視為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國”，且將譚其驤先生界定的歷史時期“中國”的地理范圍，認為是歷史上中國的地理范圍，但正如譚其驤先生所說，這并不是古人界定的“中國”。不同時期的古人對“中國”的地理范圍有著不同認知，“中國”最初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大致指的是京師和中原地區，到了隋唐時期地理范圍拓展大致相當于“九州”；最晚在五代才被視為一個“國”；雖然最晚到了明代，開始將“中國”視為“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國”，但清末之前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未曾將“中國”作為正式“國名”，其地理范圍與“朝”的直接統治范圍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到了清代中后期，其地理范圍才被拓展相當于清朝的疆域，但相當于“九州”的涵義依然被使用。

顯而易見，我們今人所認知的“中國史”的地理范圍，與不同時期古人所界定的“中國”，存在根本差異。而基于唐曉峰教授提出的認知，如果我們要理解歷史時期“中國”的地理范圍的話，那么應當首先要理解古人的思想，尤其是地理思想，才能真正理解歷史上的“中國”，且基于此構建中國人的“中國古代史”。因此，這確實是一個涉及中國古代史學科本質的問題。

不僅如此，讀者可能注意到了，前文中在提到通常被稱為“王朝”的那些朝代時，我使用的是“朝”一詞。這是因為，如果分析古人的地理概念的話，那么會發現“王朝”和“皇朝”是漢朝人“發明”的詞匯，且在此之后，“王朝”通常被用于指稱夏、商、周，而“皇朝”則更多被用于指稱秦、漢直至清的諸朝。之所以存在這樣的差異，是因為在漢朝及其之后歷朝的古人看來，“王朝”的統治者是王，其統馭的并不是“關下”，而“皇朝”的統治者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僅僅這一簡單的詞匯，也展現了今人所認知的中國史與古人存在何等巨大的差異，這同樣涉及對地理概念的不同認知，進而反映了不同的地理思想。

除此之外，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天下”“邊”“疆域”“?！钡戎T多地理概念，確實如唐曉峰教授所說，我們對它們的理解，是從今天入手的，除受“科學”觀念影響之外，還受到現代民族國家和領土國家的概念和知識框架的影響。

除了這些宏大的系統性概念和理論之外，其實古今地理思想的差異還反映在一些具體地理知識方面，典型的就是對“河源”的認知。由于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河源”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國古代對于黃河源頭的關注、討論，甚至實地探查持續不斷。以往關于中國古代河源認知的研究往往認為，通過不斷地實地考察，古人對河源的認知逐漸從錯誤走向正確，這顯然是受到現代科學地理思想影響得出的結果，并不符合古人的地理思想。通過對文獻和地圖的分析可以發現，雖然唐代之后對“河源”進行了多次實地探索，但在今人看來完全錯誤的“伏流重源”說不僅沒有喪失主流地位，而且還將這些實地考察的結果盡量囊括了進來。由于對“河源”的認知屬于中國古代地理知識框架或者概念體系的一部分，受到古代地理思想和觀念的影響，因此單純的考察并不能帶來地理知識框架或者概念體系的“知識革命”，更無法推翻原有的地理思想；相反，考察獲得的地理知識，通過原有地理思想的解讀，被放置到原有的地理知識的框架和概念體系中。

《華夷圖》中對河源的描繪

那么，如何處理古今地理思想差異對研究的影響？唐曉峰教授在《緒論》中也給出了答案：

現在，有的地理學史研究是把古代的一些零星知識記錄搜集匯總起來，然后按照科學的標準做重新歸納。用今天科學的框架來重新“格式化”古代的地理知識，不能說沒有意義，但不能徑直認為它們就是古代存在過的地理“學”……要考察古代的地理“學”，必須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觀念，才能進而抓住體系，才有可能發現甚至復原古代地理學的整體框架。（17頁）

具體就是：

今天，若欲重返歷史，反思古代地理學的發展，我們必須首先追回中國、禹跡、九州、神州、五色土、五岳、天下、五服這一批概念，進而考察其內在的相關性。應該說，這算是復原中國古代地理學體系的一條必行路徑。（同前）

我近年來對中國古代地圖以及對與中國古代政治地理結構相關的概念和框架的分析正基于這一思路，而且確實取得了不少成果，至少讓我意識到古人用于認知世界的地理思想與我們今天完全不同，進而古人看到的世界與我們今人看到的也存在本質區別。不過，“研究古代的地理思想，抓住觀念，才能進而抓住體系”雖然說起來很容易理解，但做起來卻是困難的，畢竟我們現代人受現代科學和領土國家、民族國家等概念的影響太深了，很多時候不經意間就會在研究中摻雜現代認識。

整體而言，唐曉峰教授在《緒論》部分對地理知識、觀念和理論的討論，對這幾者中所蘊含的主觀性的強調，進而提出中國古代的地理思想與當前存在本質差異，而我們應當回到歷史語境對此進行分析和討論，是該書理論層面最大的貢獻。這些認知不僅會影響我們對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理解，也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不過，唐曉峰教授這部著作的《緒論》似乎被一些讀者所忽略，而且令人詫異的是，該書似乎也被不少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地理結構和歷史地理的研究者所忽略，否則關于中國古代地理（學）和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早應廣泛意識到研究中存在的根本問題。

在《緒論》之后，唐曉峰教授按照上述思路，在書中對中國先秦時期地理學思想的演變，以及時人對地理秩序的構建進行了分析，而核心結論就是該書的正標題——“從混沌到秩序”，簡言之就是王朝地理學建立的過程以及王朝地理學的特點。這些內容在書中都有具體論述，這里不再展開介紹。只是需要強調的是，書中涉及的不少觀念，如“天下秩序”“九州”“中國”，雖然學界存在著諸多研究，但缺乏對這些概念的淵源，或者說背后所蘊含的地理思想的討論，或者說以往的相關研究多是對這些概念本身的討論，而沒有討論為什么會出現這些概念，以及這些概念背后更深層的地理思想。唐曉峰教授的這一著作恰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在我看來，以往對這些概念的分析之所以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傾向于用現代地理思想和知識體系來理解這些概念，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未能對這些概念“追本溯源”。

最后，正如唐曉峰教授所說，我們現代人經歷了現代科學的洗腦；不僅如此，還有無所不在的“現代”的洗腦，距離古人的世界已經極為遙遠，對他們思想的認知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現代”的影響。唐曉峰教授作為現代研究者當然也是如此，如其在書中將夏、商、周稱為“王朝”，這是所有現代研究者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問題，包括在研究中力圖回到歷史語境的我。但只有意識到且重視唐曉峰教授提出的問題和研究視角，才能使我們逐漸、逐步意識到“現代”的影響，有意識地向古人的思想靠攏，雖然這點可能永遠無法真正達成，但由此會使得我們對過往保持敬畏，而不是沾沾自喜地自以為理解古人、理解古人的世界，然后將自己的認知強加給古人，并認為這就是古人的認知以及他們認知的世界。

正是由于該書對研究中國古代地理學以及中國歷史具有重要價值，因此雖然過去了近二十年，但其修訂本的出版在當下仍具重要的學術意義，尤其是在書中的思想并沒有得到廣泛重視，甚至沒有被廣泛意識到的情況下。

回到歷史語境理解中國古人的地理思想及建構的地理秩序，是理解我們歷史的基礎，在當前強調各文明歷史主體性的這個時代，這點顯得尤為關鍵。不僅如此，這樣的研究思路，會讓我們意識到文明及其歷史進程的多樣性，而不是用線性，尤其是單線性的視角去觀察、理解和敘述各文明的歷史，進而也就會讓這個世界意識到包容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