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一份由政府支持、措辭嚴厲的報告警告稱，英國正面臨“失落的一代”風險，因為16歲至24歲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的青年人數，已升至100多萬。

英國官方統計顯示，大約13.5%的年輕人既沒有工作，也沒有在學校就讀。在18歲至24歲人群中，這一比例升至15.8%，接近每6人中就有1人。相比之下，荷蘭的對應比例在十多年里一直低于5%。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由于其采用更寬泛的15歲至29歲年齡區間，統計結果會更高一些，荷蘭去年的“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比例為5.3%。

決議基金會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指出，如果英國能達到荷蘭的這一水平，那么如今將會多出60萬名18歲至24歲的年輕人在學習或工作。

包括決議基金會和青年未來基金會在內的獨立智庫，近期開展的比較研究顯示，荷蘭“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比例之所以在歐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中都處于最低水平，是幾十年政策積累的結果。

荷蘭的做法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職業教育、強調參與和康復的福利安全網，以及讓企業更愿意雇用年輕人的財政激勵。研究人員表示，讓年輕人留在教育體系內至關重要。2024年，英國18歲至24歲人群中有43%在接受教育，而荷蘭這一比例為67%。在18歲人群中，兩國分別為66%和80%。到24歲時，荷蘭仍在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比例為43%，是英國21%的兩倍。

教育的類型或許更為關鍵。在荷蘭，技術教育受到高度重視。中等職業教育被視為荷蘭勞動力市場最主要的人才來源，也常被稱為“經濟的基礎”。在荷蘭，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16歲至19歲青年中，近70%就讀于中等職業教育學校；此后，25歲以下人群中又有35%進入技術類或職業類大學學習。英國方面，2024年18歲至21歲人群中，只有22%在接受職業課程教育。

阿姆斯特丹大學科學與社會學教授、荷蘭前教育大臣羅貝特·戴克格拉夫表示，職業教育對于幫助人們在工作和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至關重要。

“荷蘭同樣存在‘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的問題。”他說，“這與職業培訓密切相關。我們應當把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都看作對社會同樣重要，并給予同等對待。”

他說：“職業教育不僅是讓人們為進入社會、進入工作做準備的載體，它很多時候也是一艘救生艇。”他還補充說，荷蘭那種每周工作4天、接受1天職業培訓的制度非常關鍵。

他表示，職業學校與雇主之間合作緊密。他還舉例說，一名教師曾幫一位處境脆弱的學生在一家修鞋店找到工作，這名學生當時說：“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知道社會看見了我的價值，知道社會需要我。”

戴克格拉夫說，那些“有技能、也聰明”的年輕人，面對的是賣方市場。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我常開玩笑說，教育就像找透明膠帶的開頭——很讓人沮喪，但只要你找到了開頭，后面就能一直順下去。”

至關重要的是，荷蘭的職業教育始終與基于工作的學習或學徒制結合在一起。到19歲時，超過一半的荷蘭年輕人已經有了工作場所經驗，也因此積累了人脈，這使他們從學校走向勞動力市場的過渡更順暢，也更有緩沖。英國擁有這類經驗的年輕人則不足五分之一。

研究人員表示，荷蘭“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比例較低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其福利國家體系。2004年的《工作與社會救助法》大幅將福利和社會救助項目下放給各市鎮。

這一結構性轉變，使政策重心從集中的官僚模式，轉向更具個性化和地方化的體系。決議基金會指出，這種變化在心理健康和長期疾病等問題上的影響尤為明顯。與英國年輕人類似，荷蘭年輕人報告的抑郁和焦慮比例，在歐洲也屬于較高水平。但這并沒有轉化為較差的參與結果。

研究人員說，在英國，申領失能福利的年輕人，可能數月甚至數年都得不到真正的制度性接觸，也沒有明確的就業相關要求；而在荷蘭，地方議會會提供量身定制的參與項目，包括心理幫助、補貼性就業和專項培訓。

鹿特丹市議會就業事務負責人蒂姆·費爾斯內爾表示，面對近期青年失業上升，鹿特丹采取了更強調關懷的策略，并推出高強度課程。市議會與當地知名雇主以及一家輔導機構合作，重點支持長期失業的年輕人，這些人往往成長于家庭暴力環境，或長期受到心理健康問題困擾。“我們過去的做法，主要圍繞教育和如何更好進入勞動力市場展開。”

費爾斯內爾說，“現在我們轉向了一種更強調照護的方式：心理韌性訓練、物質使用方面的幫助、金融素養教育。也就是說，我們更關注完整的人生處境，而不只是職業培訓和申請職位。”鹿特丹地方政府還會為長期失業青年支付最高70%的工資。“一個人只要開始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都會改善：心理穩定性、心理健康、身體健康、自我評價。”

最后，荷蘭的制度也承認，要維持較低的“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比例，離不開愿意雇人的企業。英國雇主抱怨初級崗位員工成本過高，而荷蘭長期以來一直通過財政政策，實際上為青年就業提供補貼。

青年未來基金會特別提到，荷蘭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計劃降低了工資稅，并為雇用年輕員工的企業提供直接的經濟利益。例如，“青年勞動者補貼”規定，若企業雇用一名每周合同工時至少32小時的年輕人，每年可獲得3500歐元補貼，約合3000英鎊。其后續政策“勞動成本優勢”則通過稅收優惠，最多可將工資成本降低6000歐元。

當然，這需要財政投入。2011年是英國目前可獲得相關數據的最新年份。當年，英國在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上的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5%，在招聘激勵和就業補貼上的支出僅占0.01%；荷蘭對應比例則分別為2.3%和0.5%。

研究人員表示，荷蘭帶來的重要啟示在于，降低“未接受教育、未就業、未參加培訓”比例，不可能依靠零敲碎打的措施或臨時性補助實現，而需要教育體系、福利供給和企業激勵三者在核心層面形成協同。

米爾伯恩說：“歸根結底，這到底關乎什么？關乎一些結構性問題：他們把職業教育和對職業教育的投入放在優先位置。荷蘭的制度整合度更高，他們能把各方面力量擰在一起。”“還有最后一點，他們似乎做對了，而我們做錯了：雇主從一開始就更深地參與教育體系。所以，孩子們會更早熟悉雇主，熟悉工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