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民警因“人情案”被處分后仍參與辦案，被害人當面向民警陳述的還款事實未被記錄，受害方缺乏客觀證據，錄音顯示被告人始終表示“欠錢會還”，銀行催收記錄間隔僅1天，同一筆“備用金”遭民刑雙軌追訴。這起發生在山東省蘭陵縣的刑案，留下多個待解的程序之問。

【編者按】
本文依據一審刑事判決書、辯護人補充質證意見等法律文書撰寫。案件尚在二審審理階段，一審判決尚未生效。本文客觀梳理控辯雙方爭議焦點，不代表司法定論。最終結果以生效判決為準。

案件背景

2024年11月，山東省蘭陵縣居民倪某因涉嫌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被刑事拘留。2025年底，一審法院作出判決：

詐騙罪：倪某虛構“能辦理土地變更、建房手續”等身份，騙取三人共計22.27萬元。

信用卡詐騙罪：倪某名下平安、興業、交通三張信用卡惡意透支，本金合計約8.4萬元。

量刑：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罰金7萬元，責令退賠30.2萬余元。

倪某不服，已提起上訴。

爭議焦點一：辦案人員回避與“人情案”嫌疑

辯護方指出以下情況：

第一，紀委已認定“人情案”。偵查階段，被害人家屬在辦案現場對倪某拍照，民警未制止，照片后被四處張貼。倪某家屬舉報后，當地紀委認定該民警存在“辦理人情案、關系案”問題，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但處分之后，該民警仍繼續參與本案偵查及補充偵查。

第二，被害人對民警陳述的還款事實未被記錄。倪某已償還5000元。被害人陳某某在接受該民警詢問時，明確告知對方倪某已經歸還了5000元。但辦案民警在制作筆錄時，未將該對倪某有利的事實記錄在案。

第三，超長羈押問題。倪某自2024年11月15日被刑事拘留，至一審判決時已羈押超過一年。

一審法院認定：紀委處分不等同于《刑訴法》規定的法定回避情形，故不予支持回避申請。對于被害人陳述未被記錄、超長羈押等問題，一審判決未作專門回應。

爭議點對照：

辯護方主張：紀委認定“人情案”，民警應回避

一審裁判邏輯：黨內處分不等同于法定回避情形

辯護方主張：被害人陳述還款事實未被記錄

一審裁判邏輯：一審未就此問題作出回應

辯護方主張：超長羈押，程序不公

一審裁判邏輯：未在判決中專門論述

爭議焦點二：詐騙罪的核心證據問題

辯護方指出以下情況：

第一，受害方缺乏客觀證據。關于辦理土地變更手續的詐騙指控，受害方未能提供客觀書證或物證證明倪某以“辦事”為名索要錢款。主要依據為被害人陳述這一言詞證據，缺乏轉賬記錄、借條、協議等客觀證據予以佐證。

第二，錄音內容對被告人有利。受害方提供的通話錄音中，存在被害人引導性提問的情形。倪某在錄音中始終表示“我欠你錢，我會還你”，未否認債務關系，也未承認“以辦事為名詐騙”的指控。辯護方認為，這更符合民間借貸糾紛的特征，而非“非法占有目的”的詐騙行為。

第三，“借款”還是“辦事經費”之爭。辯護方主張多數款項為借款，轉賬記錄中備注有“轉貸款用”等說明。關于已償還的5000元，被害人當面向民警陳述過這一事實，但未被記錄在案。

一審法院認定：倪某虛構身份能力，以代辦手續為由收取錢款，事后未辦成任何事項，錢款用于償還個人債務，符合詐騙罪構成。

爭議點對照：

辯護方主張：受害方缺乏客觀證據，僅有言詞證據

一審裁判邏輯：被害人陳述與證人證言、轉賬記錄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鏈

辯護方主張：錄音中倪某始終表示“欠錢會還”，無詐騙故意

一審裁判邏輯：倪某虛構身份、收款后未辦事、錢款用于還債，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爭議焦點三：信用卡詐騙罪的證據問題

辯護方指出以下情況：

第一，催收間隔僅1天。某銀行催收記錄顯示，三次催收時間為2024年5月5日、5月6日、5月9日，最短間隔僅1天。依據相關司法解釋，兩次有效催收之間應至少間隔三十日。

第二，“備用金”是貸款不是透支。某銀行發放的71000元“備用金”，信用卡授信額度僅24900元，無法透支71000元；“備用金”一次性發放、按月等額還款，與透支模式完全不同。該銀行已于2024年9月就該筆欠款提起民事訴訟。

第三，本金應剔除利息滯納金。指控欠款中包含了利息、滯納金，而信用卡詐騙罪數額只計算本金。一審法院未作區分。

一審法院認定：倪某的行為符合信用卡詐騙罪構成要件，催收以銀行名義作出、委托第三方實施合法，未對催收間隔、“備用金”性質等問題單獨回應。

爭議點對照：

辯護方主張：催收間隔僅1天，不符合“至少三十日”的規定

一審裁判邏輯：催收主體合法，未對間隔問題單獨回應

辯護方主張：“備用金”是貸款，不應計入信用卡詐騙數額

一審裁判邏輯：未就“備用金”性質單獨論述

辯護方主張：本金應剔除利息滯納金

一審裁判邏輯：未作區分，直接認定銀行報送總額

本案的程序性疑問

第一，人情案的邊界。已被紀委認定“辦人情案”的警察，是否應繼續辦理同一案件？被害人當面向其陳述的有利事實未被記錄，是否違反了全面取證原則？

第二，詐騙罪證據標準。在缺乏客觀書證、錄音顯示被告人表示“會還錢”的情況下，僅憑言詞證據認定詐騙罪，證據標準是否足夠？

第三，超長羈押的合理性。在案件存在重大程序爭議的情況下，超過一年的羈押是否適當？

第四，“備用金”的刑事定性。以“貸款”實質發放的產品，逾期后應走民事還是刑事？

第五，民刑并行的協調機制。銀行已提起民事訴訟的同一筆欠款，刑事追訴是否應更加審慎？

本案的實體爭議——倪某究竟是在“借款”還是在“詐騙”——最終需要二審法院在全面審查后作出裁判，本文不做預判。

但本案暴露的程序性問題——紀委認定“人情案”后民警仍繼續辦案、被害人有利陳述未被記錄、詐騙罪證據以言詞證據為主、錄音內容對被告人有利、“備用金”定性模糊——其討論價值已超越個案。

二審裁判不僅關乎倪某一人的量刑走向，更將為同類案件厘清裁判思路、劃定程序邊界。

堅守程序公正，方能守護司法實體正義。

我們期待二審法院對這些程序性爭議給出更充分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