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興國學”的現實面前，如何評價歷史上的新文化運動，值得玩味。有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是，國學的衰落，是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新青年們“非儒”“非孝”“非禮”，“打孔家店”，在反國學。今天有不少人覺得新文化運動中批判“孝道”“禮教”，違背常理，匪夷所思。甚至有人站出來為綱常名教辯護，說“打孔家店”打錯了對象，中國實現現代化最大的障礙不在“儒表”，而在“法里”。那么，“打孔家店”，打錯了嗎？

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回到歷史，尊重歷史。從中國封建王朝到“五四”前夜，中國傳統文化與其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不如說是國人難以承受的重負。其中，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主干，兼具政治哲學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地位，難脫干系。關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學界從民國初年的復辟、專制、國教運動等角度，已多有探討。倘若認為這些理由尚不充分，不妨拉長鏡頭看看儒學在清代的表現。

茲以新文化運動中首當其沖的“禮教”為例。以禮為教，初衷是使人由野蠻走向文明。先秦時期提倡禮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響。中國被奉為禮儀之邦，儒學貢獻大焉。從原初義上說，所謂“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是對稱關系。然而現實生活中，禮教卻成了君對臣、父對子、男對女的單向要求。曾國藩在寫給長子紀澤的家書中曾明確說：“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曾國藩被推為“一代儒宗”，他的這句話具有代表性，真實地道出了禮教的本質。

到清代，禮教已是嚴重病態，它扭曲人性，制造愚民。什么樣的文化，造就什么樣的國民。對于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來說，禮教寄托了他們的人生信仰，代表了其人生意義。他們甘愿為禮教而獻身，他們去世后，又成為他人學習的榜樣。有清一代，為禮教殉身者數目驚人。禮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門。在浙江地區，不僅妻子要為亡夫“守節”，而且未婚之妻要為未婚而亡之夫守節，名曰“守清”；甚且有人為得貞節之名，故意讓女子締婚于已死之男子，謂之“慕清”。諸如此類的記載，在《清實錄》、地方志中不勝枚舉。禮教已發展到滅絕人性的地步，而多數民眾身陷其中，渾然不覺。

禮教由先秦的文明象征，至此已淪為社會不平等的淵藪，適同殺人的兇器。正是有鑒于此，1916年2月，陳獨秀發表《吾人最后之覺悟》指出：孔孟禮教貫徹于國民之倫理、政治、社會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廣。“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他們決絕地向“孔家店”尤其是禮教發起了前所未有的猛攻。“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吳虞的《吃人與禮教》，以“吃人”來形容禮教的罪惡，由上觀之，難道過分嗎？胡適等人發表《論貞操問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之節烈觀》等文，批判忠孝節義等儒家觀念，正是對癥下藥。

換一個方面，辯證地看，“打孔家店”與其說是在破壞中國文化，不如說是刮骨療毒，舊邦新命，打造“真國學”。

新文化運動激烈批判儒學，抨擊禮教，但并不反對中國文化的真精神。我們可借助錢玄同《孔家店里的老伙計》一文予以分析。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之一，錢玄同于1924年發表的這篇文章值得重視。他把“孔家店”分為兩類，陳獨秀、易白沙、吳稚暉、魯迅、周作人等人打的是“冒牌的孔家店”，胡適、顧頡剛等打的是“老牌的孔家店”。

所謂“冒牌的孔家店”，就是說，陳獨秀等人所批判的并不是“真孔學”。陳獨秀在《孔教研究》等文中曾表示，他“反對孔教，并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李大釗也承認，孔子確有不可抹殺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他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可見，新文化運動的主幟“打孔家店”，主要是打虛假的病態的孔學。

所謂“老牌的孔家店”，指的是歷史上的孔學，也可以說是“真孔學”。胡適等人發起“整理國故”運動，的確對儒家學說形成了強有力沖擊。但要看到，他們不是要徹底否定孔學。他們所打的主要是寶號中過時的貨物，用錢玄同的話說，是那些“蛀蟲、鼠咬、發霉、脫簽了”且不適用于現時代的部分。胡適晚年在其《口述自傳》中回顧說：“在許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對十二世紀‘新儒學’的開山宗師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這可以理解為，他們批判儒學，不是“打倒”而是“打掃”孔家店。“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他們是力圖用科學的方法“打造”適于現時代的國學，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

用發展的眼光看，今人所云之“國學”，正是中國文化經新文化運動洗禮后的產物。中國傳統文化到“五四”前夜已是積重難返。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的“民主”與“科學”、“打孔家店”、“整理國故”，中國文化就不可能得以洗煉淘涮，刮垢磨光，在自我批判的苦痛中實現自我提升。

總之，國學的衰落，并不源于新文化運動。國學之“復興”，則可從新文化運動算起。當下“復興國學”，并不意味著可以否定新文化運動，否定“打孔家店”。《大學》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論是對國學，還是對新文化運動，我們都應秉持這樣的態度，方不致迷失前進的方向。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張昭軍），內容略有刪減，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