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小說史學的現代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預流之學發揮了重要作用。什么是預流之學？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里的所謂預流之學包含了兩個層次：一是以新材料研求問題的新的時代學術潮流；二是像敦煌學這樣具有世界意義的新的學術潮流。

原文 ：《預流的學術與中國文學知識體系的建構》

作者 |宋莉華

圖片 |網絡

縱觀中國小說史學的形成和發展，得益于近代以來新的學術分類、歷史敘述、教育制度、文藝思潮的影響，許多新興學科的方法和思想被廣泛運用到研究當中，同時伴隨著海外訪書不斷發現的小說版本等新材料，使中國小說史學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成為一時之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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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流的學術探究中國古典小說

18—19世紀歐洲的漢籍目錄以及與之相應的“Bibliography”，對于發軔于20世紀初期的中國小說史學而言，可謂預流之學，不僅提供了當時國內稀見的通俗小說文本，而且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文學觀念、分類系統和學科體系。

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小說史學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學者們在此過程中一直努力進行方法論的探索，以預流的學術探究中國古典小說，以新材料、新方法研求新問題，特別是胡適，他以現代史學方法考訂作者生平家世與小說創作關系，這一研究引發了考證小說作者的熱潮。鄭振鐸、孫楷第、趙景深、容肇祖、顧頡剛、李辰冬等學者都于此用力甚勤，使考證小說作者成為一時學術風潮，并構成小說史學的重要一翼。

胡適的小說考證又衍生出另一脈絡，即用故事演進及母題生長來觀照中國小說的類型，以作者考訂、本事考異和版本校勘為基礎，貫以歷史的眼光，借母題的生長與擴張闡釋章回小說之演進。胡適的考證帶動了這一研究的興起，尤以鄭振鐸的《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水滸傳的演化》《西游記的演化》、胡懷琛的《中國小說的起源及其演變研究》、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的轉變》等成就為最高，影響遠播學界。

關于小說演變的研究，隨著敦煌卷子的發現，別生一脈，即關于佛經文學對中國小說發展的影響。陳寅恪通過考訂《賢愚經》《羅摩延傳》《慈恩法師傳》三個故事與《西游記》的素材來源，推演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故事演變之公例”。同時，陳寅恪就比較文學研究提出了方法論的主張：“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此外，心理學方法也被廣泛用于小說批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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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議題成為催生因素之一

歐洲現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肇始于文藝復興運動，系統化于17世紀，成就于啟蒙運動時期。18世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間節點，正是發生于此間的啟蒙運動，使現代知識體系得以確立。就現代知識體系中的中國議題來看，17—18世紀奠定了“中國”在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基本地位與知識傾向，“中國”在當時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歐洲各國文學到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已有了三四百年的積累，各國文學的民族性、民族特色逐漸顯現。啟蒙主義文學家們在追求自由、博愛、平等的價值的同時，開始反對“泛歐洲主義”，強調東西方各民族的文化與文學的獨特風格與民族特性。弗朗索瓦·貝尼耶、皮埃爾·貝爾、伏爾泰等啟蒙運動思想家在不斷變化的知識潮流中，利用儒家思想進行啟蒙，將亞洲知識傳統作為啟蒙運動遺產的一部分。可以說，在現代知識體系的萌發階段，中國議題成為這一體系的催生因素之一。

19世紀歐洲知識體系的構建方式發生轉變。荷蘭學者任博德在《人文學的歷史：被遺忘的科學》中提到：19世紀，人文學的很大一部分變“新”了，研究方法發生了很大改變，更趨向于實證性的文獻研究，修道院檔案被國有化，博物館館藏對公眾開放。語文學也經歷了從純古典到民族的變化。這些變化并非突如其來，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歐洲的浪漫主義時代，為了解放思想和釋放想象力，文學視域大為開闊。文學家們不僅熱衷于民間民族文化，更追求異域情調和東方趣味。浪漫主義時代的文學批評表現出了對歐洲以外的文學的興趣。與這種對其他民族及其歷史發生興趣的風潮相適應的，是民眾對通俗文學和民間傳說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中國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通俗文學正是在這一時期被大量引入歐洲，各大公共圖書館、私人藏書競相收藏漢籍。同時，隨著歐洲的學術發展，逐漸形成了西方學科視域中的中國文學知識譜系。18—19世紀，西方印刷出版的商業化帶來了圖書市場的繁榮，職業化寫作出現，“literature”的內涵發生很大變化，逐漸具有普遍、通用的含義，涵蓋詩歌、小說和戲劇等文類，語義則逐步向“美文學”傾斜，此前“literature”所包含的“博覽學識”“學術門類”“文獻索引”等義項則逐漸收縮，作為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的學科概念逐步確立。19世紀，隨著東方學、比較語言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民族學等知識領域的興起，世界文學史書寫方興未艾，歐洲學者試圖將當時大量譯介的中國文學也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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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學構建的探索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以西方文學觀念、文體概念、學科分類構建的中國文學知識體系，出現了文體錯位、中西術語交叉混用、文學作品歸類錯誤等諸多不適應癥。而且，經過西方學者的翻譯和闡釋，中國文學術語、文學經典事實上經歷了重構的過程，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評價標準殊異。某些轉換之后的文學術語，被日本學者借用，或經晚清學人移植，廣泛用于中國文學研究，并沿襲至今。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根源上梳理，側重于理論闡發、比較研究和學術史構建，重點圍繞三方面展開：

其一，文學術語考釋。每一領域內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用各學科的術語加以解說的。本研究對歐洲早期中國文學術語的生成加以考釋和理論闡發，嘗試勾勒西方學科視域中的中國文學話語體系建構歷史和基本特征，通過比較研究，彰顯中國文學的獨特譜系，揭示中國文學現代學術話語生成及演變的復雜面相。

其二，文學分類體系研究。西方漢籍目錄的編纂與中國文學的西傳幾乎同步，也是早期西方漢學建構中國文學知識譜系的最為重要的途徑。文學作品在書目中的著錄、分類及其位置，既是對文學文獻的整序，又涉及文獻背后的文學觀念、文學體裁的本體界定，以及文學知識體系的建構。目錄既為編纂文學史提供了基本資料，同時為理解歷史上的“文學”提供綱要性啟示，本身也構成了學術史的一部分。特別是19世紀以后，歐洲學者十分注重以編寫目錄的方式來研究文學史，這種實證主義的風氣曾影響歐洲早期的中國文學史寫作。

其三，文學史纂體系研究。學術史與思想史、文化史其實頗多牽連，并不只是外部環境的共同制約，更有內在理路的相互交織。因而，關于歐洲早期中國文學知識體系生成的研究，其意義不只局限于文學領域，更是為加強現代知識體系中的中國議題設置，中國在現代國際學術界掌握話語權提供借鑒和啟示。

“四海同文”不僅僅是一種美好的文化理想，也是一項切實的社會實踐，更是一種貫通古今、會通中外的現實存在。通過思考歐洲早期中國文學知識體系的生成機制，借助全球文明史的比較視野，才能形成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共通話語空間和文明共享模式，助力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踐。

（摘自《歐洲早期漢籍目錄與中國小說史學構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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