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抑止女性寫作？沒有人能真的抑制女性寫作——蕭紅以她的文學作品，對此做出了強有力的注解。

在最近出版的《她走過無數人間》中，有關“抑止”的課題并不僅僅關乎女性寫作者如何擺脫外部世界的困難與規訓，更在于女性如何在心靈深處建立無畏與強韌的主體性。蕭紅生活在一個戰火紛飛的時代，逃離不了自己早逝的命運，不論是在客觀環境還是靈魂深處，她也曾被不安所包圍。

通過這本新書，我們得以重溫蕭紅留下的文字，得以看到女性乃至當時整個國家所面對的復雜處境。但是，蕭紅沒有構筑宏大史詩的雄心，亦沒有陷入寓言與譬喻的繁復游戲，她只是用自己的具身經驗，天真誠實地寫出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聲音和語法表達，使后來的我們知道曾有這樣一位女性寫作者如此直視過苦難、擺脫過抑制，并無畏地走過人間，這激勵著我們重新思考并判斷今天女性所面臨的和所創造的——不論是在文學領域還是其他領域。

撰文｜程舒穎

被看見的女性生活

在《她走過無數人間》中，張莉讀《生死場》所著重注意到的，是書中所描述的戰爭年代的女性“被恐怖把握著”的生活，那些恐怖并不總是以宏大敘事的形式籠罩一切，而是在細密的生活里悄然降臨。張莉捕捉了蕭紅所寫下的女性身體的切膚之痛。生育與死亡伴隨的女性生活經驗，在蕭紅筆下像血與墨那樣揮灑在文字所營造的圖景之中。本書注釋曾提到劉禾對初版《生死場》封面的解讀，“若是封面的深紅色可以聯想為東北人民的鮮血，則也可將這同一片深紅理解為女性的血，因為小說對女性之軀的表現總是與流血、傷殘、變形與死亡密切相關的——不論是由于生育、被毆、疾病，還是自盡。”但是，張莉與之不同的理解在于，不論是“小金枝來到人間才夠一月，就被爹爹摔死了”這樣的悲慘事實的冷靜敘述，還是“光著身子的女人，和一條魚似的，她趴在那里。”這樣不加掩飾地直接描寫，都代表著蕭紅對作為生育者痛苦的感知，對生育過程循環的熟知和洞悉。所以也無怪她得以將動物的生產與鄉村女性的生育圖景交織在一起，“在描寫完狗和豬的生產后，小說接著便寫下五姑姑的姐姐要生產。這是蕭紅筆下的‘界限模糊’：有時候人是動物，有時候動物是人，而人的生育和死亡，會在同一個時刻發生。”——無論如何被道德化與美化，無論人類或者動物，生育的過程就是伴隨著痛苦與重生。

《她走過無數人間》

作者: 張莉

版本: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5年12月

如果讀者能夠真的從蕭紅的角度去理解蕭紅，便會有進一步的認知，“寫作《生死場》時，蕭紅只有二十三歲，盡管她有著寫作的天才和敏感，但這種敏銳的洞察力并非天生具有，更多來自她的切身經驗。年輕的她曾經飽受生育之苦痛。”正如張莉所注意到的，蕭紅在《生死場》里震動人心的生育畫面之前，便發現了《棄兒》這部作品中對女性生育經驗的凝視，“這是作家第一次寫生產之痛，后來，《王阿嫂之死》里也寫了孕婦身體的痛苦，都算不得成功。”正是經歷了對生育主題反復嘗試后，張莉認為，“生育經驗帶給蕭紅精神和肉體的創傷，也使她對生與死有了切膚的感知，于是《生死場》才有了如此尖銳、痛切、深刻的理解與認識。”從這一源頭出發，“棄兒”成為張莉理解蕭紅的核心角度：“棄兒首先是一個動詞，拋棄孩子；但也是名詞，被拋棄者。某種意義上，小說中被拋棄的孩子和被遺棄的母親共同構成了‘棄兒’的意味。被親人拋棄、被愛人拋棄……被遺棄者的意象和語詞在蕭紅作品如《商市街》《呼蘭河傳》中反復出現，構成了重要的意象。”這意味著，張莉看到的“棄兒”也代表了蕭紅的處境，這一意象之中也映射著寫作者蕭紅自己。

在蕭紅筆下的女性生活中，除了生育的負累，還有社會與親緣關系中的困局。這與我們當前社會多次討論的問題息息相關。但是張莉沒有止步于此，她進一步看到了更為廣泛的社會關系。在當時的農村，“蕭紅所看到的，是更大的悲劇：男人壓迫女人，女人打罵、摧殘她們的孩子。”她看到了“更為復雜和慘烈的母女關系”，人們總是會把傷害投射向更為弱小的角色，而女性在很多時候成為這一循環的尾端。這在蕭紅的《生死場》與《呼蘭河傳》中，也在張愛玲的《金鎖記》中，這是張莉從女性視角出發的感受，超越了性別之間的控訴，對這些作家筆下人際關系之復雜的感同身受。

葛浩文曾認為“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里，婦女們一天到晚只忙著一些無聊的家務，而對于家外的事物全透過男性才得知一二；蕭紅的觀察和看法也可能正代表著當時一般婦女的看法。”張莉反對這樣的觀點，她認為“蕭紅用一種女性寫作史上從未有過的方式書寫女人的生活。那些生育的羞恥、痛苦、折磨，那些如豬狗般的時刻，她悉心呈現。挑戰習以為常的邏輯，改變以往寫作中的一些約定俗成，《生死場》向世人宣告，那些永無止境的家務活兒，那些像松子一樣聚著談心的女人，那些在土炕上痛苦翻滾的產婦，那些和著血汗的生存與掙扎，都是嚴肅的生活，絕非微不足道。”如果將文學單純作為理解宏大歷史和復現當時社會的工具，那么蕭紅的作品確然充斥“無聊的家務”，“一般婦女的看法”，并無驚天動地的重要性可言。但是在《她走過無數人間》中，從張莉的立場和觀點之中，我們完整地看到了女性日常中那份沉重，看到蕭紅是如何摒棄了自古以來的規訓和慣常溫柔的女性敘事，恍若身披鎧甲那般，勇敢地直視它們，留下足以擊穿時間與空間，越過漫長歷史與社會變革的作品，得以擊中今天無數和她一樣認取了“棄兒”身份的讀者的心——在她的文學中，我們共享著那一份身體、命運與心靈的經驗，同時我們也將學習，她是如何用寫作乃至生命實踐找到出口。

“堅韌的弱”

2026年1月，《她走過無數人間》的新書發布會上，李敬澤評價蕭紅的生命中有一種“堅韌的弱”，這種看似矛盾的概括，恰好可以作為理解蕭紅作品的一把鑰匙。與此氣質相通的，正是張莉在書中提出的“棄兒”這一核心概念。作為張莉理解蕭紅的核心詞匯，“棄兒”立場的意義無比寬廣：“‘棄兒立場’并不等同于女性立場，但包含了女性立場。它指的是站在地勢低微的女性角度思考，也指和那些貧窮的、弱勢的、不被主流社會接納的人們一起。站在被遺棄者／‘棄兒’立場，蕭紅看到了這個世界更多的黑暗，看到了更多貧窮和弱勢群體，不僅僅是女性。”這是符號學中標出性的一端，是文化的主流結構性排他的結果，意味著被凝視、限制和邊緣化，而蕭紅的寫作則是從這些“被標出者”出發，顛倒他們的位置，把他們的生命經驗放到文學世界的中心，成為她筆下的主角。

在《商市街》中，張莉首先看到的是蕭紅生活的困窘，她如何在饑餓之中保持著生命的熱情，充分享受生活，用她的幽默和活潑保持著樂趣。張莉為第二講所選擇的導語獨特又令人難忘：“電燈照耀著滿城市的人家。鈔票帶在我的衣袋里，就這樣兩個人理直氣壯地走在街上，穿過電車道，穿過擾嚷著的那條破街。”我們恍若瞬間進入了許多當下的年輕人同樣經歷的，雖然一無所有但總有溫馨一瞬的生活日常。然而，雖然蕭紅說“餓比愛人更要緊”，在寫作中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張莉仍然在《商市街》中窺到了蕭紅真正痛苦的來源并非饑餓，而是與蕭軍之間情感的復雜與裂縫。張莉看到了蕭紅對“郎華”的等待，蕭紅是如何坦誠地寫下“郎華”與其他女性的交往，以及蕭軍是如何拒絕理解蕭紅并不強健的身體與并不堅硬的性格。

電影《黃金時代》（2014）劇照。

從心理學角度看，寫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療愈作用，詹姆斯·潘尼貝克所提出的“表達性寫作”療法認為，人們會在敘述行為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治療效果，就如同將垃圾從心靈的房間之中清理。寫作《商市街》時，作者的敘述聲音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已經產生了位移，蕭紅寫作的心境已然是她成長的結果，她的痛苦與掙扎已經被凍結在那個時期，成為被審視的對象。也正是因為她獲得了成長，她才得以淡然地處置這一切。同時，這樣保持著尊嚴、不自憐的寫作并不意味著寫作者的回避，反而是歷經一切后極度的坦誠，她雖然彼時忍受著貧窮與傷害，但如今，敘述者的聲音早已不再畏懼饑餓與情感上的打壓，所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作者蕭紅也在如實地寫下一切的過程中完成一場自我的革新，如張莉所言，“分泌出新的自我”。

在《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中，我們才得以從蕭紅的角度一窺她所經歷的歷史現場，這也是張莉“以蕭紅的角度去理解蕭紅”的核心方法所在。蕭軍的注釋是為讀者的觀看而寫，帶著敘述的距離和目的，而蕭紅所留下的書信原稿，則是她剝離了敘述者身份的個人自白，她所預設的受述者只有蕭軍一人。因此，在幾乎沒有時間距離的信件之中，我們更能看到這段關系的不平等，蕭紅的疾病與身弱，她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以及她作為寫作者的執著。

所以，在《她走過無數人間》的第五講中，張莉不再主要以文本細讀的方式，而是如偵探一般潛入蕭軍的充滿防御的注釋之中，剖析其背后的慌不擇路；面對蕭紅信件的原稿，則像重溯一位女性友人的私人日記那樣，力圖將蕭紅的本意從被覆蓋的境況之中拯救。那些未被修辭、未經修整的私人聲音是如此寶貴，我們得以看見真實的蕭紅是如此勇敢地捍衛著自身。反復出現的疾病敘述、對孤獨與被背叛的含蓄表達、對他人評價的直接回應，這些帶刺的、不馴服的聲音在書信中交織出現。張莉反對蕭軍將蕭紅的“弱”理解為被動或失敗，通過對書信語調、句式與修辭策略的辨認，她發現了蕭紅回信中的勇敢和堅韌。

不僅有反抗和辯駁，保留解釋權、尊嚴與距離的嘗試，最為重要的是，張莉辨認了蕭紅在信件中對于寫作極度的執著與熱愛。這些信件和作品《商市街》之間形成了完整的對應。在寫作中，坦承自己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種堅韌，那意味著她如信件中所說的那樣堅持了寫作，并在其中顯得高大又無所畏懼。她不是一個依附男性、金錢或者社會地位而存在的女性，寫作讓她有了在這個世界的立身之處，她不憚于寫出曾發生的最真實的愛與最真切的傷害，不僅僅還原于她自身，她也將她曾歷經一切的靈魂注入了她的人物之中，使他們也因“堅韌的弱”而獲得生命的高貴。

女性語法的突圍

寫作《呼蘭河傳》時，蕭紅正在生命的尾聲，在病床上，她是如何看待她漂泊的一生，以及那場貫穿她創作生涯的戰爭？彼時的蕭紅已經無法像寫《生死場》那樣，飽含著家國的憤怒，以至不惜在寫作中途變換了節奏，產生了明顯的割裂。她是否恐懼著死亡，恐懼著之后的命運？我們不得而知。但是，通過《呼蘭河傳》，我們知道最后一刻，她所一遍遍回想的是生命開始的地方。在那里，她似乎不再需要顧及語法的規范、修辭的準確或任何磨礪出的寫作技術，她無比自由地說話，恍若置身無人之境，文字就像靜靜地自己流淌出來，那里有一個自足的世界，是她所有個人意志的呈現。

蕭紅最具特色的語言風格，寫作的所有母題，都能在《呼蘭河傳》中找見。正如《她走過無數人間》中所指出的，要理解蕭紅的寫作，必須深入“話語”層面的獨特性。真正使得蕭紅成為蕭紅的，不僅在于她寫什么，更在于她如何寫。這也是《她走過無數人間》最為精彩的洞見之一——張莉發現了蕭紅“女性敘述人的‘新語法’”，從話語層面理解女性經驗，她輕柔而仔細地撫摸蕭紅的話語質地，理解她所建造的語言王國——她的眼睛，她的語氣，她對這個世界獨特的認知方式。

《呼蘭河傳》

作者: 蕭紅

版本: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6年11月

于是，在看似松散的，缺乏情節高潮和人物心理的敘述之中，張莉捕捉到《呼蘭河傳》內部語言的秩序，那是在大自然的環境中，用“童真無欺的女孩視線看世界”。“蕭紅筆下那肥綠的葉子，盛開得像醬油碟子一樣大的玫瑰花、漫天的火燒云和翻滾的麥浪，那亙古不變的大泥坑都不是人間的點綴或裝飾，而是她作品中帶有象征意義的光。”正如張莉所觀察到的，越來越多的女性寫作，包括世界范圍內的女性電影，都和蕭紅類似，與大自然息息相關。這或許是因為身處大自然的狀態，和女性的日常生活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都象征著一種不同于主流的別樣的規則，一個全新的游戲。

在書中，張莉如此分析蕭紅特有的語法結構，“蕭紅擅長使用短句，平白如話，工整而有對稱性，幾乎不轉折，而是直接袒露。”這意味著并不直接屈從于理性與邏輯，而近似于直接的感知。但是，張莉發現，在蕭紅天真氣的表達背后，又隱藏著一種近乎天然的殘酷和殘忍。這是因為“她喜歡使用擬童體，但在擬童體聲音內部又有一個成年的女性在回望，這最終形成了蕭紅的新語法，是獨屬于她的語法。”世界因為兒童的視角變得新鮮，這當然并不真的完全來源于童年的記憶，而是隱含著病榻上的蕭紅自己的聲音，她在病痛中重新組織著這個世界。

這是蕭紅的表達：“對面包我害怕起來，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瞎人他摸不到春天，他沒有眼睛”.......不僅僅是《呼蘭河傳》，在其他的作品中，蕭紅的語言也總是呈現著一個全新的世界，不僅是宏大敘事或國仇家恨不在世界中心，有時，就連人類也不再是中心。這也是在《她走過無數人間》的最后101句蕭紅語錄所帶給讀者的啟示，我們從中可以體會這位作家是如何自在地使用她的語言，如何用女性獨有的方式訴說女性生活，乃至于整個人類生活，讓我們看到一種獨屬于女性的語言習慣可能的樣態：不來源于模仿權威，也拒絕使用現成的語言或者思考方式，自由地掌握著自己的語言，并在語言中拓寬寫作的邊界與思想的自由。

回到本文開頭。女性所面臨的抑止并不只來自現實暴力，有時它來源于語言結構本身。而蕭紅的“新語法”，則呈現著埃萊娜·西蘇所提到的“推翻句法的女性力量”，“女性必須用身體寫作，她必須發明堅不可摧的語言，以此打破隔閡、階級與修辭，秩序與規則，她必須占領、穿透，以此超越那終極的‘欲說還休’之言”。

《如何抑止女性寫作》

[美]喬安娜·拉斯著

章艷譯

三輝圖書 |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11月

當女性只能用舊的語言去表達時，她甚至無法如她的思想所愿，挑選出合適的語言，乃至于無法說出她所看到和認知的全部真相。而蕭紅所做的，就是改造慣常、庸俗的語言，連同那些舊的思想連根拔起。女性的語言可以用來描寫那些在以往不堪入目、難以入文的痛苦，也可以表現那些之前被認為微不足道、無足輕重的瑣屑。正如張莉所言，“要打破內心的恥感，要打破如影隨形的‘教養’，要打破女性寫作的慣例，打破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規矩與規范。”

“當蕭紅寫出生育之痛和女性生存的際遇時，她便早已殺死那個穿著長裙的‘天使’，那個要求女性寫作要‘溫柔’‘純潔’‘美好’‘優雅’的‘天使’。誠實地寫下對女人生活、男女關系、母女的理解，寫下所見到的鄉村生活的真相，蕭紅跨越了女性寫作中的那些障礙，包括女性應該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的標準，也包括哪些可以寫、哪些不可以寫的‘限定’。重要的是，要真實而不是虛偽，要誠實而不是虛假地寫作。”在蕭紅的身上，她深刻地看到，“當自由成為一種寫作習慣”的樣態是如何呈現在作品之中。

所以，要意識到解放語言的重要性，語言的解放使得寫作的自由，乃至生活的自由得以可能。蕭紅或許并沒有給我們提供擺脫抑止的完整答案，但是她的作品和對寫作的執著，無不啟示著我們，當一個人用自己的聲音說話，建立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那些曾讓她感受到的抑止便在言說中一點點瓦解。“真正的寫作是創造，是在漢語中發明屬于自己的表達、自己的理解，要帶著個人的生命經驗，自己的血液、自己的體溫、自己的氣息。擺脫他人的聲音、擺脫他人的語詞，尋找并創建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表達，是優秀寫作者的畢生追求。”在這一意義上，《她走過無數人間》不僅是一部關于蕭紅的研究，也涵蓋著張莉自己對于女性批評的理解：“以人的聲音說話”，不以理論工具替代切膚的閱讀。讓蕭紅成為蕭紅，試圖恢復蕭紅語言的力量，讓她的聲音仍然能被今天的讀者聽見并重新理解，這是《她走過無數人間》所做的。

作為女性寫作者，蕭紅在文學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語言，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乃至創作出一種前所未知的嶄新語言，那是包含著女性視角認知世界的新鮮方式，正是今天我們時代的“新女性寫作”所倡導的。在今天，每一次誠實而自在的新女性寫作，都是在為蕭紅的探索添磚加瓦，其中包含著我們如何擺脫自我束縛，如何追逐自由的全部嘗試。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程舒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博士）；編輯：走走；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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