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易白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篇創作談，標題叫《在真實的人間煙火中修煉文字》。這篇文章不長，但有幾句話值得摘出來：

“作家不應脫離生活，需要經歷人間煙火熏陶，這就需要作家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親身體驗真實生活感受。” “過于理性的‘煉’字，雖能打磨出華麗文字，卻‘磨’掉了下意識寫下的人性光輝。” “作品有沒有‘含金量’，唯有廣大人民群眾認可，才是真正的文學精品。” 《文藝報》 2023年8月28日第3版：易白《在真實的人間煙火中修煉文字》

這些話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哪個作家不說自己要“接地氣”？但易白說這些話的時候，身份有點特殊。他不是一個坐在書齋里的職業作家。他的簡介里寫著：干過演員、編劇、導演、攝影師、剪輯師、制片人、音樂唱作人。這些頭銜不是裝飾，是他的生存方式。他寫底層、寫債務、寫分揀線上的夜班，不是“采風”采來的，是他自己干過或者蹲在旁邊看出來的。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他陸續寫出了《斷藥》《歸零》《龍骨》。我想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看這三篇小說。看看他說的“人味”“煙火”“不需要過度雕琢的料子”，到底在他筆下長什么樣。

“人話”是什么話

易白在那篇文章里說：“文學創作者只有用‘心’用‘情’，深入社會底層去觀察和感受……才能寫出有‘人味’的‘人話’。”

“人話”這個詞很有意思。它不是“文學語言”，不是“詩化語言”，不是“翻譯腔”。它就是人說的話——不端著，不抻著，不為了好看而繞彎子。

讀《斷藥》的時候，我一直在注意小說里的人是怎么說話的。那個急診室門口的林醫生，問主角“開網約車的？”主角說“嗯”。她說“一月掙多少？”主角說“不到四千”。她笑了笑，“那你還放濕紙巾？”主角說“洗車費自己掏。差評扣五十。”她噎住。這段對話沒有任何多余的修飾，每句話都短，都直，都帶著各自的身份和脾氣。林醫生那句“那你還放濕紙巾”不是嘲笑，是一種“果然如此”的自嘲——她自己也是干體力活的，腰疼，知道這點錢不經花。

再看那個斷指的民工。他坐進后座，說“師傅，去南滄”，聲音沙啞，“南滄”兩個字氣不夠，尾音掉了。下車時他從藥袋里掏出一瓶水，放副駕駛座上，“請你喝。”就三個字。水是溫的，一直揣在藥袋里，被他的體溫捂熱的。

這些話要是讓一個“會寫”的人來寫，可能會被加工成“這瓶水帶著我的體溫，請你收下”。易白沒這么寫。他就寫了三個字，加一句解釋。但那個解釋不是人物的，是敘述者的——“水是溫的，一直揣在藥袋里，被他的體溫捂熱的。”敘述者在替那個人說出他說不出口的話。這才是“人話”的寫法：人物的嘴是笨的，但敘述者的眼睛是尖的。

《歸零》里也有這種“人話”。阿豪在澳門賭場輸光了，走到門口，一個賣豬扒包的老婦人問他“后生仔，輸光了？”他說“輸光了。”她說“這個包不要錢。請你。”——不是“送給你”，是“請你”。一個字的差別，味道完全不同。“送”是施舍，“請”是尊重。易白用了一整篇小說的長度去建立阿豪的墜落，但最后讓他記住的、讓他哭的，不是那些幾千萬的輸贏，是這一個八塊錢的豬扒包和那個“請”字。

易白在文章里說“真金不怕火煉”。我認為，這些“人話”就是他的真金。它們不怕火煉，因為它們在火里待過——是那些在分揀線上、在碼頭邊、在急診室門口真正被說出來的話，被易白撿起來，擦掉灰，放進了小說里。

“過度雕琢”的反面是什么

易白在那篇文章里批評了一種寫法：“過于理性的‘煉’字，雖能打磨出華麗文字，卻‘磨’掉了下意識寫下的人性光輝。”

這話有點狠。但他自己是怎么做的？我們來看《龍骨》里一個幾乎不會被人注意到的細節。

海軍叔臨終前，汐瑤整理他的遺物，發現枕頭底下壓著三樣東西：她的獎狀、一枚舊軍徽、一張媽祖平安符。存折上余額：四十七塊三毛。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撫恤金給曉軍還網貸，給碗妹的娃交學費。剩的給小歸。不用給我留。爸這輩子，夠了。”

這張紙條上的字是歪歪扭扭的，像小學生寫的。易白沒有把它寫成一段漂亮的遺言，沒有讓海軍叔說出什么“兵魂不死”之類的大詞。他就寫了幾個具體的名字、具體的安排，然后一句“夠了”。這兩個字，比任何抒情都重。因為它不像是作者“設計”出來的，它像是那個瘸腿的老兵真的會寫出來的話。

這種“不設計感”，就是易白說的“下意識寫下的人性光輝”。他不是在“煉”字，他是在“放”字——把人物自己會說的話放進去，把人物自己會做的事放進去，然后退開。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認真討論。易白在文章里說“無需過度加工雕琢”，可《龍骨》里的海軍叔，是不是被雕琢得太“對”了？他幾乎沒有任何道德瑕疵。他正直、隱忍、無私，把撫恤金給別人，自己只剩四十七塊三毛。他救落海的孩子，自己被礁石割傷脾臟，最后死在醫院。這個人物的每一筆都是“對”的，但恰恰是這種“對”，讓我在讀的時候偶爾會走神——因為他太像“應該被尊敬的人”了，而不是一個你會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影子的人。

我想起易白自己的話：“石頭和廢鐵無論再怎么費心費力雕琢，其本質終究是石頭和廢鐵。”海軍叔不是石頭，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好人的文學形象往往比壞人更難寫，因為好人容易被寫成“符號”。易白在海軍叔身上投入了大量細節——他刻木魚、遞煙、遞茶、用腳踩住船底的裂縫——這些細節都是活的。但他唯獨沒有給海軍叔一個“不該被原諒的瞬間”。比如，他有沒有對汐瑤說過一句傷人的話？他有沒有在某個深夜想過“要不算了”？這些“不體面”的瞬間，恰恰是讓人物從石頭變成人的關鍵。

相比之下，《歸零》里的蘇晚就好得多。她開彩票店，晚上卷簾門拉一半，有人敲門三聲停兩聲，她讓人彎腰鉆進來。老吳在外面說她“五十塊，全身都香”。阿豪聽到了，不知道該撕誰。蘇晚后來對他說：“你知道這街上多少男人一年只回一次家……他們買的是有人聽他們說句話。”她沒有辯解，沒有哭訴，只是陳述。這個人物有灰度的東西——她做了不體面的事，但她有自己的道理。這才是“不需要過度雕琢的料子”，因為她本身就帶著矛盾。

所以，易白的“不雕琢”主張是對的，但他自己有時候也會不自覺地“雕琢”他喜歡的人物，把他們磨得太光滑。這是值得警惕的。

“接地氣”接的是什么

易白說：“作家一定要‘接地氣’，才能挖掘到‘鉆石’‘玉石’等天然礦石原料。”

很多作家也說自己接地氣，但他們接的是“地氣的標本”——去農村待三天，記一筆記本的方言和風俗，回來寫一部長篇。那種地氣是死的。易白接的地氣是活的，因為那些地方他待過。

《斷藥》里的網約車司機，他干過嗎？不一定。但他寫那些細節——手機支架歪了、車充線斷了、平臺女聲“請勿疲勞駕駛”、差評扣五十——這些不是查資料能查出來的。這是蹲過、跑過、被扣過錢的人才能寫出來的。

《歸零》里的沖壓車間，他干過嗎？他可能沒干過沖壓工，但他寫“哐當”一聲，鐵片成形，手慢一秒手指就沒了；寫老油工老楊用扳手敲機床，“不是警告——是救命”。這些細節的準確度，來自他說的“親身體驗真實生活感受”。他不是在“想象”底層，他是在“回憶”底層——那些他可能見過、聽過、靠近過的東西。

《龍骨》里的修船，他修過嗎？不一定。但他寫沈桅修龍骨——“用竹篾條泡桐油，像骨折打夾板”——這個比喻不是從書上看來的，是見過骨折、見過夾板、見過修船的人才能連起來的。

接地氣不是什么神秘的能力。它就是你不把自己當“作家”的時候，自然會長出來的東西。易白的問題在于，他太知道自己是作家了——他寫得太好了，太有分寸了，太知道什么時候該收、什么時候該放了。這種“知道”有時候會變成一種障礙。因為真正接地氣的人，說話可能沒這么有條理，做事可能沒這么有分寸。我偶爾會想在易白的小說里看到一點“失控”——比如一個人物忽然說了句不合時宜的話，做了件不合邏輯的事，然后作者不解釋、不圓回來，就那么放著。那種“放著”，才是真正的“不雕琢”。

三篇小說的“含金量”在哪里

易白說：“作品有沒有‘含金量’，唯有廣大人民群眾認可，才是真正的文學精品。”這句話有道理，但也有陷阱。“廣大人民群眾認可”可能意味著暢銷、流量、爆款。易白的小說在專業圈子里有口碑，在普通讀者中也有流傳——尤其是《歸零》，據說在網上被轉得很廣。但這不應該是衡量“含金量”的唯一標準。

我認為，易白小說的“含金量”在于三樣東西。

第一，他寫“還不完”這件事寫得準。他的小說里沒有人能把債還清。《斷藥》的主角沒湊夠錢，《歸零》的阿豪欠的九十八萬還了嗎？沒寫。他只是在繼續活著。《龍骨》里的瘦皮還清了網貸嗎？后來阿珍說他“第三年還清了”，但那是一句帶過，不是高潮。易白不關心“還清”那個瞬間，他關心的是“還在還”的過程。這個過程里沒有英雄，只有那些蹲著的人。

第二，他寫“小東西”寫得好。那瓶被體溫捂熱的水，那只眼睛扣子松了的玩具熊，那把軍用水壺，那個豬扒包。這些東西不值錢，但它們在小說里反復出現，被撫摸，被記住。易白似乎相信：人活著的證據，不是你欠了多少、還了多少，而是你還記得哪些不值錢的東西。

第三，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節奏。他不是那種“一句話讓你哭”的作家。他的句子短，斷得多，不喜歡長修飾。讀他的小說像是在聽一個人慢慢說，不急，不趕，該停的時候停一下。這種節奏不是技術問題，是他對待人物的態度——他不急著讓人物受苦，也不急著讓人物解脫。他就讓人物在那待著，像那只橘貓蹲在急診室臺階上，尾巴搖了搖。

但如果要挑毛病，我會說：這種節奏有時候太穩了。穩到你可以預測下一段大概多長、下一個轉折大概在哪。真正的“含金量”應該帶著一點粗糙、一點意外、一點讓讀者不舒服的東西。易白的小說很少讓我不舒服。它們讓我感動、讓我沉默、讓我想喝水，但很少讓我想摔書。而我認為，好的文學有時候應該讓人想摔書。

回到那篇文章

讀易白的小說，再讀他在《文藝報》上的那篇文章，你會發現他說的和他寫的基本上是一回事。他不玩理論，不搬術語，就說“接地氣”“人味”“真金”。這些詞樸素，但樸素的東西最難做到。因為你需要用作品證明你不是在喊口號。

《斷藥》《歸零》《龍骨》證明了一件事：易白是真的在人間煙火里待過。他寫那些蹲著的人，是因為他自己也蹲過。他寫那些被體溫捂熱的水，是因為他也收到過。他寫那些還不完的債，是因為他也欠著——不是欠錢，是欠那些幫過他的人，一個“我還記得”。

這種“欠”，可能就是他的創作動力。他說“作家不應脫離生活”，不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對他來說，脫離生活意味著忘記那些遞水給他的人，那些在深夜里替他亮著燈的人。他不想忘。所以他寫。

我不知道易白接下來會寫什么。但如果他繼續寫下去，我希望他記住自己在《文藝報》上寫的那句話——“下意識寫下的人性光輝”。不要因為越寫越好、越寫越穩，就把那個“下意識”給丟了。那個東西比任何技術都值錢。它不常來，來了你要接住。

附：易白三篇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