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聯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探索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略，研究國家重大現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當下俄烏沖突延宕、中東局勢升級，傳統國際關系周期理論面臨挑戰，單極霸權體系正在加速瓦解，一個更為多樣、多元、多極的國際社會正在形成。對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而言，構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國際認知體系，成為關乎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關鍵命題。我們究竟該如何洞察大國博弈的深層邏輯，又該如何在全球轉型的浪潮中找準中國的定位？

要答好這一時代之問，離不開長時段的歷史視野和跨文明的比較眼光。區域國別學作為2022年正式設立的交叉性一級學科，正是中國學界回應這一挑戰的重要舉措。它聚合各學科優長，致力于提升我們對巨變中世界的切實認知與思想理論水平，在服務國家戰略的同時，也為國際研究領域注入了中國視角與中國智慧。

為了解中國區域國別研究的最新進展與未來方向，4月14日，澎湃新聞記者對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資深教授馮紹雷進行了訪談。他近半個世紀深耕國際問題研究，是中國區域國別學的重要倡導者和推動者，長期專注于中美俄三邊互動、全球轉型與大國關系研究，并開創性地將思想史與文明史維度引入國際政治分析。

“在全球深度轉型的大背景之下，基于交叉性、多學科、務實創新的原則，區域國別學的構建乃是當務之急。”馮紹雷認為，大國關系不僅是利益與地緣的博弈，更是長時段文明變遷的深層呈現。他提出以“長、中、近時段”相結合的方法觀察世界，并以“三邊關系”替代傳統的“雙邊關系”來更全面地體現國際關系的基本結構特征。在馮紹雷看來，當代全球轉型最顯著的特點，是非西方文明首次全面參與世界秩序的構建過程。

馮紹雷認為，中國的區域國別學應在兼收并蓄的基礎上推進自主創新，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研究體系。他相信，秉持“協和萬邦”的傳統智慧，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己任，中國一定能夠在動蕩的世界格局中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

以“長、中、近”視野洞悉全球轉型與大國變局

澎湃新聞：您多年來倡導區域國別學的研究，秉持著怎樣的研究初心，多年來研究焦點有無變化？當前關于大國關系的洞察，有怎樣的迫切性？

馮紹雷：區域國別學，是我國于2022年正式設立的一個交叉學科性質的一級學科。面臨中國與世界的巨變，需要這樣一個新的學術門類，聚合各學科優長，構建成一個開拓創新、優質務實的知識體系，提升我們對于巨變中世界，包括各類大小國家的切實認知與思想理論水平，服務于中國與世界發展的需要。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和幾位資深同行在多年前曾對此多方呼吁，同時，在好幾個相關國家部委合力推進下，該學科2023年開始運行。

將近半個世紀前，也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剛剛開始從事國際研究時，當時比較關注講清楚國際問題的來龍去脈。改革開放后較長時間里，轉向大規模吸收海外的新知識、新理論，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有自主創新意識的原創學術作品。而十多年前開始的新變化，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國力提升和全球轉型，中國學界更為全面系統地強調國際研究兼收并蓄中的自主創新。

一個更為多樣、多元、多極的國際社會正在出現，需要大量追補關于中小國家的知識。但是，毫無疑問，大國始終是，甚至越來越是國際研究的關鍵領域。這需要區域國別學在新的高度上加強學習，重新形塑國際研究的范式。

多年來，我一直感到好奇的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國際關系本身幾乎與國家形態的產生同步，有著悠久的歷史。但是，作為獨立學科體系的國際研究學科，與文、史、哲等傳統人文學科相比乃至與政、經、社等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相比，它真正形成知識體系要晚很多。如此重要的國際研究，為什么又是這樣一個非常年輕的學科呢？正是一直懷著這樣的好奇心，始終覺得對于國際研究領域需要我們投注更多的精力與關注，去補償歷史的遲到。

澎湃新聞：您指出以“全球轉型”為大背景來理解大國關系，并提出了“長、中、近視段”的觀察方法。請問在當前俄烏沖突延宕、中東局勢升級的背景下，是否意味著傳統的國際關系周期理論正在被改寫？我們應如何運用這一時間維度框架，來把握大國博弈背后的深層邏輯？

馮紹雷：我所理解的“全球轉型”，是指經濟科技與思想政治潮流變遷下，國家——首先是主要大國——內部與整個國際力量結構變化所引起的世界秩序變遷。在這一變遷過程中，大國的存亡興衰無疑是關鍵。從文藝復興時代的城市國家體系興起，到17世紀中葉《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與荷蘭共和國興起，經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爭后，19世紀初期維也納體系與英國霸權問世，一直到二戰后雅爾塔體系與美蘇的冷戰稱霸，接著是冷戰終結與蘇聯解體之后，美國單極稱雄的出現，但不久后，人們又看到一個更為多極化的世界似乎正在來臨。

雖然關于世界是不是那樣地成體系、有規則地發生變化，始終有爭議，但是人們更關注的是，當代全球轉型的新特征：其一，以往每次世界秩序更替，都伴隨著大規模的戰爭，而這一次自冷戰終結迄今，雖然地區沖突不斷，還沒有爆發大規模的全面戰爭。人類能否僥幸規避戰亂的劫難？其二，與過往每次秩序更替不一樣，這一次出現了非西方文明登堂入室、參與全球轉型的機會，而以往這樣的轉型只是發生在西方文明內部。

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變化的走向，有必要借助“長、中、近時段”的周期理論方法，也包括其他一些周期研判觀察。按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的說法，以地理、氣候，乃至文明變化視角的長時段，以思想觀念與國家體制變更為表征的中時段，以及當下世界形勢變化為對象的近時段這三者中，他更看重于長、中時段。但就當下而言，如中東戰爭、俄烏沖突一類戰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世界走向，遠不可簡單忽略。至少它們大大加速了全球轉型的節律，一定程度上也預示著力量結構的空間變化。

我傾向于：亂世之下，應更側重于“長、中、近時段”的相互結合，而不是相互隔離；應更關注世界變化的底層邏輯，但也不應忽略偶然性。這正是大大加強區域國別與全球轉型的務實而又深度研究的必要性之所在。

從多邊視角、文明底色，深度重審大國博弈

澎湃新聞：您長期專注于中美俄三邊互動的研究，指出三邊關系可能比雙邊關系更能體現國際關系的基本結構特征，以三邊關系來理解大國關系，相比以往有哪些優勢？

馮紹雷：人們習慣于從雙邊視角來看外交關系，這當然是一個基本方面。但是，當外交家籌謀雙邊關系時，總是在與一個作為第三方的外部國際結構互動中運作。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比如，人們經常提及冷戰時的“中美俄三角關系”，事實上，它不僅是一個國際博弈過程，也是一個大國間相互促使緩和的過程。比如英國學者波波·羅提出，正因為1971年中美關系破冰，才帶動了1972年至1975年期間蘇聯與整個西方的緩和。當代高度動蕩下的各種大國關系進程中，有沒有這樣的趨緩機會呢？這正是三邊關系研究的一個著眼點。

此外，三邊關系不只是一個物理或數學意義上的簡單的量化關系。比如，當談及中美俄三邊關系時，不應只從物質力量關系觀察，而且，這是長時段文明變遷的一種深層格局：中國是東方古老文明千年積淀的長期穩定的載體，美國是西方文明引領世界數百年歷史的積聚與歸宿，而俄羅斯則是居于世界上一個最大東西方文明結合部的起落沉浮的歷史產物。從這樣三種文明形態互動的角度來看，這又必然是人類文明既互相競爭、又互補互鑒的漫長過程的一個縮影。而不僅僅是GDP、軍費開支等數量對比關系所決定的。

澎湃新聞：您在分析中美關系時，提出這不僅是利益之爭、地緣之爭，更需要從“構建世界秩序的新高度”來看待。從大國責任與博弈的角度，主要大國在推動地區熱點問題和平解決中，應遵循哪些核心原則，避免小國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馮紹雷：從我有限的文獻閱讀與交往經歷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研究世界秩序轉型的作品比以往增加了許多。大體而言，一種立場認為，伴隨秩序更替，大國間必有一戰；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國間存在著相互合作與讓渡的可能；還有第三種則認為，當代如此復雜條件下的世界秩序變化前途難測，將會持續很長的動蕩而不確定的過渡階段。

利益交往中的互利互惠，地緣博弈中的緩沖管控，敘事模式形塑中的理性包容，都是大國交往當中，尤其是中美關系穩定前行的保障。當今時代，已經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取代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時代，也不是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的時代。時代進步與變遷，為中美關系的穩定合作帶來了巨大的空間。中美關系，是一個可以事在人為，甚至是大有作為的、追求共同利益與價值實現的寬廣領域。積極對話、尊重主權、主動尋求緩和的態度與立場，應是解決當下熱點沖突，進而尋求大國關系穩定的路徑。

澎湃新聞：中俄協作在當前全球南方崛起、金磚擴員的浪潮中，對重塑國際秩序究竟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中俄兩國應如何平衡雙邊協作與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歐洲等“第三方”的關系？同時應如何解決中俄間的“一些問題”？

馮紹雷：中俄在全球南方合作、推動金磚擴員、拉動全球有序轉型方面，發揮著可貴作用。中俄作為幅員遼闊、資源豐厚、文明悠久的非西方大國，具有既深入發展雙邊關系，也兼顧對發展中國家“第三方”關系的天然空間。其一，中俄在聯合國緊密合作，為發展中國家伸張正義。其二，中俄通過金磚合作等機制，推動既穩健又具遠見的包括國際金融貨幣體系在內的一系列改革倡議；其三，中俄在非洲、東盟等地各自推進的合作項目，也都有很多“中俄+”潛能的多邊合作機會。至于歐洲，雖在俄烏沖突下立場對峙，但普京總統于今年年初也發表了愿與歐洲務實對話合作的聲明，有助于中、歐、俄各方在面臨復雜形勢下探尋共識、降低沖突的嘗試。

澎湃新聞：您一直重視思想史與國際政治的相關性研究，認為思想演變是探索當代國際問題的重要淵源。在處理大國關系時，我們應如何解讀大國自身的制度演化與文明選擇，從而做出更準確的戰略判斷？

馮紹雷：多年來，通過向思想史、世界史專家學習與合作，我有幸獲得了國際研究中對于思想演變所起重要作用的認識。

比如，半個多世紀以來，一波又一波新保守主義思潮對于美國內外政治的影響，引起了我很大興趣。比如，20世紀80年代后期列奧·施特勞斯的“回歸德政”，很快被奉為華盛頓流行哲學。而新世紀之初，新保守主義卻又與小布什時期美國對外政治擴張戰略渾然一體。而多年后，特朗普作為美國總統的政治立場，顯然又與保守主義思想有著密切關聯。

無獨有偶，以政治保守主義為俄羅斯治國方略的普京和奉行歐洲保守主義政治立場的政治家，特朗普似乎都情有獨鐘。所以，美、歐、俄大國關系的復雜演進中，保守主義思潮與外交路線的相互交織，是種種不確定性之下辨識態勢的路徑之一。

年鑒學派把思潮的變遷作為衡量中時段世界演進的一個重要變量，有它的道理。基礎性物質力量固然重要，但是，觀念與人性的變化也會同時深刻作用于時代的革故更新。比如，四十年前人們講轉型，更多強調的是改革開放；而今天談轉型，會更多強調自主性與改革開放的相互結合。

在時代變局中錨定學科使命，展現大國擔當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學界有關區域國別的研究達到了怎樣的階段？要對相關知識體系進行怎樣的梳理？

馮紹雷：我們多年來廣泛地翻譯、介紹、研究諸多國際流派的相關研究，在求其所以然的積累中，中國學界開始構建區域國別研究領域的自主知識體系。回顧多年來的經驗與教訓，我覺得，互鑒與反思，是我們面對世界各國有關這一領域已有學術成果時應有的明智態度。

基于這樣認識，最近我和國內各高校、研究機構的同事們，尤其是一批富有才華的中青年學術骨干，在籌劃對主要大國與全球南方從事區域國別與國際研究狀況的再研究工作。我們看到，已有敘事體系與重新涌現的史料之間，已有學術結論與不斷翻新的國際變遷之間，包括國人的自我認知與外部世界對我們的看法之間，經常出現某種張力。需要一種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辨識與重新認知，推動中國與世界的互動與進步。

澎湃新聞：處理好大國關系的核心要義是什么？對中國在新時代妥善處理大國關系、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有哪些具體建議？

馮紹雷：第一，動蕩時代，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己任，這是時代特征與使命所使然，也是處理大國關系的核心前提。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剛健有為”、“天人合一”、“均衡普惠”、“協和萬邦”等價值標準，這是我們有所作為的思想與行為基礎；同時，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之所在。第三，中國所提出的關于發展、治理、文明、安全等領域的四大倡議，包括有關人工智能發展等的立場表述，是推進大國關系和諧穩健、公正前行的有效而具體的路徑依賴。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基于交叉性、多學科、務實創新的原則，區域國別學的構建乃是當務之急。期待多部門合力下的人才培養、理論形塑、傳播交往、智庫資政等工作相交織，為形成更理性而志向高遠的世界認知與交往水平賦能。

澎湃新聞：當下國際關系學者應著重提升何種能力，回應好時代需求與關切？

馮紹雷：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既是千年文明古國、又是百業待興的發展中大國，承擔著民族復興與應有的國際責任。面對巨變的驚濤駭浪，如何協和萬邦，穩步前行，乃是中國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當前的國際沖突中，人們雖呼喚多極化，但多極進程并沒有能夠在當下就有效地抵制霸權橫行；國際社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規則與正義，但是，這些正義、規則、法治的到來，又談何容易；尤其當中國經濟發展的足跡已經遍布世界各地與各種產業，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中實現共同利益，有著大量新問題需要研究。所以，區域國別學與中國現代化和全球轉型進程中所面臨尖銳挑戰，須臾不可分離。

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需要一大批通曉天下大勢，執著家國情懷，熟悉國際事務，善于溝通交往，掌握各項技能的真正區域國別專家。從春秋戰國直至現代中國，有太多這樣的仁人志士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走遍全球所搭建的網絡，也為當代專業人才的施展才干，做好了鋪墊；而動蕩激變中的世界，對于中國經驗的期待與投注，也提供了中國的區域國別專家以文會友乃至化敵為友的廣闊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