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現在在Steam上搜某款游戲，只會看到一片空白，商品頁早已沒了蹤影。但對于敘事設計師Nina Freeman來說，這游戲永遠不會從她的PC硬盤里消失。“這太悲劇了，因為每個人都該玩玩這款游戲。”她這樣評價它被下架這件事。她沒有在采訪里點名字，但那股可惜勁兒，隔著屏幕都能感覺到。

這是PC Gamer的“磁盤清理”專欄，專門翻游戲圈人士的電腦，問他們桌面整不整潔、什么游戲死也不刪。輪到Freeman的時候，她給出的答案里，這款被平臺拿掉的游戲成了最讓人在意的一條。她沒卸，也不會卸，哪怕Steam上已經找不到了。對于一款被發行平臺移除了的游戲，普通玩家可能早清硬盤騰空間了，但對她來說，把它留在硬盤里，就像給一段不該被遺忘的體驗保留了入口。

Freeman現在是一位自由游戲開發者，在Fullbright、Don't Nod Montreal這些工作室都留下過足跡。她因為做那些帶有強烈自傳色彩的游戲而出名，比如《Cibele》和《Last Call》，題材直接觸及情感、親密關系和性。她還擔任過第一人稱敘事冒險游戲《Tacoma》和《Open Roads》的關卡設計師，并且在《Lost Records: Bloom & Rage》里負擔起了編劇和首席敘事設計的角色。可以說，她從十幾歲摸到電腦開始，就一路在講故事，而那個被禁的游戲，恰恰是她敘事感受里很重要的一塊拼圖。

她最早的PC游戲記憶，起點不在自家書房，而是在更早的年代。1991年微軟出過一個《Microsoft Entertainment Pack 2》，里面有個小游戲叫《Rodent's Revenge》。“我十歲之前家里沒電腦，所以估計是在朋友家、學校或者圖書館玩到的。”Freeman回憶。游戲規則很簡單：玩家操控一只老鼠，推方塊把貓困住。她記不太清具體玩法了，但那種奇妙的感覺留到現在：“如果你愿意，可以說它像一款解謎恐怖游戲。”一只老鼠在格子里挪動，貓步步逼近，得靠推箱子改變地形才能反殺——這種底層壓迫感，沒準兒真的影響了她后來對敘事節奏的拿捏。

從那個推箱子的老鼠出發，Freeman后來成長為一名極其擅長把個人經歷轉化為交互敘事的創作者。《Cibele》直接取材自她年輕時的一段網絡關系，玩家可以在游戲里翻看虛構的桌面文件、聊天記錄，體驗那種帶有私密感的故事推進。而《Last Call》則把鏡頭對準了家庭和出身，同樣不打安全牌。她設計的路線往往不追求大場面，而是在對話、物品和環境里藏情緒。正因如此，她會怎樣看待那些被平臺規則擋在門外的作品，也就不難理解了——她太清楚什么叫做“個人表達需要空間”。

Freeman現在手里有兩個項目在同時推進。一個是和Don't Nod合作的新作，還沒公開任何細節，她只說是“未公布項目”。另一個是和丈夫、游戲設計師Jake Jeffries搭檔的獨立恐怖游戲《Size Zero》。“進度慢得像蝸牛，不過技術上我把它放到了次要位置。”她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這畫面挺典型的：手頭有廠牌的大項目要推進，心里還掛著一個兩人小作坊的恐怖點子，兩種節奏同時跑著，一個快不起來，一個不想放棄。

在這次“磁盤清理”訪談里，Freeman帶著記者瀏覽了她PC和Steam Deck里的各個分支路徑。除了那款永不卸載的游戲，她還翻出了其他東西。Steam Deck上裝了什么、桌面怎么分區、哪些文件夾從來沒整理過，這些瑣碎的日常，跟任何一個玩家的硬盤生態沒什么兩樣。但正因為那款被禁游戲的執念夾在其中，整場聊天多了一條情感主線：一個做敘事的人，對那些不該被忘記的作品，有著近乎本能的保護欲。

Steam下架游戲的原因五花八門，有的是授權到期，有的是內容爭議，有的是開發者自己撤下，還有的是平臺根據規則移除。Freeman沒有展開講這游戲為什么被禁，只是把結果和感受扔了出來。她說“太悲劇了”，不是說給平臺聽的，更像是說給所有還沒玩過它的人聽的。在PC游戲的歷史上，有不少作品因為各種原因從官方渠道消失，想玩只能靠老硬盤里的安裝包，像一個被封存的拷貝，不對新人開放。她存著它，像一個私人圖書館里不肯下架的書。

這一點，和她做自傳體游戲的思路其實是通的。她的作品常常被歸類為“個人化”“私密敘事”，但因為用了游戲的殼，這種表達就天然允許更多的人走進來。她讓玩家操作角色，去翻看虛擬聊天記錄，去重現一段親密關系的起落，本質上是把個體的記憶做成可交互的載體。當一款游戲被從公共平臺拿掉，這種載體也就等于被從最大分發渠道上擦除了。所以她留著不刪，不只是念舊，可能也是一種敘事設計者對“被擦除”這件事的條件反射。

再回看《Rodent's Revenge》，那個推箱子困住貓的老游戲，在Freeman的敘述里居然帶上了“解謎恐怖”的濾鏡。我們不知道當年在圖書館或者朋友家玩這款游戲的具體場景，但她能記到現在，說明那個躲貓和反殺的小循環，在她腦子里刻下過什么東西。也許是被追逐時的緊張感，也許是利用有限資源扭轉局勢的設計邏輯。她說“我記不太清怎么操作了，但我記得玩它的感覺”，這種記憶模式，剛好和她后來作品的發力點吻合：感覺比機制更持久，情緒比操作更值得存檔。

Freeman的履歷有一個很明顯的弧線：從個人項目里長得出來的敘事方法，慢慢滲進更大規模的作品。《Tacoma》和《Open Roads》都是團隊合作下的第一人稱敘事冒險，她負責關卡設計，等于是在空間里鋪設故事的起伏。《Lost Records: Bloom & Range》則讓她回到寫作核心，同時還要協調整個敘事部門的工作。在這類項目里，個人風格怎么揉進集體流程，原本就不是一道輕松的題。但她的辦法似乎一直是把“感受”當錨點，不管項目大小，先想清楚玩家在這個環節會有什么情緒，然后再倒推設計。

至于她和丈夫合作的那款《Size Zero》，被形容成“獨立恐怖游戲”。目前消息極少，只從她那句“慢得像蝸牛”能猜出，這項目還在很早期的階段。兩個設計師組隊做獨立游戲，常常意味著白天要忙別的工作賺生活費，晚上或者周末才能推進自己的項目。Freeman現在既有Don't Nod的合作要顧，又要給這個夫妻檔項目留氣口，時間被切得很碎。但她用的詞是“放在次要位置”，而不是“暫停”或“擱置”，說明這條線還沒打算斷。

從Steam Deck的使用習慣也能看出點端倪。提到自己會帶著Steam Deck的時候，Freeman的態度很隨意，沒去渲染什么“移動游戲革命”，只是當作一個順手的工具。這很符合她整個訪談的氣質：不吹噓、不標榜，把自己的電腦打開給你看，里面有什么說什么，包括那個被下架的游戲。這種坦誠，讓那款缺失名字的作品反而顯得更重了——它被這樣輕描淡寫地提起，卻因為“永遠不卸載”這個動作，成了整篇對話里最有分量的一塊硬盤數據。

在PC游戲圈，開發者自己有什么游戲習慣，往往比官方發言更能反映真實生態。Freeman保留被禁游戲這個行為，可能會讓一些老玩家會心一笑：誰硬盤里還沒幾個官方渠道買不到、但就是舍不得刪的老物件？只不過在Freeman這里，這個行為多了一層敘事設計師的觀察視角。她不是單純在囤積老游戲，而是在用存儲空間給一段表達投票。那款游戲的內容或許和她的創作沒有直接關系，但它“被禁止”這個狀態，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圍繞游戲表達的公共事件。

如果非要拆解她這句“太悲劇了，每個人都該玩”，背后至少折疊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是作品本身的質量值得被看見，但被平臺規則阻斷了傳播；第二層是玩家失去了一個合法獲取它的渠道，想補票都沒門；第三層可能是，對于做游戲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比自己做的玩意突然無法被人玩到更讓人沮喪的鏡像——哪怕這次她不是制作者，只是玩家和同行，也會共情那種被消失的感覺。

這種共情，可能從她最早的《Rodent's Revenge》就埋下了種子。那個老游戲現在還能通過一些復古合集或者模擬器玩到，沒被禁，但它在當年那個只有圖書館電腦能碰的年代，對Freeman來說也是一種“有限可得”的存在。她說在朋友家、學校或者圖書館玩到，說明她自己當時并不擁有這個游戲，只是抓住一切能摸到電腦的機會去玩。這種“游戲是借來的體驗”的童年印象，或許讓她后來更在意“游戲能被玩到”這件事的珍貴程度。

除開那款被禁的游戲，Freeman的PC和Steam Deck里還裝了些什么，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一個敘事設計師的庫，大概不會全是爽快突突突的類型。從她參與過的項目就能看出，她喜歡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記憶、身份這些領域挖掘。那么她的游戲庫，很可能也塞滿了各種偏重故事、氛圍和選擇的游戲。被禁的那款，說不定就是這種品味里的一座里程碑，才讓她如此念念不忘。

Steam下架事件，在玩家社區里往往會掀起一波關于數字所有權和游戲保存的討論。Freeman沒有參與這種公共辯論，她只是做了自己認為對的事：留著安裝文件，不讓它消失在字節里。這種樸素的保存動作，比任何慷慨激昂的宣言都更有說服力。一個擅長用游戲講個人故事的開發者，用她的硬盤為另一個被剝奪流通資格的故事提供了避難所，這個畫面本身就很敘事。

如今Freeman還在推進她的新項目，Don't Nod的合作內容到底什么題材，外界還在猜，獨立恐怖游戲《Size Zero》更是連個預告片都沒影子。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她以后做的游戲，可能都會帶著一種對“被看見”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