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美國突擊隊將尼古拉斯·馬杜羅趕下臺以來，華盛頓對古巴——這個加拉加斯昔日陷入困境的盟友——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此前，受特朗普第一任期“極限施壓”制裁以及哈瓦那未能推進更深層經濟改革等因素影響，古巴經濟已持續惡化。如今，失去大幅折價的委內瑞拉石油供應，又給了古巴致命一擊。

過去5個月里，特朗普政府事實上對古巴實施了石油封鎖，白宮只放行了一艘俄羅斯油輪。這使古巴走到懸崖邊緣：停電已成每天都會發生、且毫無規律的常態，基本公共服務幾近停擺，民眾愈發絕望。

盡管如此，今年春天，白宮仍通過并不低調的渠道與古巴方面接觸，其中包括與前總統勞爾·卡斯特羅的一名孫輩接觸，試圖說服這個一黨制國家接受經濟和安全層面的開放，而不是從根本上推動政治更替。哈瓦那沒有接受這一提議，反而大多表現出信心，試圖拖延時間——尤其是在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后，古巴方面一度希望，這會分散華盛頓的注意力，并削弱其在近鄰地區繼續升級施壓的意愿。

但古巴可用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由于對哈瓦那的強硬態度遲遲沒有松動感到不滿，特朗普政府威脅要對與古巴經濟關鍵領域有業務往來的外國企業實施毀滅性次級制裁。

近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突然訪問哈瓦那，向古巴領導層發出強硬警告，要求其切斷與外部大國的安全聯系。美國還在為一場可能的“執法”抓捕行動鋪路，其模式可能類似于對馬杜羅的抓捕，即先由美國法院起訴卡斯特羅。

這不僅僅是華盛頓如何選擇的問題。幾十年來，古巴政府始終將內部控制和外部靠山置于政治與經濟轉型之上。長期以來，它把在壓力下與華盛頓談判視為有違主權原則——而且，不能否認的是，美國當前對古巴施加的經濟脅迫規模，在道義上令人震驚。但考慮到現任美國政府的不可預測性，如今避免災難的責任已落在哈瓦那身上。古巴領導層越是把前路視為革命尊嚴的問題，而不是國家生存的問題，接下來局勢惡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可行的出路，是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協議。哈瓦那作出足夠重大的讓步，讓特朗普可以將其包裝為一場勝利，同時避免人道主義崩潰，并讓古巴走上復蘇之路。若做不到這一點，社會動蕩進一步加劇的風險就會上升，美國也更可能以穩定這個距離佛羅里達僅90英里的崩塌經濟體為由進行軍事干預，而這是兩國政府都希望避免的結果。

從馬杜羅被捕消息傳出那一刻起，特朗普政府就向外界釋放出兩種相互矛盾的信號。一方面，一些美國官員對《華爾街日報》表示，他們正積極尋求在2026年底前推動哈瓦那政權更替。另一方面，美國外交人員也在邁阿密和西班牙與古巴流亡人士討論尋找一位“古巴版德爾西”，指的是馬杜羅執政時期的委內瑞拉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她在馬杜羅被帶走后被扶上臨時領導人位置。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2月曾表示，古巴不必“一下子全變”。

古巴方面也作出了一些姿態：釋放了少數政治在押人員，頒布更廣泛的赦免令，涵蓋2000名普通罪犯，并承諾允許古巴裔美國人向本國經濟投資。但總體而言，虛弱而脆弱的哈瓦那仍在重復相互尊重和國家主權之類的套話。美國卷入伊朗局勢，也強化了古巴回避正視威脅嚴重性的本能。哈瓦那官員的盤算是，只要撐到11月美國中期選舉，美國選民就會明確否定總統的軍事冒險主義，屆時白宮要么接受古巴有限的讓步，要么干脆把注意力轉開。

但白宮并沒有失去焦點，而是失去了耐心。近日一項行政命令，立即賦予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權力，可對與古巴國有企業在采礦、能源、金融等戰略領域開展業務的外國企業實施次級制裁。長期以來，美國自1962年起實施的貿易禁運及其復雜制裁網絡，確實一直影響其他國家與古巴的往來。但外國投資者和運營商從未像現在這樣，被直接威脅可能失去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的資格。已有數家公司因此暫停在古巴的業務。

隨后便是拉特克利夫訪問哈瓦那。就在他到訪前一天，古巴能源部長公開承認，古巴已沒有石油儲備了。更令人不安的是，中央情報局代表團中還包括此前負責抓捕馬杜羅行動的負責人。這次極不尋常的接觸，向古巴情報系統高層傳遞了明確信號：華盛頓仍愿意達成協議，但窗口正在關閉，特朗普關于“拿下古巴”的說法應被認真對待。改革經濟，釋放政治犯，并且——對中情局而言最重要的是——切斷與俄羅斯及其他大國的安全聯系，包括關閉相關國家在古巴境內的監聽站。若無所作為，哈瓦那將會明白，特朗普政府對古巴的關注并不只是那位古巴裔美國國務卿個人的執念。

企業管理集團希望維持其經濟主導地位，而任何真正向私營部門開放的改革，都會威脅這種地位。安全部門希望保住與外部重要力量的聯系，而一旦與華盛頓深度緩和，這些關系就不得不重新調整。

黨務體系則擔心，真正的政治開放會加速其國內合法性危機，而這場危機本就已經爆發。至于年逾九旬的卡斯特羅，他把任何要求自己退出的協議，都視為對其晚年安排以及由他和兄長菲德爾·卡斯特羅所代表的革命事業的生存性威脅。

與華盛頓談判，會觸動所有這些群體的利益，因此它們集體抵制并不令人意外。同樣不令人意外的是，古巴并沒有出現一個明確的“德爾西式人物”，愿意背棄上級、按照美國的意愿行事。真正令人意外的，是古巴領導層竟如此徹底地讓這些否決力量主導了其對外戰略。每拖延一個月，任何一個古巴政府未來執政所需的儲備、基礎設施和社會耐心，都會被進一步耗盡。抵抗的邏輯可以理解，但這也是一種緩慢的自我毀滅。

事實上，一項哈瓦那有可能接受的協議，其輪廓數月前就已顯現。3月，美國官員告訴古巴同行，他們希望在若干戰略領域看到進展。這意味著放寬有關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法律，釋放具有標志性的政治犯，包括自2021年7月席卷全島的全國性抗議以來被拘押的人士。

美國還要求哈瓦那承諾推進廣泛的市場化改革，真正向私營部門投資開放經濟，包括向古巴僑民資本開放，并大幅削弱企業管理集團的經濟版圖。

優先事項還包括，古巴同意縮減與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情報與安全聯系。由于法治和產權保護對恢復投資者信心至關重要，華盛頓還希望哈瓦那承諾與美國以及中立的國際仲裁方合作，為解決1959年至1960年古巴政府征收美國私營企業財產后遺留的大量財產索賠問題，建立一套公平而非懲罰性的補償機制。

這些步驟不必一次完成，但如果分批推進，就可能說服華盛頓相信古巴確有改革誠意。這將構成古巴數十年來最重大的內部變化，也能讓華盛頓將其宣傳為一次勝利。

作為交換，美國也可以按步驟取消最嚴厲的懲罰措施，包括將古巴移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撤銷那項授權實施次級制裁的行政命令。華盛頓還可以放寬赴古旅行規定，允許美國企業重新進入旅游、采礦、能源、農業等領域，并批準對古巴私營中小企業投資。

美國還可以暫停執行《自由法》第三編。該條款之所以成為國際投資的重要阻礙，是因為它允許美國索賠人起訴那些在古巴經營、而其經營地產在卡斯特羅政府國有化之前曾歸原告所有的外國企業。

從技術上說，《自由法》規定，只有古巴島上出現民主過渡政府，美國貿易禁運才可能被完全解除。但如果哈瓦那在真正開放經濟的同時，對領導層作出足夠程度的重組，華盛頓或許會對“過渡”作出更靈活的解釋，從而在古巴尚未完全民主化的情況下，也放松制裁。這樣的安排并不會堵死更廣泛政治變革的可能，反而能為政權領導人爭取時間，找到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退出路徑，也讓公民社會有機會恢復元氣。

誠然，到目前為止，古巴當局幾乎沒有表現出對這條退路的興趣。但與他們可能面臨的另一種結局相比，這條路顯然更可取：經濟繼續崩塌，社會苦難和不穩定進一步加劇，最終嚴重到促使美國以武力推翻現政權。

這種分步推進的方式，也符合本屆美國政府在其他地區——包括委內瑞拉——的政策直覺，即優先追求穩定、經濟開放和安全關系重組，把民主化視為更長期的過程。這一思路同樣與美國歷屆政府——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對古巴政策中的一條主線相呼應：優先追求的并非立法中寫明的那些最大化目標立即實現，而是更為具體的目標，例如擴大私營企業空間、削弱軍方對經濟的控制、釋放政治犯、放松信息流動限制，以及削弱哈瓦那與美國對手之間的安全聯系。

這樣的協議窗口并不會永遠存在。先看魯比奧因素。多年來，他一直是美國政壇對古巴最強硬的聲音之一。也正因為如此，他反而可能比其他政治人物更有能力推銷一項談判達成的安排。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能實現那次歷史性外交突破，正是因為他的反共立場從未受到質疑。

魯比奧不是尼克松，而且他服務的是一位在孤立主義式抽離和戲劇化升級之間反復搖擺的總統。盡管如此，如果說今天的共和黨內還有誰能把古巴裔美國人群體、國會共和黨人以及至少部分民主黨人團結起來，支持一項與哈瓦那分階段、可持續的和解方案，那個人很可能就是他。

是古巴經濟處境的冷酷現實。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余幾年里，古巴民眾根本無法承受在外部壓力下繼續加深的貧困化。巨額財政失衡、沉重債務負擔以及極其有限的外部融資渠道，意味著政府幾乎已沒有多少騰挪空間。哈瓦那或許擔心更深層改革會帶來短期陣痛，但事實是，這種痛苦已經到來：古巴人的收入大幅縮水，商品和服務需求萎縮，農業和制造業凋敝，勞動力則因移民外流而被嚴重掏空。

盡管局勢令人絕望，雙邊關系中仍有一些積極趨勢可以利用。自2021年古巴將中小企業合法化以來，私營部門持續擴張，如今已在當前危機中為部分民眾提供重要支撐。自巴拉克·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歷屆政府都把支持古巴獨立經營活動列為政策重點，而即便是特朗普，如今也允許當地私營企業進口燃料。這為進一步設置制裁豁免、扶持這一部門成長創造了機會。

美古關系或許正處于數十年來最緊張的時期，但兩國之間的直飛航班仍在運行，在現有禁運漏洞下開展的雙邊食品和農產品貿易也創下紀錄。來自美國僑民的匯款，仍是流向古巴普通民眾的最大硬通貨來源之一。島內外古巴人之間一種自發的和解，實際上已比多數觀察人士所承認的走得更遠。

即便進一步向僑民投資、私營企業和雙邊貿易開放，也不足以產生改造古巴破敗電網、為銀行體系補充資本、重建基礎設施所需的資金規模。這類資本在歷史上主要來自多邊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西方國家的雙邊項目。但隨著歐洲國家將資源從發展援助轉向國防支出，來自歐洲政府的資金正變得越來越難獲得。古巴也無法指望其他多邊機構提供緊急融資，因為它并非這些機構成員國，而若沒有華盛頓點頭，它也無法加入。

但當年的一些制憲代表，對自己的選擇有另一種理解。他們并不把這看作投降，而是試圖在極端約束下保住一個脆弱國家。他們想爭取足夠多的主權，讓古巴先活下來，并為未來爭取更完整的獨立保留可能。

古巴當前的困境當然并不完全相同。哈瓦那也不應僅僅因為華盛頓提出要求，就接受經濟和政治改革。但古巴人民理應擁有一個可持續的未來。而從邏輯上看，盡管充滿殘酷的諷刺意味，古巴當局若想挽救國家，最現實的道路就是與那個正在重創其經濟的大國——美國——談判，因為現實中也只有美國有能力為古巴復蘇提供支撐。變革正越來越顯得不可避免。問題只在于，它將以混亂失控、暴力的外國干預，還是以一步一步、且哈瓦那仍保有一定發言權的方式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