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而育之

教育需要的是能長期堅守的長跑者，而非燃盡即滅的蠟燭。

許多老師不敢生病。請假意味著調課麻煩，意味著進度落后，意味著對不住學生。這種愧疚感，像一根無形的鞭子，抽打著他們帶傷前行。

老師不是超人，也會生病疲憊，也需要安心休息的權利。不必因為請假而愧疚，不必把帶病工作當作勛章。真正的敬業，是可持續的敬業；真正的愛，是有能力持續給予的愛。

上面這段話，不是我說的，而是官媒“光明教育家”發布，光明日報出版社旗下教育官方平臺。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被這段話深深共情了！

網上不少人說中小學教師的平均壽命為59.3歲。

針對這一數據，我是不相信的，因為沒有具體的數據統計來源。

但是對于已經從事二十余年教育工作的我來說，身邊退休后的中小學教師，身體狀況較好的并不多，甚至有一些老師退休沒幾年就離開了人世。

長期以來，教師職業是“奉獻”“清貧”的代名詞，老師們更是被比作“春蠶”“蠟燭”。今天，能看到有媒體為老師說話，非常感動。第一次看到官媒大方的表達，教師帶病工作不值得歌頌，老師們要成為能長期堅守的長跑者，而非燃盡即滅的蠟燭。

那盞被歌頌了太久的“蠟燭”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老師是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這句話聽起來多么崇高，可同時又那么悲壯。細想之下，它又多么殘忍，蠟燭的宿命，就是一點點燒盡自己，直到最后一滴蠟油凝固。它沒有選擇，沒有退路，甚至連“燃燒”本身都被當作理所當然。

這種隱喻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教師的自我認知。于是我們看到，發著高燒還在講臺上硬撐的老師，做完手術沒拆線就回學校上班的老師，嗓子完全失聲了還用手寫板書代替講解的老師。他們不是不疼，不是不怕，而是骨子里有一種近乎執念的使命感：我不能倒下，學生還在等我。

更讓人心酸的是，這種“帶病堅持”往往還會被當作先進事跡來宣傳，被當作師德標本來學習。仿佛誰病得越重還在堅守，誰就越配得上“人民教師”這四個字。

一個拖著病體站在講臺上的老師，能給學生多好的課堂？頭昏腦漲地講解，有氣無力地板書，甚至可能在課堂上出錯誤，這真的對得起學生嗎？一個長期透支、精神萎靡的老師，又拿什么去感染學生、啟迪心靈？

低質量的堅守，不如高質量的休整。這個道理，我們為什么總是想不明白？

我們有沒有想過，這種“悲壯式敬業”背后的代價是什么？

那些被透支的健康和被虧欠的家人

認識一位鄉鎮中學的老教師，從教三十五年，連續二十年帶畢業班。他常年吃降壓藥、降糖藥，抽屜里的藥瓶比粉筆還多。他常說：“等退休了，我就好好休息，到處走走。”

退休第二年，他走了。腦溢血，倒在自家院子里，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追悼會上，他的妻子哭得撕心裂肺：“他一輩子都在管別人的孩子，自己的兩個孩子開家長會，他一次都沒去過。退休了，該享福了，人卻沒了……”

全場沉默。

這樣的故事，在教師圈子里并不罕見。很多老師把最好的精力、最飽滿的狀態、最充沛的耐心，都給了學校、給了學生。回到家，面對自己的父母、伴侶、孩子，只剩下疲憊和透支后殘余的軀殼。

他們虧欠了家人太多，最終，也虧欠了自己。

這不是某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種職業群體性的困境。當“奉獻”被無限拔高，“犧牲”被反復歌頌，就很少有人敢說一句：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休息。

老師們要成為能長期堅守的長跑者

教師這個職業，本質上是長跑，不是百米沖刺。

一個百米運動員可以拼盡全力沖刺十秒，然后癱倒在地。可教育需要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持續投入。你不可能前三年就把自己燒光了，然后指望后面二十七年靠殘存的余熱硬撐。

真正的敬業，是有能力長期敬業。真正的愛，是愛別人之前，先學會愛自己。

這不是自私，這是清醒。

飛機上的安全須知說得明白：遇到緊急情況，請先戴好自己的氧氣面罩，再幫助身邊的人。如果你自己都窒息了，拿什么去救別人？教育也是一樣。如果你連自己的健康都保不住，連自己的生命都在加速消耗，你又憑什么去點亮那么多孩子的未來？

老師不是超人，也不是圣人。老師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需要吃飯、需要睡覺、需要休息、需要看病、需要陪伴家人的普通人。

允許自己請假，允許自己休息，允許自己偶爾“不在狀態”，這不僅是一種權利，更是一種智慧。

“蠟燭”的隱喻，是時候被替換了。

如果說教師一定要被比作什么，希望是長跑者。

長跑者懂得分配體力，懂得調整呼吸，知道什么時候該加速，什么時候該慢下來。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不爭一時之快，只求抵達終點。他們愛惜自己的身體，因為知道前路還長。

生病了，就去醫院，不要想著“再撐一節課看看”。累了，就請假休息，不要覺得愧疚。一個休息好了的老師，比十個強撐病體的老師更有價值。

寒暑假，就出去走走，你見過多大的世界，才能帶學生看到多大的世界。

這不是不負責任，恰恰是對自己、對學生、對教育事業最大的負責任。

因為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支撐長久的堅守。只有飽滿的精神，才能傳遞有溫度的教育。只有幸福的老師，才能教出幸福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