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一季度，按市場價格核算的土耳其名義GDP擴張至169999.77億里拉（約為3896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率為2.5%。

若不剔除通脹因素，那一季度的名義增長率將變成35.7%，與2.5%的實際增長率間的差額，就可以看做是“商品價格提升帶來的貢獻”——通脹，遠超真實生產水平的提升力度，算“滯漲”吧。

分行業來看，土耳其一季度的農林牧漁業創造的GDP為4423.64億里拉，上漲4.6%，占全部GDP的比例為2.60%——這就是第一產業。

工業創造的GDP在今年第一季度為30132.97億里拉，下降0.8%，占全部GDP的比例為17.73%。其中，制造業創造的GDP為25260.91億里拉，占比14.86%。

建筑業，創造的一季度GDP為9144.83億里拉，上漲3.2%，占全部GDP的比例為5.38%——與工業合計后就是“第二產業”，39277.8億里拉，占比23.1%。

再和第一產業合計，就變成了實體經濟——總量為43701.44億里拉，占比25.71%。

接下來的就是服務業了——第三產業

其中，貿易、運輸、住宿和餐飲服務創造的GDP最多——達到39479.59億里拉，占比23.22%；公共管理、教育、人類健康和社會工作活動創造的GDP為23642.92億里拉，占比13.91%。

土耳其房地產在今年第一季度創造的GDP為19291.77億里拉，占比11.35%；專業、行政和支持服務活動占比5.34%，金融和保險活動占比3.99%，信息和通信占比2.57%……

整個服務業創造的GDP為107895.36億里拉，占比63.47%。與前文提到的農林牧漁業、工業、建筑業，合計為全行業GDP——總量是151596.8億里拉，占比89.17%。

占比不到90%，剩下的是什么呢？

答案是“產品稅減補貼”，約為18402.98億里拉，占GDP的比例為10.83%。

“產品稅減補貼”是國民經濟核算中的一個關鍵調整項，用來將按基本價格計算的行業增加值轉換為按購買者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具體含義如下：

產品稅：包括增值稅（VAT）、進口關稅、消費稅、房產稅、交易稅等對產品征收的間接稅。這些稅最終由購買者承擔，因此會增加產品的市場價格。

產品補貼：政府對某些產品的價格補貼（如食品、能源補貼），這會降低購買者實際支付的價格。

“產品稅減補貼” = 產品稅總額 ? 產品補貼總額。這個差額就是間接稅凈額，一季度占GDP的比例為10.83%，遠超中國、美國、日本等經濟大國。

小結一：

土耳其經濟的四大支柱產業分別是：

貿易、運輸、住宿和餐飲服務，占比高達23.22%；

制造業（一般從工業中單獨提出來說）、占比14.86%；

公共管理、教育、人類健康和社會工作活動，占比13.91%；

房地產，占比11.35%。

或許有人會說，怎么沒有旅游業呢，土耳其經濟高度依賴游客消費啊？答案是：按生產法核算，旅游業通常并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它被“打散”了，融合在餐飲、住宿、通信、保險、支持服務、貿易、運輸、行政與其他服務活動中。

小結二：

與其他國家（例如中國），將“產品稅減補貼”直接“打包”進各行業的增加值里，不單獨列出來不同，土耳其將之作為“獨立部門”呈現了。

這種核算差異并非只是會計處理的不同，它其實揭示了土耳其經濟的一個深層特征：政府通過生產環節征收的間接稅，在經濟總量中占據了相當可觀的分量。

10.83%的占比意味著，土耳其消費者每支付100里拉，其中就有近11里拉是各類流轉稅——這還沒算企業繳納的直接稅。

相比之下，中國最近幾年“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約為5.5%至6.5%，美國不到7%（且無全國性增值稅），日本也在6%上下，都明顯低于土耳其。

土耳其之所以高出這么多，根本原因在于財政對間接稅的路徑依賴：國庫缺錢時，提間接稅比征直接稅更容易；而在高通脹環境下，名義收入膨脹又會自動抬高流轉稅的實際征收額，形成“通脹→稅收增長→物價再漲”的循環。

回到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表現，可以得出一個不太樂觀的判斷：土耳其的經濟增長故事，本質上是服務業單腿支撐、工業持續萎縮、財政加稅助推通脹的結構失衡故事。

這種結構失衡，放在高通脹環境里會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困局：里拉貶值→進口成本上升→企業提價→通脹走高→央行被迫加息→經濟活動進一步降溫→工業更難復蘇。

而財政上對間接稅的依賴，又使得政府在抑制高額通脹（減稅）和增加收入（加稅）之間左右為難。

一季度2.5%的實際增長，放在大多數國家算溫和，放在土耳其的貨幣貶值速度面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除非制造業重新獲得競爭力，或者外來資本大規模流入穩住了里拉，否則“滯脹”還會是未來幾份季度報告里的關鍵詞。

數據拆完了，問題也擺出來了——剩下的，就是看土耳其領導人怎么走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