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農業農村現代化關系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成色。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推進需要圍繞農業、農村、農民和土地進行優先性和綜合性的政策設計和制度安排，以推動農村社會結構和城鄉關系的總體性變革。在此過程中，如何構建轉型理論和轉型道路，是以農業農村為主題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背景下，我們可以重新定義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目標的當代中國“農政問題”，即“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如何理解農業、農地、農民和農村的基本屬性，在農業生產方式、農地權屬安排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方面存在哪些實質性限制因素，如何解決這些限制因素以及如何使農業生產方式、農地權屬安排形式、農民群體和農村社會實現順利轉型以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動力，需要采用什么樣的政治動員以及制定什么樣的國家政策來促進這些轉型和發展”。在此情形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和土地的轉型研究，實則是要在深入剖析中國“農政問題”的基礎上，建構農政轉型的中國理論，構建農政轉型的中國道路。

國際學術界關于“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的學術闡釋已經逐漸形成五大理論框架，分別為：關注農業現代化發展、城鄉一體化、土地公有制等方面的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注農民群體與鄉村共同體價值的實體主義；關注市場要素作用并致力于降低交易費用的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注立足于自身優勢和可及資源而創新多元生計實踐的生計框架；關注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等方面的后現代與后結構主義。

雖然，這些理論框架可為我們研究中國的農政問題和農政轉型提供借鑒與參考，但是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的農政轉型實踐呈現出豐富多樣的形態和結構創新。在農業生產方面，發展現代農業一直是國家瞄準的重要目標；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培育市場能力的過程，投資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作用日益凸顯；同時，小農戶生產依然是中國農業生產經營的重要形式，在存續中不斷變化發展。可見，現代、資本與小農戶，是農業生產的三種典型方式。在農地權屬安排方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基于生存理性的制度創新，它調動了農戶的生產積極性，土地流轉最初源于民間自發，此后逐漸發展成為農地制度“三權分置”的實踐創新。農地確權則是一種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保護農民土地權利免受侵害的制度實踐。可見，承包、流轉與確權，構成了農地權屬的三種安排。在農民群體方面，改革開放后，農民群體逐步發展出流動、留守與留居三種形態，農民群體常常在這三種形態之間轉換，適時調整家庭教育、生產和照料安排，并有效利用市場機制和國家政策，在改善生計的基礎上保持自主性與能動性。在農村社會方面，傳統社會的自洽性在快速發展變遷中遭遇危機，鄉村共同體的原有結構日益成為昔日的記憶；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一些鄉村在政治治理、經濟發展、傳統文化以及人口結構等方面也面臨挑戰；在此背景下，從黨的十九大開始，鄉村振興戰略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是觀之，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生動實踐形成了復雜多元的農政結構。無論是農業生產方式，還是農地權屬安排形式、農民群體本身或農村社會方面，中國的農政結構都是多種形態并存。對此，現有的理論框架對其中的某些形態或某些側面進行了理論闡釋。例如，中國在發展現代農業的道路上，始終清醒地認識到“大國小農”是基本國情農情，避免簡單重演“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的歷史劇本，而是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這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大生產”替代“小生產”邏輯的適應性調整。又如，中國在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重新審視鄉村價值，尤其是鄉村的文化、民俗、風情、美食以及自然和諧相處的慢生活特征，并挖掘、繼承、創新優秀的傳統鄉土文化，這是實體主義強化鄉村共同體的價值依歸。再如，中國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同時，通過“三權分置”的制度創新，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土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這體現了新古典與新制度經濟學的思維。此外，中國在農業農村發展中鼓勵各種替代方案的創新，如生態農業、關懷農業、巢狀市場、社區支持型農業等，這體現了后現代農業的理念。類似還有，中國始終堅持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堅持集體土地承包權屬于農民家庭，在取得脫貧攻堅全面勝利后，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實施常態化幫扶，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這些都體現了生計框架的底線思維。

然而，中國的農政結構在并存的各種形態之間，常常存在一定的張力，甚至是傳統理論意義上的對立和矛盾。這一現實不僅彰顯了中國農政結構的包容性，而且對理論闡釋提出了挑戰。

作為從事農業農村研究的社會工作者，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成就已經得到世界普遍認可，中國式現代化正在快速推進，但與此同時，中國的農政問題有待建構出國際學術界認可的中國理論，有待構建出國際社會認可的中國道路。而建構農政問題的中國理論、構建農政轉型的中國道路，應當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現實，在馬克思主義“農政問題”與“農政轉型”的理論指導下，充分汲取其他理論傳統的優勢元素。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加強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政研究”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自主知識體系，借此向世界講好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故事。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北京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創新中心”主任，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鄉村發現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