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

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過剩卻思考稀缺的時代。每天被無數觀點、熱搜、口號和短視頻沖刷，我們習慣于快速站隊、復制轉發、用現成的套話和熱梗回應一切復雜問題。

然而，阿倫特提醒我們：這種不思考的狀態，遠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危險。

1961年，她旁聽了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那個親手將數百萬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人只是一個極其平庸、按部就班的官僚，只會用陳詞濫調包裹自己，完全無法進行真正的思考。

阿倫特由此提出了那個石破天驚的概念——“惡的平庸性”。最恐怖的罪行，未必源自邪惡的動機，而可能僅僅源于思考的缺席。

如果思考的缺席會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淪為作惡的工具，那么思考就不再是少數哲學家的游戲，而是每一個生活在公共世界中的人都無法回避的道德責任。

在她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心智生活》中，阿倫特繼續深入追問心智生活在現代生活中的政治意義。她最終得出結論：在一個公共領域萎縮、個體滿足于信息繭房的時代，思考無法保證美德，卻可能阻止最極端的邪惡。

那么，思考究竟如何在不直接指導行動的情況下，悄悄攔住我們滑向深淵的腳步？當我們被信息裹挾、被情緒驅使、被算法喂養時，又該如何重新拾起與自己對話的能力？

以下是青年政治學者仲樹在《心智生活》譯者導讀中的講述。轉自“理想國”公眾號imaginist

下文摘自《心智生活》譯者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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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艾希曼審判：缺乏思考的惡果

1969年春，阿倫特開始為《心智生活》的寫作計劃進行正式準備。在寫給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資助申請書中，她表示：

我希望分析、描述并在歷史上追溯三種在我看來構成一切政治實踐之基礎的心智活動——思考、意志、判斷。它們何時首次被發現？在西方歷史中，是哪些事件與經驗促使人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它們自身究竟為何？在各個時代中又是如何被解釋的？在現代，它們各自發生了什么變化？它們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功能何在？

在這些看似學院式的問題背后，潛伏著一個更為根本的疑問：在一個完全世俗的語境中，我們如何接近“惡”的問題？我們如何區分善與惡？

這一問題的直接契機，來自阿倫特在1961年前往耶路撒冷旁聽阿道夫艾希曼審判的經歷。艾希曼在死亡之際呈現出的是“那種令人恐懼的、言語與思想都難以描述的惡的平庸性”。正是在這一經驗的沖擊之下，她開始追問：思考這一看似無為的心智活動，與人作為政治層面的道德責任主體之間，究竟具有何種關系。

盡管中文語境普遍把banality of evil翻譯成“平庸的惡”，但更為準確的表達應是“惡的平庸性”或“惡之平庸”。此處所謂的“惡”并非平庸的，而是規模驚人的滔天罪行。平庸的并不是惡本身，而是實施這種惡的人，以及支撐這種惡得以發生的那種空洞、遲鈍、缺乏思考的力量。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之所以惡得平庸，只是因為他缺乏思想，因為他無法進行那種使人能夠與自身對話的心智活動。

在阿倫特看來，艾希曼并不會思考。他能夠按照既定程序運作，但一旦被要求面對超出程序的情境，便立即以陳詞濫調之類的套話把自己包裹起來，以避免直面現實，也避免真正進行思考。

在艾希曼事件中，思考的缺席顯現為一個極其嚴肅的政治問題，它不再只是關乎少數從事哲學的職業思考者，而是關乎所有生活在公共世界中的人。

一旦思考的缺席可能與作惡相連，那么思考就成為每一個人都無法回避的道德問題。

思考是否可能使人不去作惡？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否構成一種限制或阻止人作惡的條件？在這里，思考作為一種積極的、構成意義的活動，與實踐生活之間的關聯已隱然顯現。

02

阿倫特問題

在《人的境況》中，阿倫特試圖重建真正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她毫無保留地捍衛政治行動與公共言說的尊嚴，站在公共空間一邊，反對思想傳統中一切貶抑實踐生活的傾向。

任何認真閱讀過此書的讀者大概都會得出這樣的印象：政治生活本身具有內在尊嚴，其中體現的多元、平等與獨一無二性構成其自身的價值基礎。換言之，實踐生活（vita activa）無須依附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它本身是自洽的。

然而，《心智生活》的問題意識似乎引入了另一種視角。如果政治生活確實能夠完全憑借自身維系價值秩序，如果實踐生活能夠獨立于心智生活而自足存在，那么，缺乏思考又如何可能將世界引向最嚴重的邪惡，并最終導致20世紀的自我毀滅？

從這一角度看，《心智生活》的出發點似乎暗示，公共生活中的實踐本身或許并非完全自足，政治生活最終仍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依賴那些不在公共空間中顯現的心智活動——依賴思考、判斷與意志——以維持自身道德與政治的邊界。

《漢娜·阿倫特》

政治世界的根本危機，并不僅僅源于政治的衰退，也不僅僅源于制度或權力結構的失敗，而更根本地源于一種心智層面的匱乏，即思考的缺失。

這種缺席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種極為常見的經驗，我們往往既沒有時間，也缺乏意愿停下來進行真正的思考。

所謂“阿倫特問題”，最終回歸的是一個困擾政治哲學的古老問題，即政治和思想之間的張力。這是政治哲學自其伊始以來便要面對的核心張力。

阿倫特不再沿用古典哲學以“卓越”為中心的表述方式，不再把思想理解為通向最高范式的人或最完善生活形式的道路。思考的價值并不在于引導人達到某種最高的人生境界，而在于防止最糟糕、最嚴重的政治災難的發生。

思考并非少數人的特權，而是關系到整個政治共同體的事務。這種標準的顯著降低，本身正體現了現代政治思想的特征。阿倫特同樣將思考理解為一種“最低限度”的政治條件：它無法保證美德，卻可能阻止最極端的邪惡。

03

停止思考：現代社會的危機

我們生活在一個傳統思考方式乃至傳統本身都失去權威的時代。現代人不再相信“永恒真理”，也不再確信那些來自過去的古老問題能夠揭示某種終極智慧。

哲學與形而上學的終結，意味著過去用以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已不再可信。無論這場危機多么深刻地卷入我們的思考方式，我們的思考能力本身并未受到威脅。人類天生具有一種傾向，或者一種需求，去思考知識界限之外的事物。

阿倫特的核心關懷恰恰在于，在現代境況之中，人似乎確實可能大規模地喪失思考的能力。換言之，她指向的并非一種穩定不變的人性本質，而是一種可能被忽視、被壓抑乃至被懸置的人類內在能力。正是在這種能力的普遍缺失之中，現代政治災難才在歷史上成為可能。

盧梭區分了“人”（homme）與“公民”（citoyen）這兩種存在方式。作為公民，人必須將自身意志納入公共意志之中，參與共同體的自我立法。問題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帶來的經濟依賴、社會不平等以及私人利益的膨脹，正在侵蝕公民的存在條件。

在《人的境況》中，阿倫特同樣指出，現代社會的發展正在侵蝕公共領域。勞動與消費逐漸取代行動與言說，公共空間不斷萎縮，人們越來越被私人生活吸收。政治不再被理解為一種積極參與的公共實踐，而逐漸退化為行政管理與社會問題的技術處理。在這種條件下，人作為實踐者與公民的能力也隨之衰退。

《漢娜·阿倫特》

盧梭與阿倫特關注的，實質上都是現代政治危機，他們對這一危機的基本診斷驚人地相似：現代社會的發展正在導致公共空間的衰亡，從而使人們逐漸失去全心全意參與政治共同體生活的能力。

現代政治的危機不僅表現為人之為公民的消失，更表現為人之為人的消失。人作為“會思考的存在”的心智能力的衰退，給20世紀帶來了最宏大的現代政治災難。由此看來，政治生活的衰敗不僅源于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個體無法在公共空間中顯現自身，也與個體心智能力的缺失息息相關。

那么思考究竟能夠帶來什么？阿倫特在蘇格拉底身上找到了答案：不作惡。

蘇格拉底“寧可受害也不作惡”的立場，在柏拉圖多部對話中都有明確記載。在《克力同篇》中，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后，朋友克力同勸他越獄，他卻斷然拒絕，并提出一個原則：“我們絕不應作不義之事，也絕不應以不義回報不義。”

在《申辯篇》中，他進一步表示，即便以死亡為代價，他也不會停止哲學活動、放棄思考；在雅典城邦的三十僭主統治時期，蘇格拉底拒絕執行寡頭政權命令他逮捕薩拉米斯人列昂的命令，寧愿冒著被監禁甚至被處死的危險，也不愿參與不正義的行為。

正是在這一點上，蘇格拉底為思考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典范，思考并不能保證美德，卻可能阻止人去作惡。

在蘇格拉底身上，阿倫特確認了心智生活的真正價值所在：若思考之中確有某種力量能阻止人作惡，那必然是思考活動本身固有的某種性質，而非取決于思考的結果和對象。

思考并不屬于政治生活，不為政治共同體提供制度上的解決方案，也無法保證美德，但它能杜絕艾希曼的出現，使個體在腐敗政治中不至于淪為缺乏思考的作惡者。

封面源于電影《漢娜·阿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