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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卡爾·古普塔（Shekhar Gupta）

編譯|宋可馨

編譯審核| 劉星君

本期編輯| 宋可馨

本期審核| 朱依林

編者按

本文聚焦印度選舉政治中日益固化的宗教分野——穆斯林選民已不再是印度人民黨勝選公式中的關鍵變量，并在政治權力結構中被明顯邊緣化。根據近期邦級選舉結果，即便在穆斯林選民占比較高的西孟加拉邦、阿薩姆邦，印人黨也能夠在不推出穆斯林候選人的情況下贏得大量席位。同時，奉行世俗主義的反對黨則被推入“穆斯林政黨”的標簽陷阱。當前，印度穆斯林面臨的困境并不能通過兩種既有路徑解決：一是被動支持“最有可能擊敗印人黨”的候選人，以換取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二是由穆斯林自建政黨、推選自身領袖。前者無法真正改善穆斯林的處境和政治代表性，后者則可能進一步分裂“反印人黨聯盟”的票源，放大印人黨的政治優勢。作者認為，印度世俗主義的未來不能僅寄托于穆斯林的防御性投票，也不能依賴穆斯林自我隔離、單獨組黨式的政治路徑。真正可行的出路在于出現新的開明領導力量，與足夠多的印度教徒建立新的政治聯盟。印度的憲法世俗主義本就是由印度教多數共同選擇和支撐的政治原則，維護這一原則的責任，也必須由印度教徒共同承擔。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印刷報》

大約七年前，我曾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對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乃至整個印度而言，穆斯林真的重要嗎》，如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正當其時。

根據最近邦級選舉的結果，尤其是在穆斯林占選民人數30%以上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薩姆邦，這個問題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復雜。答案也愈發令人困擾。從政治層面來看，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與2019年相比，如今穆斯林群體對莫迪-沙阿領導的印人黨而言，其重要性已遠不如前。

在西孟加拉邦和阿薩姆邦，印人黨此次贏得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卻沒有推出一名穆斯林候選人。相反，在阿薩姆邦獲勝的24名反對黨候選人中，有22人是穆斯林。這其中，國大黨贏得的19個席位中有18個是穆斯林。

在西孟加拉邦，新當選的293名議員中有40人是穆斯林。其中，34人來自草根國大黨（TMC），約占該黨80個席位總數的45%。因此，實際上，在這兩個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邦（查謨和克什米爾并非邦級行政單位）中，穆斯林群體被排除在權力結構之外，被清洗出局，并且實際上成為對抗印人黨的唯一反對力量。令人諷刺或矛盾的是，他們的領導人仍然是印度教徒。而且他們在與印人黨的斗爭中都是失敗者。

這些選舉標志著印人黨與世俗政黨之間的分歧已完全建立在印度教-穆斯林的分野之上。以喀拉拉邦為例，在聯合民主陣線（UDF）新當選的102名議員中，有30名穆斯林和29名基督徒。盡管得知穆斯林在喀拉拉邦至少獲得了應有的席位令人欣慰，但必須清醒認識到：印人黨如今會將此作為“少數群體統治”的證據加以利用，以此爭取印度教選民的支持，并分化喀拉拉邦的基督徒群體。

在全國范圍內，印度第18屆人民院（聯邦議會下院）共有24名穆斯林議員，僅占4.42%，而穆斯林群體在全國選民中的比例超過15%。在第16屆和第17屆人民院中，穆斯林議員人數分別為22人和27人。然而，這一數字乍看之下令人意外，但實際情況并不那么出人意料。除1980年和1984年穆斯林分別贏得49個和45個席位（占比分別為9%和8.3%）外，人民院中穆斯林議員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但穆斯林以往在聯邦內閣組織中一直擁有可觀的席位——即使是瓦杰帕伊內閣，也有西坎德爾·巴赫特（Sikander Bakht）這樣的穆斯林部長級高官。

穆斯林曾擔任過總統、副總統、人民院副議長等重要職位，偶爾也出任武裝部隊及情報部門的負責人。如今，這類職位中已無穆斯林的蹤影。目前，印度沒有穆斯林首席部長；查謨和克什米爾已成為聯邦直轄區。全國僅有一名穆斯林邦長，那就是比哈爾邦的賽義德·阿塔·哈斯奈（Syed Ata Hasnain）中將。在近100名中央政府秘書名單中，卡姆蘭·里茲維（Kamran Rizvi，負責重工業）是唯一的穆斯林。目前32位最高法院法官中，艾哈桑丁·阿曼努拉（Ahsanuddin Amanullah）大法官也是唯一的穆斯林。最后一位穆斯林首席大法官阿爾塔馬斯·卡比爾（Altamas Kabir）已于2013年7月19日退休。

一方面，這份數據會給人一種印度穆斯林被整體邊緣化的印象，但這一說法需要加以限定。如今，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進入關鍵行業：醫學、法律、學術界、科學、軟件、銀行業，當然還有娛樂與新聞媒體。公務員系統與武裝部隊（包括軍官學院）錄取的穆斯林人數也在上升。因此需要明確的是：穆斯林代表性缺失僅局限于政治領域。

我在2019年寫過同一主題的專欄文章，其標題取自我1999年與時任印度人民黨領導人、學者兼意識形態發言人、前聯邦院議員巴爾比爾·旁吉（Balbir Punj）的一次對話。他曾短暫與我共事于《印度快報》集團，為《金融快報》撰稿。旁吉于上月離世。

1996 年瓦杰帕伊政府僅執政 13 天便倒臺，1999 年，他領導的第二屆政府又在人民院以一票之差失去多數席位，旁吉對此怒不可遏。

旁吉感到沮喪的是，在當時，所有依靠穆斯林選票的政黨，都不愿接納印人黨。

這就是穆斯林群體在“誰能統治印度、誰不能統治印度”這件事上所擁有的否決權。而莫迪-沙阿時代，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這些事實帶來了三個重要結論：

其一，印人黨的競爭對手，也就是所謂的世俗政黨，正越來越像“穆斯林政黨”，盡管它們的領導人全是印度教徒。這正是印人黨希望反對派所處的境地。印度教徒與其他群體的比例對他們而言是 80 比 20，占據絕對優勢。而且他們還會在選定地區繼續針對基督徒做文章。

印人黨已經拿下果阿，而喀拉拉邦的布局仍在推進之中。他們有的是耐心和時間。在印度東北部，他們已經與基督教群體建立起穩固且融洽的聯盟。在所有這些邦中，印人黨都沒有要求禁止牛肉。正因如此，全印穆斯林協會 (AIMIM)領導人阿薩杜丁·奧瓦西（Asaduddin Owaisi）用一句“北方邦的牛是媽，果阿邦的牛真香”來嘲諷印人黨的虛偽。

一些仍依賴穆斯林選票的“世俗”政黨，如今甚至對哪怕看似在為穆斯林發聲的行為都變得小心翼翼。例如由印度平民黨（AAP）執政的政府在沙欣巴格（Shaheen Bagh）抗議活動及隨后爆發的教派騷亂期間便是如此。由于害怕被貼上“親穆斯林”的標簽，他們始終選擇避而遠之。

這就把挽救印度世俗主義的重擔完全壓在了穆斯林群體的肩上。這一負擔沉重、不切實際且極不公平。按照印巴分治遺留的邏輯，穆斯林社群分散各地，在重要選舉區域中并不占人口多數。

如今，人們勸說穆斯林把票投給最有可能擊敗印人黨的候選人，僅僅是寄望于這樣做能讓他們自身獲得人身安全保障。在一個健全的世俗民主國家里，這種訴求低得令人絕望。正如薩查爾委員會（the Sachar Committee）報告所揭示的，這種策略對穆斯林群體毫無助益。事實上，這份報告之所以成為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ee）的動員口號，正是因為它揭露了穆斯林在西孟加拉邦左翼政權治下處境何等凄慘（編者注：2005年，印度曼莫漢·辛格政府設立薩查爾委員會，由前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拉金德爾·薩查爾主持，負責調查印度穆斯林的社會、經濟與教育狀況。委員會于2006年提交并公開報告。這份報告指出，穆斯林并非“少數族群政治”中過度受照顧的群體，恰恰相反，他們在教育、就業、銀行信貸、政府代表性和公共資源獲取等方面長期處于不利地位。草根國大黨領導人瑪瑪塔·班納吉后來以此報告為政治資源，攻擊西孟加拉邦的左翼政權，爭取穆斯林選民支持）。

真正應當承擔責任的，是那些“世俗”政黨。它們需要與足夠多的印度教徒建立廣泛聯盟，以獲得勝選所需的得票份額。過去，印地語腹地政黨曾通過按種姓切分印度教選民、拉攏足夠大的種姓集團來實現這一點。但如今，這座基于種姓聯盟的政治堡壘已經被莫迪和沙阿攻破。

那么，在這一問題上，誰還有新的辦法？國大黨顯然遠未做到。它如今的狀態，就像高速公路上一只驚慌失措的野兔，被迎面疾馳而來的卡車車燈照得僵在原地、不知所措。

奧瓦西（Owaisi）則提出了另一個思路：穆斯林應組建自己的政黨，并推選自己的領導人。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整個印度并非昔日的海得拉巴。如果穆斯林群體另行組黨，反而會成為放大印度人民黨政治優勢的最大助推器。值得注意的是，自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全印穆斯林聯盟領導人、巴基斯坦國父）之后，印度的穆斯林再也沒有把某位穆斯林政治人物視為自己的全國性領袖。他們一直寄望于印度教領導人——從尼赫魯—甘地家族，到北方邦和比哈爾邦的亞達夫家族，再到瑪瑪塔·班納吉，以及在左翼仍具影響力的地區依靠左翼政黨。這種策略有效嗎？并不完全有效。但穆斯林從未像現在這樣遠離權力結構。

印度的穆斯林、印度教徒與世俗主義者都需要重新思考。作為人數上處于劣勢的少數群體，穆斯林對自身政治處境的恐懼，可追溯至賽義德·艾哈邁德爵士（Sir Syed Ahmed，19世紀英屬印度最重要的穆斯林思想家，主張穆斯林接受現代教育、改善與英國殖民政府的關系，同時警惕多數制政治可能導致穆斯林在印度教多數面前被邊緣化。其思想被視為近代印度穆斯林政治意識形成的重要源頭之一），并最終導向了巴基斯坦的建立。至于這一歷史進程究竟讓誰受益、又讓誰受損，則是另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

為便于理解，不妨想想巴基斯坦和以色列，雖然把這兩個國家歸為一類有些奇怪。一個是伊斯蘭共和國，另一個是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但兩者都實行比例代表制，盡管運作方式不同，但都保障了少數群體的一定席位。這有點類似于“按人口比例，享相應權利”的原則，即按照群體人口規模賦予相應代表權。

印度作為一個世俗共和國，實行的是“得票最多者當選”的簡單多數制，因此，期待選舉產生的代表席位與各群體人口比例相對應并不現實。但問題在于，現實中確實存在代表性缺口與結構性失衡。

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出現另一個開明的領導者，與足夠多的印度教徒群體建立新聯盟。印度的印度教徒選擇了憲政世俗主義，維護這一選擇的責任也落在他們肩上。任何有公信力的印人黨挑戰者，都需要與他們建立信任。

作者簡介：謝卡爾·古普塔（Shekhar Gupta），印度著名記者、《印刷報》雜志主編，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持續報道印度及全球重大事件。

本文編譯自《印刷報》2026年5月9日的文章，原文標題為Muslim voters no longer matter to BJP. Only a new Hindu-led coalition can challenge Modi-Shah，原文鏈接為：https://theprint.in/national-interest/india-muslims-modi-shah-bjp-congress-secularism/292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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