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以聯合空襲伊朗，行動代號分別為“史詩狂怒”（Epic Fury）與“咆哮之獅”（Operation Roaring Lion）。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開戰演說中宣稱，“我們的目標是捍衛美國，通過消除來自伊朗政權的邪惡團體”，并稱伊朗政權為“恐怖主義代理人”。在演說結尾，他公開鼓動伊朗反對派“接管政府”。

2026年2月28日，特朗普就美國對伊朗發動的打擊發表聲明。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名字完全不像常規軍事行動命名所采用的軍事術語或歷史典故。在很多非猶太基督教信徒看來，這兩個名字甚至反倒像搖滾樂隊專輯或者好萊塢末日電影標題。實際上，它們直接脫胎于美國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s）末世論的話語敘事。美國的軍事行動代號“史詩狂怒”，令人聯想到《圣經》中提到的“上帝之怒”，是上帝在末日審判中對邪惡施行的最終制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代號“咆哮之獅”則直接出自《圣經·舊約》，意指“神的權威與審判”。而2025年的“午夜之錘”（Operation Midnight Hammer）打擊行動，也讓人聯想到在《圣經》中，午夜常代表神的審判時刻（出埃及記 12:29）與耶穌末世驚醒的比喻（馬太福音 25:6），而錘子則直接象征上帝的無上力量。

與此同時，一個更古老的神學名詞開始在白宮、五角大樓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社交媒體上高頻出現：“歌革與瑪各”（Gog and Magog）。根據《以西結書》第38—39章的預言，“歌革”是來自北方的強大統治者，“瑪各”是他的土地。他將聯合波斯、古實、陀迦瑪大舉進攻以色列。上帝將親自出手毀滅這支聯軍，從而開啟最后的審判和耶穌再臨。

在許多新教福音派信徒眼中，“歌革與瑪各”不是三千年前的古代寓言，而是一份正在今天刷新的日程表。伊朗就是“波斯”，俄羅斯就是“瑪各”，土耳其則扮演著“陀迦瑪”的角色。現在美以對伊朗動武，就是為“歌革之戰”搭建舞臺，甚至直接觸發“歌革之戰”，從而離《啟示錄》中許諾的“千年神國”越來越近。[1]

由此，鑒于新教福音派一直是特朗普的鐵桿基本盤，如果不從新教福音派的角度去解讀這場戰爭發動的動機，則不僅失之片面，甚至難以把握戰爭發動的真正邏輯。然而，特朗普行為邏輯背后的宗教因素，在國內研究中卻往往付之闕如。因此，本文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文章，但也希望通過梳理福音派末世敘事與現實政治的互動關系，以更完整地理解美伊沖突背后的真正邏輯。

一、新教福音派的末世論敘事起源

想要理解當代美國部分新教福音派群體對中東戰爭、以色列及伊朗問題的特殊態度，必須首先理解一種在20世紀美國宗教文化中影響極大的神學體系，即“前千禧年時代論”（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這一理論不僅塑造了美國福音派的重要末世想象，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美國保守主義政治文化中的外交觀念與地緣政治認知。

《啟示錄》第20章中關于無盡福分的“千年國度”（Millennium）的描述，長期以來構成基督教末世論爭論的核心。圍繞基督再臨與“千年統治”的關系，基督教歷史上逐漸形成了三種主要解釋傳統：前千禧年主義（Premillennialism）、后千禧年主義（Postmillennialism）與無千禧年主義（Amillennialism）。其中，前千禧年主義對世界持悲觀否定態度，認為人類歷史將在持續敗壞與災難中走向終結，世界將經歷“大災難”（Great Tribulation），隨后基督再臨，并建立現實性的千年國度。在前千禧年派里，又分關于教會是災前被提、災中被提和災后被提的不同觀點。其中，前千禧年時代論明確采納并堅持教會在災前被提的立場。后千禧年主義則對世界持樂觀態度，傾向認為人類現在就在千禧年的國度中，教會就是這國度的象征，等到教會把福音傳遍世界，最終就將迎來基督再臨。無千禧年主義則通常將《啟示錄》中的“千年”視為象征性的屬靈概念，即基督在信徒生活中的主權統治，而非現實中的政治王國。傳統主流教會，包括天主教、東正教以及多數歷史悠久的新教宗派，大多傾向于無千禧年主義或象征性解釋。

四種基督教千禧年主義理論的對比。第一種為前千禧年主義（災后被提），第二種為前千禧年主義時代論（災前被提），第三種為后千禧年主義，第四種為無千禧年主義。

為美國大部分新教福音派所信仰的時代論屬于前千禧年主義內部一個高度強調字面理解的現代分支，形成于19世紀，其核心內容可以被歸結為一張按圖索驥的特殊“時間表”。1820—1830年代，英國牧師約翰·納爾遜·達比（John Nelson Darby）以字面解釋為基礎，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圣經解讀框架：上帝在歷史中安排了不同的“時代”或“管理體制”，在每個時代中，上帝以不同的方式與人類打交道。

1909年，美國牧師賽勒斯·斯科菲爾德（Cyrus I. Scofield）出版《斯科菲爾德研讀版圣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將達比的思想系統化，將達比的思想系統化為“七個時代”的教義，具體包括：第一，“無罪時代”（Innocence），即從亞當受造到伊甸園墮落之前，人類處于純潔無罪狀態，上帝要求人順服唯一禁令，最終因偷食禁果而失敗；第二，“良心時代”（Conscience），即從人類墮落到諾亞洪水時期，人類依靠道德良知生活，但最終因普遍敗壞而遭洪水審判；第三，“人類政府時代”（Human Government），從洪水之后到巴別塔事件，人類開始建立政治共同體與統治秩序，但最終因傲慢與悖逆而受到語言混亂的懲罰；第四，“應許時代”（Promise），從亞伯拉罕蒙召到摩西律法頒布，上帝通過與族長立約引導以色列民族，但人的不信與背約仍導致流亡與苦難；第五，“律法時代”（Law），從西奈山律法到基督降臨，人類在摩西律法約束下生活，但最終仍無法真正實現救贖，因此以基督受難作為轉折；第六，“恩典時代”（Grace），亦稱“教會時代”（Church Age），從基督復活至未來“被提”（Rapture）發生之前，人類憑借信仰與恩典得救，這是斯科菲爾德認為當下世界所處的階段；第七，“千禧年國度時代”（Kingdom），即基督再臨之后在地上建立為期一千年的統治，最終進入永恒國度。[2]

盡管七個時代的神學細節極為復雜，但它的核心敘事可以簡化為一個公式：歷史并非持續進步的過程，而是一系列“啟示—墮落—審判”的循環。斯科菲爾德特別強調，每一個時代都包含三項基本結構：其一，上帝給予人類新的啟示與責任；其二，人類在試煉中失敗；其三，上帝實施相應審判。無疑，在斯科菲爾德的解釋中，人類正在第六時代，并且向著第七時代不斷前進。這一版本在20世紀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中影響極大，也使“時代論”逐漸成為美國宗教保守主義最重要的釋經框架之一。時代論最大的思想影響，在于它改變了美國新教徒對歷史的理解：歷史不再是不斷進步的，而是不斷走向敗壞與末世災難。因此，美國保守主義新教徒天然對現代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與世俗進步觀保持懷疑。[3]

時代論的核心解讀特征，在于其高度字面主義（Biblical Literalism）的圣經解釋方法，而這與美國憲法學界的憲法原旨主義（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解讀精神并無差異。時代論者通常認為，《但以理書》《以西結書》《啟示錄》等末世預言并非象征性文本，而是對未來歷史事件的精確預告。因此，圣經的一切預言，都必須在字面上應驗。[4]而這顯然與主流教會的解讀方法不符。基督教歷史上的主流解經傳統普遍認為，《圣經》預言往往具有多重解釋層次，其應驗既可能體現為歷史性的實現，也可能包含基督論、教會論、屬靈性或末世性的意義，未必都會嚴格按照字面意義在現實中應驗。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新教福音派的這種末世論體系在許多世俗觀察者看來十分荒誕不經，但其內部神學邏輯實際上具有相當嚴密的解釋結構與神學理路，甚至可以被稱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Christian originalism）。

首先，福音派尤其是時代論福音派完全繼承了《圣經》的“預言應驗”傳統。他們認為，耶穌本人便不斷借助《舊約》經文證明自身的彌賽亞身份，例如援引《以賽亞書》《但以理書》《詩篇》等文本，強調先知預言必須逐項實現。根據《路加福音》24:44?的記載，在耶穌復活后，對門徒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因此，在這種神學傳統中，歷史被視為一個不斷驗證神圣預言的過程，現實政治事件也自然被納入“預言—應驗”的框架之中。換言之，時代論者并不認為自己是在“隨意聯想”，而是認為自己是在按照《圣經》內部已經存在的預言結構，對現實進行“按圖索驥”式的解釋。

其次，這種解釋方式與16世紀宗教改革以來的新教釋經傳統密切相關。宗教改革最重要的神學原則之一，即“唯獨圣經”（sola scriptura），主張《圣經》而非教會傳統或教皇權威，是基督教信仰與實踐的最高依據。[5]馬丁·路德在與羅馬教廷的論戰中明確指出，任何宗教權威都必須接受《圣經》的檢驗，而不能凌駕于《圣經》之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新教逐漸形成了一種強調個人閱讀經文、直接面對上帝啟示的宗教文化。盡管其原初目的是限制教會權威，而非鼓勵無限制個人解釋，卻客觀上為后來福音派尤其是美國基要派的自由釋經提供了制度與思想空間。[6]在美國宗教文化中，由于不存在類似歐洲國教會那樣的統一神學權威，地方牧師、布道家與圣經教師得以形成高度分散化的解釋共同體。在這一背景下，從約翰·納爾遜·達比到賽勒斯·斯科菲爾德的時代論體系，實際上正是19世紀英美新教“個人釋經權”不斷擴張的結果。許多福音派信徒因此認為，自己的末世論解釋并不需要依附傳統教會權威，而只需要證明其符合經文本身即可。[7]

在20世紀后半葉以后，時代論進一步借助大眾傳媒進入美國主流文化。電視布道、基督教廣播網絡、大型超級教會以及暢銷書出版，共同推動了這一神學體系走向大眾化。其中，蒂姆·拉哈耶（Tim LaHaye）與杰里·詹金斯（Jerry B. Jenkins）合作創作的《末日迷蹤》（Left Behind）系列小說影響尤為巨大。該系列累計銷量超過數千萬冊，通過通俗小說形式，將“被提”“敵基督”“哈米吉多頓”等末世敘事植入美國大眾文化，并進一步強化了部分福音派群體將中東戰爭視為末世征兆的觀念。[8]由此，時代論在當代美國，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影響力顯然不容小覷。

二、新教福音派“時代論”的現實指向

19世紀后期以來，隨著時代論神學在英美新教福音派中的傳播及其與猶太復國主義思潮的結合，猶太民族復歸巴勒斯坦逐漸被納入時代論末世預言的解釋框架。20世紀中葉以色列建國后，這種聯系進一步強化，許多福音派信徒將其視為《圣經》預言的重要歷史應驗。在這一背景下，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逐漸發展成為美國宗教保守主義的重要政治思潮，塑造了數百萬美國福音派信徒對于中東問題、以色列國家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認知框架，對美國保守派政治運動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9]

具體而言，時代論體系有著清晰且獨特的救贖敘事邏輯，為其后續解讀所有中東地緣沖突提供了核心理論支撐。該體系核心主張為，上帝在人類歷史中設定了兩條既平行又相互關聯的救贖線索，一條指向“以色列”，一條指向“教會”，二者各有專屬使命與時間進程。教會時代（新約恩典時代）結束后，上帝將暫停面向普世教會的救恩工作，重新將救恩重心轉回猶太民族，依托以色列這一民族實體推進末世最終歷史進程。基于這一核心教義，以色列在時代論神學中擁有無可替代的特殊救贖地位，也成為末世預言能否順利應驗的核心載體。

正因如此，1948年現代以色列復國、1967年六日戰爭后以色列掌控東耶路撒冷，被廣大持時代論立場的福音派信徒視為《以西結書》第36—37章的應驗，并認定為末世預言落地的兩大標志性節點，是“圣經時鐘”重新為以色列啟動的核心信號。自此之后，以色列參與的每一次中東戰爭、中東地區的重大地緣沖突，都不再被視為普通的國家利益博弈與地緣政治對抗，而是古老圣經預言在現實中逐條應驗的證明，是末世終末決戰（哈米吉多頓之戰）的鋪墊。

值得一提的是，伴隨20世紀中后期中東局勢迭代、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時代論的“末世敵人地圖”也隨之不斷更新，形成了動態適配現實政治的解讀體系。冷戰時期，美國福音派的末世文學普遍將蘇聯視為《圣經》中“歌革與瑪各”所代表的邪惡勢力。而蘇聯解體后，時代論的末世敘事核心對標對象快速轉移至中東反美政權。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后，由于薩達姆自比為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據《圣經》記載，其曾攻陷耶路撒冷、摧毀第一圣殿、發動“巴比倫之囚”）的“現代繼承人”，加之其在伊拉克的殘暴統治，美國大量福音派信徒將薩達姆政權視作圣經“敵基督”的現世化身，將美國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解讀為上帝清掃末世障礙、推進預言應驗的正義進程，為美國的軍事干預賦予了濃厚的神學正當性。同理，在時代論的解讀邏輯中，利比亞卡扎菲政權的覆滅，同樣是末世預言逐步推進、邪惡勢力逐一被肅清的現實征兆，是圣經預言的進一步印證。[10]

進入21世紀后，伊朗逐步取代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成為時代論末世敘事的核心敵對主體，美伊沖突也成為福音派解讀末世進程的核心觀測對象。在所有末世預言文本中，《以西結書》第38—39章關于“歌革與瑪各”的敘事，成為新時代解讀美伊對抗的核心神學依據。經文中記載，在以色列成功復國之后（第36—37章），來自“北方”的“歌革”將率領“波斯”“古實”“陀迦瑪”等聯軍進攻以色列，上帝將以超自然力量擊潰敵軍，為哈米吉多頓大戰、最終審判與耶穌千禧年統治鋪路。當代時代論釋經體系明確將“波斯”對應當代伊朗，“陀迦瑪”對應土耳其，部分信徒還將“瑪各”“羅施”解讀為俄羅斯，構建出以伊朗為核心的末世敵對聯盟敘事。[11]

目前，基督教福音派時代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大型福音派組織“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聯盟”（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CUFI）創始人約翰·哈吉（John Hagee）。哈吉長期以末世預言解釋中東政治，并反復將伊朗與《以西結書》中的“波斯”相聯系。在其布道與公開講話中，中東戰爭常被描述為“預言正在應驗”的征兆，其著名的“血月四連”（Four Blood Moons）理論，也曾在美國福音派內部引發廣泛關注，使部分信徒相信天象變化預示著末世正在臨近。2026年3月1日，恰逢以伊沖突持續、普珥節臨近之際，哈吉在得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磐石教會，發表題為《上帝即將到來的“史詩之怒”行動》的專題講道。他在數千名信眾面前明確宣稱：“從預言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好踩在時間節點上（Prophetically, we're right on cue）。”在后續禱告中，他進一步祈求“全能的上帝被帶上戰場”，讓“錫安的敵人和美國的敵人在眾人眼前被毀滅”。此外，在這次布道中，哈吉為這場戰爭賦予的圣經依據，遠比“歌革與瑪各”更加具體。在哈吉的解讀中，伊朗（古代波斯）在圣經中出現在以斯帖記的敘事里。猶太王后以斯帖挫敗了波斯宰相哈曼滅絕猶太人的陰謀。普珥節（Purim）正是紀念這一拯救的節日。而2026年的戰爭恰好發生在2026年的普珥節（2026年3月2日）前后。哈吉認為，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用日月星辰向人類發送信號”。[12]

約翰·哈吉在社交媒體上宣布，他將帶來一篇題為《上帝即將到來的“史詩之怒”行動》的講道，探討《圣經》對伊朗的預言、為何以色列是上帝預言時間線的核心，以及上帝如何承諾親自介入。

然而，這種解釋方式始終存在巨大爭議。傳統主流教會通常認為，《以西結書》中的“歌革與瑪各”象征的是邪惡勢力對上帝子民的攻擊，而非現代民族國家的精確對應。許多圣經學者也指出，《以西結書》所描述的“安然居住、沒有城墻之地”與現實中高度軍事化的現代以色列存在明顯差距。此外，從冷戰時期的蘇聯到今天的伊朗，所謂“歌革聯盟”的成員名單不斷變化，也使批評者質疑時代論實際上是在用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去重新定義經文，而非從經文本身得出結論。

三、權衡的天平：特朗普如何再次上演“交易的藝術”

如果說新教福音派的末世論敘事為美國部分保守派選民提供了一套理解中東沖突的宗教框架，那么特朗普則展現出了將這種宗教情緒轉化為政治資源的能力。在伊朗問題上，特朗普的決策固然受到國家安全、盟友關系、地區戰略以及國內黨派競爭等多重因素影響，但從選舉政治的角度觀察，其背后同樣存在著一套清晰的政治計算：即如何在承擔有限政治代價的同時，最大程度鞏固自身最重要的支持基礎。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針對2024年總統大選的統計，福音派基督徒約占美國成年人口四分之一，是美國規模最大的宗教政治群體之一，且是特朗普最堅定的支持群體，其支持率遠高于美國社會平均水平。同時，白人主流新教徒與白人天主教徒也整體表現出偏向共和黨的投票傾向。與之相對，民主黨的支持基礎則更多集中于少數族裔基督徒、宗教少數群體以及無宗教信仰選民。更值得關注的是，宗教參與程度越高的選民，越傾向于支持特朗普，而這一趨勢在2016年、2020年與2024年三次總統大選中均保持了相當程度的連續性。[13]這意味著，對于特朗普而言，宗教保守派并非普通意義上的支持者，而是其政治聯盟中最穩定、最可靠的組成部分。

在美國兩黨極化不斷加深的背景下，許多選民的政治立場已經高度固化。部分自由派選民無論特朗普采取何種外交政策，都不太可能轉而支持共和黨；而部分溫和中間派選民雖然可能因戰爭問題產生不滿，卻未必會因此積極參與投票。[14]相較而言，白人福音派選民不僅支持度高，而且擁有極強的投票紀律性、組織動員能力以及長期政治參與意愿。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特朗普所需要權衡的重點，往往并非如何爭取那些本就難以爭取的反對者，而是如何持續維系核心支持群體的政治熱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東政策尤其是伊朗問題，便成為其鞏固基本盤的重要工具之一。

事實上，特朗普與福音派之間的政治聯盟并非始于伊朗問題。早在2016年競選期間，大量福音派領袖便公開支持特朗普，盡管其個人生活方式與傳統福音派道德標準存在明顯差異。許多福音派選民最終選擇支持特朗普，并非因為其符合宗教領袖的理想形象，而是因為其承諾捍衛他們所關注的政治議題，包括反墮胎、宗教自由、保守派法官任命以及堅定支持以色列等。對于這些選民而言，特朗普更像是一位不完美的“居魯士大帝”，僅僅是上帝借不完美之人而實現政治目的的器皿。[15]

顯然，特朗普對此也有著充分認識。執政期間，白宮頻繁邀請福音派牧師舉行祈禱活動，眾多福音派領袖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特朗普不斷在公開講話中強調美國的基督教傳統、宗教自由以及保守價值觀，并將自己塑造為抵御世俗主義與進步主義浪潮的重要力量。在政策層面，從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推動美國駐以色列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到退出伊朗核協議、實施“極限施壓”戰略，再到持續強化美以戰略合作關系，其諸多重大外交決策都與福音派長期倡導的政治議程高度契合。

而在2026年的美伊沖突中，特朗普所面對的并非單純的外交決策，而是一場涉及國內政治收益與風險的權衡，再次上演了其長期標榜的“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軍事行動可能引發部分獨立選民的不安，也可能造成短期支持率波動；但另一方面，強硬的對伊政策卻能夠向福音派以及親以色列選民釋放清晰信號，即特朗普仍然是他們價值訴求最堅定的捍衛者。這恰恰體現出特朗普政治風格中最鮮明的特征，即其并不總是追求最大范圍的社會共識，而更傾向于通過強化核心支持群體的認同感來維持政治優勢。在這種邏輯下，全國民調的波動固然重要，卻未必是決定性的因素。真正關鍵的是，那些愿意持續捐款、參加集會、參與基層組織活動并最終走進投票站的核心支持者是否依然堅定。

參考資料：

[1]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evangelicals-amplify-trumps-religious-framing-iran-war-2026-04-08/

[2] LeAnn Snow Fleshe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emillennial Dispensationalism,” Review & Expositor, Vol.106, No.1, 2009, pp.35-45.

[3] Ernest R. Sandeen, The Roots of Fundament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Millenarianism, 1800–19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4] Crawford Gribben, “Wrong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Protestant Hermeneutics and the Dispensational Divisio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36, No.1, 2005, pp.73-92.

[5] Matthew Barrett, God’s Word Alone: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What the Reformers Taught and Why It Still Matter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6.

[6] Maarten Wisse, “Contra et Pro Sola Scriptura,” in H. Burger, A. Huijgen and E. Peels, eds., Sola Scriptur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cripture, Authority, and Hermeneutics, Leiden: Brill, 2018, pp.19-37.

[7] Nathan O.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 Paul Boyer, 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 Prophecy Belief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Stephen Spector, Evangelicals and Israel: The Story of American Christian Zio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 Daniel G. Hummel, Covenant Brothers: Evangelicals, Jews, and U.S.-Israeli Rel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9.

[11] https://cbn.com/news/world/irans-fatal-error-how-demonic-regime-might-trigger-end-times-prophecy

[12] https://asiatimes.com/2026/03/pulpit-to-pentagon-the-evangelicals-who-see-iran-war-as-gods-plan/

[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5/06/26/voting-patterns-in-the-2024-election/

[14] Donald P. Green, Bradley Palmquist and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Hearts and Min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Vot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1.

[15] Anand Edward Sokhey and Paul A. Djupe, eds., Trump, White Evangelical Christians, and American Politics: Change and Continu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