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案·說理

幫助電詐團伙“吸粉引流”：是“幫信”還是詐騙？

【關鍵詞】

刑事　詐騙罪　電信網絡詐騙　吸粉引流　主觀明知　共同犯罪

【裁判要旨】

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廣泛撒網，通過網絡平臺實施詐騙的“吸粉引流”任務，再由電信網絡詐騙團伙對被害人通過各種方式實施詐騙。對于上述“吸粉引流”行為的定性，應當結合行為人對上游電詐團伙實施詐騙行為的明知程度、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聯系的緊密度和穩定度等因素進行綜合判斷。如果“吸粉引流”行為人與上游電詐團伙聯系密切，“引流名單”和“話術”均由上游電詐團伙提供，存在事先通謀或者形成長期穩定配合關系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以來，被告人王某成立工作室，招募被告人黃某華等9人為話務員；被告人黃某琨也成立工作室，招募被告人姜某文等7人為話務員，為牟取非法利益，通過冒充公司客服撥打電話，誘騙被害人添加指定微信、進入上游電詐團伙指定的微信群等方式（即“吸粉引流”），為上游電詐團伙對被害人實施詐騙行為提供幫助。其中，王某負責從上游電詐團伙獲取電話號碼（即通常所稱的“料”），分發給其工作室話務員和黃某琨等。被告人劉某婷等人按照王某、黃某琨的指示，利用上游電詐團伙提供的“料”和“話術”，冒充證券等投資類公司客服撥打電話，黃某華等人按照王某的指示，利用上游電詐團伙提供的“料”和“話術”，冒充貸款類公司客服撥打電話。除撥打電話外，被告人叢某還協助王某管理工作室，黃某華、叢某協助王某、黃某琨招募話務員，姜某文為工作室提供作案用手機卡共計54張。上述被告人撥打詐騙電話共計90900人次。冉某春等23名被害人接到上述被告人電話，添加微信好友、加入微信群等后，被上游電詐團伙詐騙共計人民幣（幣種下同）184萬余元，其中王某工作室參與涉案詐騙金額共計141萬余元；黃某琨工作室從事投資類“吸粉引流”行動，并為王某工作室提供資金結算服務。

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人民法院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魯1003刑初303號刑事判決，以詐騙罪分別判處被告人王某、黃某琨等人有期徒刑七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至五千元不等，其中對情節較輕的九名被告人適用緩刑。被告人王某不服，提出上訴。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6日作出（2022）魯10刑終34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裁判理由】

被告人王某、黃某琨分別成立工作室，雇傭被告人劉某婷等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按上游電詐團伙提供的“引流名單”，預先設計好話術，引誘被害人加入上游電詐團伙指定的微信群或者公眾號，幫助騙取被害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均構成詐騙罪。本案中，王某雖沒有直接對被害人實施詐騙行為，但其直接與上游電詐團伙聯系，由上游電詐團伙提供“料”和“話術”，偽造身份，并根據指示組織人員引誘被害人加入微信群，由其他人實施下一步的詐騙行為。在案證據證實王某與上游電詐團伙之間聯系緊密固定，形成了較為穩定的配合關系，且存在詐騙犯罪的共謀，故依法認定王某構成詐騙罪共犯。經綜合考慮各被告人認罪認罰、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等情節，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關聯索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6條

一審：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人民法院（2021）魯1003刑初303號刑事判決（2021年12月31日）

二審：山東省威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22）魯10刑終34號刑事裁定（2022年5月6日）

編寫心得

案例撰寫需要立足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問題，厘清案件事實、爭議焦點，準確闡明裁判觀點，力求為同類案件的審理提供參考，達到“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最佳效果。“吸粉引流”電詐案件的主要焦點之一就是罪名的界分，本案的編寫，還原了案件審理時的裁判思路和分析過程，對“吸粉引流”行為的不同模式進行歸類總結，從實務操作角度提出界分幫信罪和詐騙罪的具體審查要點，既提煉了具體的裁判規則，又詳細明確地為類案審理提供了證據審查角度和判斷方法，對為上游電詐團伙提供“吸粉引流”行為的定性具有參考意義。

專家點評

電詐犯罪與傳統犯罪相比，在各方面均呈現出新的犯罪特征，對人民法院依法準確打擊此類犯罪，提出了嚴峻挑戰和更高要求。涉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應當根據行為人的主觀明知內容和實施的具體犯罪行為，準確界定其構成詐騙罪還是幫信罪。對于幫助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以詐騙罪的幫助犯論處的，應當限于通謀或形成較為穩定配合關系的情形；行為人客觀上為詐騙行為創造條件或提供工具，但與上游電詐團伙沒有犯意聯絡，沒有實際參與后續犯罪行為的，原則上應當以幫信罪論處。

就法律意義而言，本案對于為上游電詐團伙提供“吸粉引流”等幫助行為的性質認定具有較強的參考意義，通過區分兩種引流模式的不同特征，判斷“吸粉引流”行為人對詐騙行為的明知程度、與上游電詐團伙聯系的緊密度和穩定度，從而準確定性、實現罪責刑相適應。就社會意義而言，法院針對電詐犯罪特點，堅持依法從嚴打擊電詐犯罪的主犯和主要獲利者，分化瓦解下游幫助人員，最大力度追贓挽損，堅決有效遏制電詐犯罪活動，保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和其他合法權益。

案例分析

為上游電信詐騙團伙提供“吸粉引流”等幫助行為的定性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信息技術革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呈現出行為隱蔽性強、跨地域犯罪突出、犯罪集團化等特征，逐漸形成犯罪集團內部分工負責、利益共享、流水線式作業的犯罪鏈條，有的犯罪集團內部不同分工群體之間互不見面、僅通過網絡聯系，隱蔽身份、逃避偵查，使相關案件的偵破和取證難度進一步加大。

一

“吸粉引流”行為的定性

“吸粉引流”是電信網絡詐騙團伙“拉人頭”的一種手段，部分犯罪分子專門負責引流工作，通過網絡平臺廣泛撒網，完成引流任務，再由電信網絡詐騙集團對被害人通過各種方式實施詐騙。司法實踐中，“吸粉引流”團伙多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少數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如“吸粉引流”團伙與上游電詐團伙沒有事前、事中的通謀行為，沒有共同犯意及固定聯系，一般認定行為人系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而為其提供廣告推廣，可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為輕罪名，被告人一般自愿認罪認罰，因此，“吸粉引流”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取證較為容易。

但隨著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化、專業化的發展和犯罪分子反偵查能力的提高，電信網絡詐騙主犯往往將犯罪流程和分工細化，由某一團伙固定負責“吸粉引流”，與上游電詐團伙聯系密切，“引流名單”和“話術”均由上游電詐團伙提供，對上游犯罪的參與度和明知程度均較高，對于這種情況，應當以詐騙罪共犯定罪處罰。本案中，“吸粉引流”團伙雖然沒有直接對被害人實施詐騙行為，但其根據上游電詐集團提供的“引流名單”和“話術”，虛構事實、偽造身份，根據上游電詐團伙指示，組織人員引誘被害人加入微信群，由其他人實施下一步的詐騙行為，且在“吸粉引流”行為“業績不佳”時，根據上游電詐團伙的指示，及時更換策略。這表明其與上游電詐團伙之間聯系緊密固定，“吸粉引流”系詐騙行為不可缺少的一環，應當以詐騙罪共犯定罪處罰。

二

“吸粉引流”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詐騙罪的界分

具體案件審理過程中，“吸粉引流”行為應從以下幾方面著重審查，準確區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詐騙罪的界限。

（一）“吸粉引流”行為人對上游團伙實施詐騙行為的明知程度。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詐騙罪共犯的主要區別之一是對犯罪行為的主觀明知不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件中，行為人對幫助犯罪行為僅是概括認識，對具體的犯罪類型、犯罪形態并不明確；而詐騙罪對所共同配合實施的行為往往存在明確的認知。一般來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吸粉引流”行為與正常的商業營銷模式并無本質區別，盡管客觀上引流行為為后續詐騙活動提供了某種便利，但引流行為僅制造機會條件，風險未超出社會相當性，與詐騙罪的直接實行行為之間存在明確分離，該種引流模式具備“中性話術（如股票交流）+無后續參與+按人頭計酬”等特征，一般可以認為行為人僅具備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主觀明知。而詐騙罪的“吸粉引流”行為系根據上游電詐集團的要求，使用具有明顯欺詐性的“話術”，如冒充金融機構等第三方客服撥打電話，行為模式具有明顯欺詐性，行為人不僅按引流人數獲得“報酬”，還可能根據詐騙數額獲得額外提成等，該種引流模式一般具備“仿冒他人（如金融機構等）+精準話術設計+分層利潤共享”等特征，一般可以認為行為人具有詐騙罪共犯的主觀明知。在證據審查時，主要根據“吸粉引流”被告人與上游電詐團伙、“吸粉引流”團伙之間的聊天記錄、被告人供述、其他證人證言等進行考察，同時可以結合“吸粉引流”團伙的“話術”“電話單”等是否由上游詐騙團伙提供、是否具有明顯的欺詐性等客觀證據，綜合認定被告人的主觀明知情況。

（二）“吸粉引流”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聯系的緊密度和穩定度。司法實踐中，部分詐騙團伙有專門的詐騙園區、電詐公司等，詐騙犯罪分子之間雖分工不同，如分為“引流手”“一線聊手”“殺豬手”等，但對業務流程均比較了解，詐騙場所也比較集中，各組之間集中管理、人員互相流動，該種類型的“吸粉引流”行為，因其與直接詐騙行為的聯系較為緊密穩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一般并無較大爭議。爭議較大的是“外包型吸粉引流”行為，即詐騙團伙為了降低成本、逃避打擊等，將“吸粉引流”行為從地域、人員等層面與上游直接詐騙行為隔離，上游電詐團伙通常僅與“吸粉引流”團伙的負責人通過線上單線聯系，并即時刪除聊天記錄等信息，“吸粉引流”團伙被查獲后，行為人與上游電詐團伙共謀等證據極難取得。對于此類案件，在證據搜集過程中，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尤其要注重電子證據的收集、恢復等，通過篩查聊天群、上下游之間傳輸的話術、電話號碼單、報酬確認單等，查找上游電詐團伙線索，同時結合被告人供述和辯解、證人證言、轉賬記錄等，明確“吸粉引流”行為人與上游犯罪聯系的緊密度和穩定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與上游電詐團伙之間形成較為穩定和配合關系，并不限于一一對應關系，有的“吸粉引流”團伙與兩個或多個上游電詐團伙存在長期穩定的配合關系，并分別受上游電詐團伙指揮，此種情況也應當認為其構成詐騙罪的共犯。實踐中，部分“吸粉引流”團伙犯罪持續時間長、涉及金額特別巨大，辦案中要著重調取被告人是否構成詐騙罪的證據，在無法取得詐騙罪證據時，再考慮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不能一律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定罪處罰。

（三）行為人是否具有直接的非法占有目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罪名，立法初衷是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行為進行兜底規制，彌補法律規定的空白地帶，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正常信息網絡環境的管理秩序。詐騙罪作為傳統罪名，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公私財產不受侵犯。從二罪名侵犯的客體分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社會危害性主要體現在對管理秩序的侵害，行為人雖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其目的是為了獲取對價性報酬，并不直接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之目的。詐騙罪的共犯則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需注意的是，是否從被害人的詐騙款項中獲得提成，是區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詐騙罪的一個判斷標準，但未獲得提成不足以否認行為人直接非法占有之目的，絕大多數“外包型吸粉引流”團隊均是根據引流人數獲得提成，其收入與后續詐騙所得并不掛鉤，但其提成數額一般明顯高于正常的“吸粉引流”行為，對該種行為還應當結合被告人的主觀明知情況、共謀情況等綜合認定罪名。

三

定罪量刑與社會危害性的匹配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詐騙罪在量刑方面相差較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作為輕罪名，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在對“吸粉引流”行為定性時，應當綜合考慮行為人對詐騙犯罪的主觀認知程度、參與深度、獲利程度等，準確考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一）綜合認定詐騙罪共犯的從輕、減輕處罰情節。在主從犯認定上，因“吸粉引流”團隊負責電信網絡詐騙的具體環節，團隊其他人員認定為從犯沒有爭議，但“吸粉引流”團隊的主要負責人是否認定為主犯，往往有較大爭議，一般可以根據主要負責人在整體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獲利數額等綜合判斷，對于犯罪中地位和作用認定有爭議的，可視情況認定為從犯，但在從輕、減輕處罰幅度上酌情掌握。

（二）詐騙罪共犯不應對詐騙的全部數額承擔退賠責任。電信網絡詐騙的主犯，原則上應當承擔共同退賠義務；從犯則應按照實際獲利數額追繳其違法所得，不應對詐騙的全部數額承擔退賠義務。從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考慮，“吸粉引流”團伙僅在電信網絡詐騙的一個鏈條上發揮作用，所獲利益一般與其所提供的幫助性服務行為掛鉤，絕大部分違法所得被主犯或幕后的首要分子攫取，因此，判決從犯承擔共同退賠義務有違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保護被害人利益的角度而言，承擔共同退賠義務可能降低從犯認罪認罰、主動退贓退賠的意愿，反而有損于被害人利益的保護。

綜上，對于該類犯罪，應當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綜合考慮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準確審查證據情況，正確定罪量刑，有力打擊、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